任屹立，王 东

（1.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新疆 石河子 832003；2.石河子大学 师范学院/兵团教育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一、文化润疆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2020 年9 月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文化润疆”纳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1]“文化润疆”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被提出，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文化润疆”聚焦“五个认同”中最深层次的认同，即文化认同。习近平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3]“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4]其次，“文化润疆”是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对于新疆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5]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有利于引导各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从“差异性”走向“共同性”。习近平强调，“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6]同时，“要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持续肃清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流毒。”[7]从思想文化层面引导各族群众正确认识本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巩固和加强意识形态阵地，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其三，“文化润疆”是依法治疆、团结稳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8]

文化润疆在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具有如此重要意义，那么文化润疆怎么润呢？探索文化润疆的实践路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将文化润疆落到实处，将文化认同入脑入心，教育极其关键，而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润疆”概念自身就蕴含着育人内涵，对其理论中育人内涵的深刻剖析与精准解读，有利于更好把握文化润疆的深刻内涵，有利于文化润疆工程的顺利实施。

二、润的内涵及外延

“文化润疆”的组成部分为“文化”和“润疆”，其中“润疆”的“润”其实就是方法论，指的就是实践，而这种实践不是生硬的，更不是强制性的。

“润”字，以其动词的含义，可以做如下几种解释：

1.同本义。《说文》中的润为水曰润下之义。《广雅》中的润，渍也。《易·系辞》中有“润之以风雨”。《论衡·雷虚》中有“雨润万物”。《礼记·聘义》中有“温润而泽”。例如：润一润喉咙；润下（雨水下以滋润万物）；润雨（受雨水滋润）；润改（滋润涵养）；润滋（滋润）。

2.修饰，使有光彩。

3.使得到好处，扶助。如《汉书》中“泽加百姓，功润诸侯”。

其中，“润”字本义中释义为“温润而泽”，最为贴近“文化润疆”中的“润”。唐代大诗人——诗圣杜甫的名作《春夜喜雨》中，就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佳句，将此佳句与“文化润疆”联系起来，就如同将中华优秀文化比之于“春雨”，温润而绵长的泽被新疆大地，滋润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另外，“润”字释义中的第三条，使得到好处。也可以视为“文化润疆”中以中华优秀文化使新疆各族人民受益。

正如“润物细无声”中的春雨滋润大地，“润”有我们视而能见春雨哗哗落下的显性视图，也有我们看不见的雨水于大地土壤中的缓慢渗透漫延的隐性过程，大地因此得到滋养，促使万物生长。这恰恰与教育的显性特征与隐性特征完美契合。

教育也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系统工程。对于任何一个人的教育，既有显性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更有隐匿于其中各种隐性教育。“文化润疆”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教育系统工程，它的教育功能外乎其表，隐乎其中。我们既可以将中华优秀文化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诸多方式显性地传播，也可以通过隐性教育的方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传递给新疆广大各族干部群众。

三、文化的育人作用

“文化润疆”中的“文化”，是指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其独特的精神标识。[9]事实证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始终是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中华文化始终是新疆各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泉。[10]

那么“文化”与“润疆”中的“润”，也就是实践路径——教育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文化”这个词的本身，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内涵，深入剖析其教育意义，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文化润疆”、更好地实践“文化润疆”。

（一）文化的界说及其与教育的关系

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1]其中，涉及到人格修养的“文”，及“化成天下”的“化”，都已经蕴含了教育的意义。

孔子和荀子都注意到了修养习得（即教育）、教化与“文”的密切联系。子路问孔子什么是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2]”孔子的意思是说，像臧武仲那样有智慧，像孟公绰那样不贪求，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有才艺，再用礼乐来增加他的文采，就可以算个完人了。这里的“文”其实就有了礼乐教化之意，其实质就是古代的教育。荀子在论述成礼的过程时也说到：“凡礼，始乎梲，成乎文，终乎梲校。”[13]这里谈人的习礼过程，开始只是疏陋的，逐渐地娴熟礼节，进退得宜，最后达到“喜乐”的境地。实际上都涉及了“文”之教育意义。

在古代，不仅“文”字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化”字的教育意义则更为显而易见。荀子的“化性起伪，涂之人能为禹。[14]”《学记》中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有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语句里的“化”都有教育、教化的意思。《老子》中“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的“化”就是教化迁善，引申为化育。

