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虎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中提出，绝大多数的文学文本，都可从道德的角度来进行解读。[1]《伤逝》和《心》作为经典文本，在过往研究中，研究者从伦理角度对《伤逝》和《心》的研究不少，但是将《心》和《伤逝》并置，共同考察他们类似的伦理困境则不多见。

伦理困境的诞生必然无法脱离现实而存在，鲁迅和夏目漱石都是以社会发展为己任的作家，他们对伦理困境的塑造，背后蕴含着对于整个社会意识的思考，是在批判利己思想的基础上，对于本国对外来思想的吸取和接受的反思。“现代”并非一个不辨自明的理念，统摄在所谓西方“进步”思想下的行为并非导向好的结果。这些反思在鲁迅和夏目漱石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互动交流愈加频繁和深入，相伴而来的是西方世界愈加强烈的文化输出。在这样的激烈文化碰撞中，鲁迅和夏目漱石在一个世纪以前对本土，外来关系的互动思考，对今天的我们不无启示。

一、由外而内：《伤逝》与《心》的伦理困境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几乎每个时代的道德哲学都有涉及，主体在与他人的对照中不断确立对于自我的价值和存在。主体价值的高扬必然伴随着对他者的压抑甚至是无视。最终造成的人与人伦理关系的紧张和对立。《伤逝》与《心》无疑同时表达了这种担忧。

在小说《伤逝》中，涓生对于子君的经验叙述，隐含着男性启蒙者对于子君的判断。在婚后，涓生对于子君不符合自己对于新女性想象的方面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抱怨子君没有以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觉得子君失去了勇气，“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涓生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剥夺了他者存在的合理性，并将自己从审视中撇开。而在涓生确认自己对子君无爱以后，面临的说与不说的困境，也同时是一种道德伦理的困境。说，为自身的意义将真实的重担抛给子君；不说，将虚伪的重担担在自己身上，这是自我为他者担负的利他行为。涓生选择了前者，这一选择暗含着道德危机。正如涓生在子君死后对于自己的反思。“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2]涓生从看到子君的怯弱，转向看到自身的卑怯。其作为启蒙者所拥有的崇高感被打破了。五四启蒙所标榜的对每个人个体价值的发扬，而子君的最终死亡却是对启蒙逻辑的一种嘲讽。标榜爱人救人的启蒙，却以死亡而告终。涓生以利己回应了伦理选择，小说从向外的批判转向了对内的精神拷问，陷入到了自我谴责的困境。

夏目漱石认为“伦理的才是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必须是伦理的”[3]，历来注重在作品中，对于伦理的述说。后期三部曲更是夏目漱石对伦理主题的深化，同样，《心》也构建了非常清晰的伦理困境的结构。

《心》中的先生在少年时代失去双亲，因叔父对自己的欺瞒和财产的占有，先生与之断绝关系，变卖家产，愤然离去。这是先生在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下对传统日本伦理的拒绝，并在此基础上，由叔父背叛带来的对人的不信任感扩散开来，“人是不可信赖的这一观点已无可救药地沁入骨髓”[4]。自我被迫害的无辜感带来的是对于普遍人性的批判，这种批判自然带有自我崇高的意味，以一种俯视的，将自身撇开的态度，将他者的龌龊置于眼前，却无意识地忽略了自我的阴暗面。先生之后在东京独自生活，出于道义之心，将处于困境中的朋友K拉来和自己同住，希望给予身处困境中的K帮助。这是先生自我对于他者的容纳和接受。但是当K同时表达出对于房东小姐的爱意以后——先生和K成了情敌，先生面临着伦理选择。当他者的存在威胁到自我时，先生的道义之心最终向利己心妥协，在K因自身情感的困惑，询问先生时，出于对小姐的占有，对K予以痛击，最终造成了K的自杀。

至此，小说的反思，从外部转向内部，先生同样从对于别人的审视转向先生对于自己的审视。最终发现一向对他者的伦理道德高要求的自己，也一样是利己战胜利他。对叔父的厌恶和离开故土，是先生通过个人主义叛逆传统家庭，以此构建了自身的主体性。但先生对K的所为，自我对他者的侵害，说明先生最终被利己主义同化。先生成为自己所厌恶的“他者”一类，自我崇高感的失落，“自我已经丧失了于他者对立的资格，因为自我本身即成为了应当被抵抗的对象。”[5]至此《心》与《伤逝》一样，构建起自身关于伦理的叙述结构，自我对他者的褫夺被突出来。

