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辛格，范铁明

（齐齐哈尔大学，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差异化文化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因。少数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有着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特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环境中受到影响、侵蚀和同化，逐渐表现出边缘化特点，民族服饰也面临失传的困境。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扬有了新的方向。针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数字化开发和设计，是保证民族服饰文化活力、扩大文化影响力、强化文化保护作用的主要手段。开展数字化技术创新是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必经之路。

1 锡伯族及其民族服饰

1.1 锡伯族的历史渊源

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民族，根据历史学家考证，锡伯族的祖先为鲜卑族，出自东胡，是我国北方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在大兴安岭地区繁衍生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鲜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较为频繁，同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联系。无论是南北朝时期还是唐宋时期，人文历史上的锡伯族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宋代，鲜卑的拓跋氏后裔室韦出现了分裂，5个室韦部落分化为九部。其中，蒙兀室韦北行至蒙古高原，与当地突厥语系部落进行融合，成为现代蒙古族；黄头室韦来到辽东地区，在女真族的统治下生存，从事农业生产，在与契丹族和女真族的融合过程中成为现代锡伯族。

截至目前，锡伯族共有人口约20万，主要分布于东北，也有部分人口在清朝时期迁徙至新疆，于新疆察布查尔县定居。

1.2 锡伯族服饰文化与形制

锡伯族有着十分典型的文化特色，其中，锡伯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力较大，是见证民族融合发展历史的“活化石”。

北魏时期，锡伯族服饰与北方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相似，是典型的左衽服饰，与中原汉族的右衽服饰不同。衣领方向的差别成为这一时期区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重要标志。南北朝后期，锡伯族受到汉族影响，服饰形制开始出现变化，大襟右衽成为这一时期和后来民族服饰的主要形制[1]。

2 锡伯族特色民族服饰类型

从目前流传下来的锡伯族服饰来看，锡伯族在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虽然接受了汉族服饰的一些习惯，但是上衣下裤的服装形制依然延续了下来。从类型上来看，锡伯族服饰主要可以分为袍服、上装、裙装、配饰等类型。

2.1 锡伯族袍服

袍服是御寒外装，主要为北方气候寒冷地区的少数民族提供保暖作用，在民族服饰中十分常见。锡伯族的袍服主要有长袍、旗袍以及齐木齐3种类型，长袍是最常见的袍服形制，老少皆宜，通常比较宽大，材料为棉麻土布，以朴素庄重为基本特色。旗袍是锡伯族女性服饰，采用大襟右衽，下摆位置左右开衩，整体形制与满族旗袍类似，袍身紧瘦，中腰下摆较为宽松。但与满族相比，锡伯族旗袍的配饰较为简单，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的旗袍形制也有细微差别。齐木齐是锡伯族特有的服饰，主要是老年服饰，右衽，宽大，主要用蓝色缎料制成，没有刺绣等装饰，简约朴素，风格稳重。

2.2 锡伯族上装

上装是锡伯族的内衬服装，主要穿着于袍服内侧或外侧。常见的上装可以分为库鲁木、短衫、坎肩等类型。

库鲁木是穿着于袍服外的对襟短褂，主要是在骑马时固定袍服，因此，也被称为马褂。库鲁木的形制为左右开裾、对襟立领。近现代以来，库鲁木的颜色更加丰富，在对襟周边加上了各种刺绣装饰。短衫是穿着于袍服内的贴身衣物，通常为白色，采用对襟圆领或对襟立领设计，分别与袍服和马甲进行搭配。短衫区分男女性别，其中，女性短衫只能在居室中穿着。坎肩在锡伯族中较为常见，主要形制为无袖的圆领中缝开叉衣装，通常采用花卉刺绣纹样进行点缀。在现代锡伯族服装中，坎肩出现的频率一般较高。

2.3 锡伯族裙装

锡伯族男性下装主要为裤装，女性下装主要为裙装，裙装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互中出现一些变化。锡伯族裙装主要分为连衣裙和套裙两种类型，其中，连衣裙主要流行于新疆地区，装束受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影响，多为多褶连衣裙，风格多样，色彩鲜艳。套裙主要源于传统袍服的变形，并结合了现代设计。上装采用大襟右衽或琵琶襟右衽，衣袖为合体接袖。下身裙摆分为H型直摆和A型凤尾两种样式。其中，前者是传统形制，后者是现代创新形制，主要应用于特殊场合，如婚礼等。

2.4 锡伯族配饰

配饰也是锡伯族服饰中的一抹亮色。常见的配饰有吉塔库、坤秋帽等。

吉塔库是锡伯族女性的典型头饰，实际上是绸缎编织的发箍，采用大红、大紫等鲜艳色调，点缀贝壳、金银制的花朵或宝石，下摆处采用银链或串珠垂吊在额头前面。通常情况下，锡伯族女性在结婚时要佩戴吉塔库；在一些大型节庆典礼中，吉塔库也是必不可少的配饰。