最早在《易·贲》中“文”与“化”二字一同出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干宝注：“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15]这里“文”释文明，“化”为教化。孔颖达疏：“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次教而化成天下也。”“文”指礼乐、法则或制度，“化”指教育化成。“文”与化联合起来，就有了“文化”的基本含义。“文化”二字合在一起最早出现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句话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先礼后兵”。句中的“文化”与“文德”相似，是指文治教化，并与“武力”相对。晋束皙在《补亡诗》中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也是此意。南宋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句话的意思是：用一个天理、神的理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俗；把文化敷向社会，以推广到广大的群众中去。这里的“文化”同样是指礼乐制度的文治和迁善的教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一词与“武功”相对应，是强硬、强制、暴力的对立面，它和“柔远”的“柔”字相联系，是用文化的软实力来泽被群众，这与“文化润疆”中的“润”字的温润而泽之义高度契合，所以说，“文化润疆”中的“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本就有教育、教化之义，而且是以柔性的实践路径实施，这与“润疆”中的方法论的“润”字也珠联璧合。

而与东方文明不同的是，西方文明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个词“paideia”非常接近今天的文化的概念了。它指培养儿童、使其成为发展的人，不断追求尽善尽美的人。[16]后来代表教育、教育学、教学法的pedagogic 一词正是源于此。这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化概念所代表的部分含义，是文化概念的雏形。古罗马时期对文化概念的主要贡献，正是从教育方面来看待文化。[17]西塞罗在《图斯库鲁姆谈话录》中提到了“cultura animi”，即“性灵培养”，当时已经出现了“culture”一词，该词本身来自拉丁语colere，原义是指开垦土地以收获农作物、树木和水果。

文艺复兴运动为“文化”的转义提供了契机，1420 年《牛津词典》第一次通过隐喻引申了“文化”一词，但当时是含混不清的，大约到了16 世纪，“文化”才真正转义——才智、举止的培养与锻炼，才引进到语言中来，开始摆脱“种植”等本义。直到17 世纪末，文化概念的第一个现代表述才开始出现，当时德国历史学家萨穆埃尔·普芬多夫在其《争议之典型》（1686）中，几次提到了后来成为kulturbegriff（文化观念）的界说，“每个人都可以借着文化去过真正属于人的生活。”这里的“文化”一词，据考证与古希腊的paideia 基本相符。可以说，过去了18 个世纪，“文化”的演变又回到paideia上来了。[18]

文化与教育在词源上的这一密切关系，也影响了后来的教育家和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儿》第一卷写道：“我们栽培（culture）植物，使它长成一定的样子，我们教育人，使他具有一定的才能。”[19]卢梭在此处已经明显地发现了culture 与教育具有相近的意义。1871 年，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文中给文化下了定义，一些人仍把文化看作教育的同义词，利普特1878 年编纂的《法语词典》就曾提到了“culture”作为“培养”和“教育”同义词的用法。[20]

由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文化”一词的流变，都与教育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在当今“文化”使用中仍然可见端倪，由此可见，不论东西方，人类在文化与教育之间的相通性方面有着巨大的相似性，文化一词中的教育意蕴是不言而明的，是超越种族和地域的。

（二）文化的显性及隐性特征

正如前文所述，文化润疆可以通过显性的方式，也可以通过隐性的方式，这与文化自身兼具显性与隐性特征相关，与教育的显性与隐性方式也相互契合。

有学者认为，文化传统大体可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即知识经验、价值体系、语言符号、思维方式。[21]教育活动过程中其实总是包含着这四个方面，同时，这四个方面也制约着教育活动。正如斯宾格勒所说：“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地制约着教育过程的进行和人们养育子女的方式。”[22]

由于这四个部分具有不同特性，并且在文化中处于不同地位，所以教育对其传递也以不同方式进行。其中的价值规范和思维方式部分，主要表现为隐性文化，而知识经验和语言符号则主要表现为显性文化。

文化传统中隐性模式和显性模式还可以从如下三种交叉对立的状态中得到体现：第一，是流动性与继承性的对立。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则表现出极强的历史继承性，而知识经验、语言符号从内容到形式都处于变动不居中，所以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动之中。前者如我们学校教育的内容、科技知识的快速更新等等，而后者如我们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等等。第二，还是多样性与单纯性的对立。知识经验、语言符号从历时性上看，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日趋丰富多彩的过程；从共时性上看，每一种模式可以同时包含多种子模式，而在任何一种子模式中，其外延又都可作无限的延伸。价值规范、思维方式则不然，它总是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的，这种一致性就是单纯性的表现。最后，是确定性与随意性的对立。知识经验、语言符号一般都以严密的或不严密的逻辑作为其内在的规定性；而价值规范、思维方式则较少这种逻辑性，它们是在一种测不准的非逻辑特性支配之下的。[23]

由于文化传统这四个组成部分的特性上的差别，教育对其所进行的传递和其对教育的控制都存在差异。[24]

在价值规范方面，中西方文化存在的明显差异。西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客观的自然与主观的人是二元对立的，人的独立自主和进取精神得到了强调，这种价值取向使得西方的教育总是处于变革与超越之中，在教育理论上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在教育实践是上，则是不断改革。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中，则始终谋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讲究天人合一。在教育上则反映为并不倡导受教育者的独立意志，而更加注意培养人的忠孝诚敬意识、群体意识等，这与西方教育提倡的突出自我为中心和个人意识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24]

人脑对各种信息进行比较、分析、抽象、综合和具体化、系统化等的方式即思维方式。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基本为和谐、中庸、合一。执两用中，用中为常道，中和则常行。这种思维方式对教育的直接影响是，培养的人少批判精神，而比较注重在彼此的“合”中求最佳的“中庸”效果，[25]这于社会的稳定有益，但对于思想的推陈出新不利。

价值规范和思维方式是文化传统构成的基础，它们隐于文化现象背后，是文化中最精深微妙之处，而与传递价值规范、思维方式等隐性文化相对应的，更多地是通过隐性教育（隐性课程、隐蔽课程、潜课程）的方式。因为价值规范和思维方式是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部分，在漫长传递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由“表层结构”转向“深层结构”。[26]有学者对隐性教育做了如下界定：将影响或决定“正式教育”内涵和特性所蕴含的价值、规范、态度内化于教育过程中，而使学生习得这些经验完成社会化的过程。[27]

隐性教育具有传播渠道多而广、播容量大、传播方式隐蔽这些特点，所以其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无所不在并非常贴合“文化润疆”中“润”字的润物细无声的特点。

与价值规范、思维方式的隐性特征相对应，知识经验、语言符号是外显的，它们“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28]

文化传统中的知识经验，是传统思维外化的结果或凝聚。人们学习、吸收了一种知识，也就潜在地、无意识地接受了一定的思维方式。人类的文化虽并不限于知识，但在今天知识依然是文化有机的和不可或缺的。由于知识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是一种人为的产品，它代表并把握并现实，因而它也就构成了教育的基础。[29]使得凡是置身于教育中的人，都从事知识的传递与获得活动。[30]

语言符号是文化传统传播和传承所必需的工具和条件，是文化的载体。[31]人类学家爱尔乌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一切文化都是学而得之的，在文化学习的过程中，人们所运用的各种交互传递的方法，通常都借助于语言。”[32]

在学校教育中传播知识经验、语言符号的主要方式是显性教育。显性教育中，教师是传播信息的发出者，传播是媒介教材，学生是传播受体。一般的传播过程是：始于教师，经于师生互动，终于学生。语言符号、知识只能学而得之，并且只有通过有组织的、有目的教育活动才能系统地掌握。

教育通过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等方式对文化进行传播。其意义表现为：首先，教育对文化的传播保存了文化并维持了文化生存。因为文化是个人从所属社会中得到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而不是单靠个人的创造获得，作为过去的遗产，它只能由公共或私人的教育加以继承。[3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教育也得到了保存，使得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其次，教育也促成了文化积淀，塑造了民族性格。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积累和传播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下来和传播的结果，教育对于文化的长久保存和传播，直接导致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凝聚。人们被文化熏陶、或作用于文化的过程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养成这一民族特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即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而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塑造出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最后，教育还可以促进文化增殖。教育在文化传递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复制文化。由于社会变革、受教育者不同的身心状况及教育者自身价值观的差异而赋予文化传统以新的意义；或因各文化要素的融合、重组、整合，使文化传统发生功能、性质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化要素，迸发出更新的文化火花。[34]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也是在不断增殖中的，通过教育，就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代代相传并不断推陈出新。

结论

对于新疆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中央始终高度关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二十字治疆方略，彰显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大意义。理解新时代治疆方略，不仅要理解其具体内容，更要理解其历史逻辑和内涵。“文化润疆”工程的顺利实施，是保障“五个认同”中最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的得以成功的关键。“文化”自身所蕴含的育人内涵，与“润”字这个实践路径所带有的教育内涵高度契合，这为深刻解读“文化润疆”提供了理论内核，更为顺利实施“文化润疆”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思想支撑，具有现实意义及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