坤秋帽是老年女性佩戴的棉帽，主要用于秋冬季节御寒，通常为青色，与满族服饰相似。坤秋帽采用毛毡或呢绒支撑，呈圆形，周边镶嵌海豹毛等装饰，顶部为红色刺绣花朵，同时装饰上宽下窄的飘带[2]。

3 锡伯族民族服饰保护面临的困境

3.1 保护措施过于单一

锡伯族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锡伯族文化的了解也相对有限。目前，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配合当地文化部门的工作来完成。但是，相关保护制度起到的保护效力十分有限，未能真正带动文化传播和文化影响的内循环。同时，政府部门的保护能力不足，能投入文化保护事业的人很少，大部分民族服饰文化传承者仍停留在温饱线，无法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文化保护的使命。

3.2 技术投入不足

技术投入是现代文化保护的主要措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近年来的文化保护体系建设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主要归功于技术投入。采用数字化技术搭建文化数据库，保证了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效力。同时，“非物质文化进校园”等项目将非遗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为非遗传承提供了新的空间。

从民族服饰文化保护来看，国内的技术投入存在严重不足，尤其是分布地区相对集中的少数民族，真正能投入文化保护和文化开发的技术力量十分有限，部分文化保护手段停留在影像资料留存方面。例如，对锡伯族服饰文化的保护，只有部分文化学者或地方政府部门采集了少量生活服饰影像资料。技术缺失导致文化类型无法细化，各种文化形态散落于各个文化系统中，对锡伯族乃至全国的民族文化保护建设都十分不利。无论是文化现象的搜集还是文化传播，由于碎片化不成系统，极大地影响了文化发展活力。

4 锡伯族服饰数字化开发保护策略

4.1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一般思维

文化遗产数字化概念在我国已有较长的发展时间，文化学者王耀希[3]在《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中提出，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通过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展示、数字传播来搭建整体框架。其中，数字技术实现的文化现象转换、再现和复原，使原本静态的文化现象能共享、再生，实现对文化的保护和再利用。

经济全球化发展在带动社会快速进步的同时，也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陷入了发展困境，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服饰文化的保护、宣传和推广刻不容缓。结合以往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服饰文化在数字化保护开发中应抓住服饰本身的视觉价值，应用三维建模等手段，全面还原服饰文化。其中，网站开发、Web 3D、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都可以应用到民族服饰的数字化开发中，再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进行文化宣传推广，使民族服饰重新焕发生命力，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4]。

4.2 数字化技术下的服饰元素采集

元素采集是数字化开发的前提，民族服饰的数字化开发需要了解民族服饰文化和民族背景的专家学者参与数字化分析，结合数字化分析采集相关模块要求，对少数民族的服饰内容进行元素分解。数字化元素采集能有效地划分少数民族服饰类型特征，在数据库存储和检索中可以更加直接方便地完成基于特征的信息数据调取[5]。

在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过程中，可以依托数字化软件进行信息编辑，通过聘请专业的民族服饰专家，结合锡伯族服饰类型化特征，对服饰进行元素分类，实现模块化的存储。服饰数字化系统可以从服饰名称、对应的民族、检索主题等方面进行特征划分，同时以数字化编号的形式确定分类号，在此基础上，记录实物存储数据、数字化存储数据、信息存储的基本格式和数字化格式等，最终生成对应服饰信息的服饰元素单。在数字化服饰信息管理中，信息检索人员可以直接以某一个信息特征为检索关键词，由数据库系统进行元素单的内容遍历，完成对检索内容对应数字服饰信息的搜集呈现，进一步简化服饰信息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解决以往管理中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

4.3 锡伯族服饰数字化建模方案

相比于传统的二维图像或文字信息，三维数字化建模更加直观，所呈现的内容也更为全面，可以采用三维建模手段对锡伯族服饰进行虚拟数字化开发。

目前，可以应用于服饰信息建模处理的三维软件有多种，其中，较为典型的有optitex、DC以及CLO 3D等，不同软件系统有着不同的应用特征和使用价值，在综合比对多款软件的应用特征后，对锡伯族服饰进行数字化开发，选定韩国软件开发公司推出的CLO 3D软件参与数字化建模。该软件在数字化建模中的第一阶段为二维信息导入，通过在二维视窗中导入服饰制版信息或已经处理好的CAD信息等，做好基础信息处理，再通过三维视窗对相关信息进行不同角度的缝合，利用模型渲染，设置各个环节的面料物理属性，最终呈现建模结果。

为了体现真实性特征，建模处理需要采用人体模型进行服饰贴合。其中，需要利用平面样板的绘制来实现虚拟服饰缝合，使服饰信息能与人体模型相对应。完成人体模型的服饰信息处理后，通过设置面料物理属性、导入面料素材以及调节所有图案细节的位置等，完成三维建模[6]。

5 结语

锡伯族文化源远流长，其服饰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色彩。锡伯族文化保护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点环节，其中，数字化服饰文化信息开发和应用可以解决传统文化保护与管理面临的诸多问题，对提升文化传播能力、提高文化保护效率具有积极意义，锡伯族数字化保护开发值得其他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借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