鲁迅和夏目漱石写作的时代都处于封建制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化，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都是被迫放下本国古老优越的历史传统，转而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与旧，传统与激进在不断的交织。而本文认为，在《伤逝》和《心》中所反映的类似的由外而内的自我审视以及作品中体现的对自我对于他者侵犯的反思。正是鲁迅和夏目漱石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不断前进的变革时代的反思。对于本土接受西方一次重新的审视，具有共通之处。

二、《伤逝》：审视启蒙神话

《伤逝》文本的复杂多义，在于对涓生作为叙事者所承受的作用的不同见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文本复杂的叙事声音。本文认为《伤逝》的叙事，是以涓生之口说出，但涓生作为叙事者的叙事声音并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有一个积极介入到隐蔽到再积极接入的过程。《伤逝》以忏悔开头，此时叙事声音积极的介入，经验视角与反思忏悔视角融合在一起。当涓生开始回忆与子君开始交往时，此时经验叙事占据主导，而其他的叙事声音则隐藏起来，在涓生与子君分手后，经验叙事再次与反思叙事结合起来，产生了强有力的忏悔的力量。在第二阶段，隐含作者有意隐藏起来，使涓生毫无保留地将自身原本在恋爱中的所思表现出来，如同病人对自身身体状况毫无保留的叙述。而这所有的经验表达，都在反思视角里由“医生”(隐含作者，读者)加以审视，最终产生了涤荡人心的忏悔力量。

《伤逝》中子君在涓生的影响下说出“我就是我自己的”的个人主义式的宣言。关于涓生的反映，小说里这样写道：“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仔细思索，这样的感想显得有些吊诡。一个女子关于个人命运的一通表达，何以让涓生“说不出的狂喜”，何以上升到“中国女性”的“辉煌的曙色”这种地步。这种将个体意义的无限夸大，以小见大的逻辑背后，将涓生内心中关于子君和爱情的看法和期待展现无疑。也就是说，对于涓生来说，子君绝不单单是一个男女爱情上的对象，同时还作为被启蒙者承载着启蒙者对其的期待和想象。子君的自我宣言使涓生作为启蒙者确认了自身主体的价值。而爱情也绝不单单是男女恋爱本身，爱情代表着涓生对于心中五四启蒙信念的实践，承载着一个男性启蒙者对于自身命运和社会理想的期待。其结果就是启蒙话语对现实爱情的空洞化和符号化。涓生以启蒙中描述的关于女性和爱情的种种理念取代了真实的现实生活逻辑。可以预见的是，涓生对子君及爱情生活的种种幻灭，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种由启蒙树立起来的种种观念的统摄下，涓生不断在爱情生活中发现令其幻灭的现实。子君身体的变胖，手的粗糙，怯弱，不懂体贴等。这种一地鸡毛，琐碎的现实生活与涓生心中那理想化，充分社会化的场景愈来愈远。而当这种现世爱情令涓生不断失望时，启蒙神话所创造出的种种理念，则在不断地召唤涓生脱离这个现实。而召唤的手段就是对于个体生存的强调。“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涓生通过将爱情和生存对置，而又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将生存突出来，那么出于生存需要对于爱情的否定，也就有了合法性。在自我对他者话语的剥夺下，极端个人主义具有了正当性。在此名目下，涓生和子君的分手指向的是什么？

“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这里典型地表现了黄子平在分析巴金的《家》时提出的“空洞的能指符号”所具有的强大的“神话治疗功能。”[6]由启蒙神话创造的关于未来的期待(新的生路，广厦高楼，洋场，公馆等)轻易地主导了涓生关于子君分手后的想象——“勇猛地觉悟了”“毫无怨色的神色”，将涓生从自身利己选择下，造成被启蒙者深受苦痛的罪恶感中逃遁出来。至此，统摄在进步的启蒙话语下的自我对他者的褫夺彻底完成。

在第二阶段涓生关于子君的经验回顾中，子君有意地处于失语的状态。涓生的一切叙述都变成了从自身的视角出发的一种话语暴力。而当与子君分手后，涓生以忏悔的心态回顾时，才道出了子君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涓生意识到了子君“她当时的勇气和无畏是因为爱”，是对于具体实在的人的坚实的感情。而子君离去时给涓生留下的吃食和铜钱，也象征着子君植根于现实大地，表现的是对于世俗生活价值的肯定。因此涓生对子君的排斥，又反映了启蒙话语对于日常生活，平民文化的精英式拒绝。这一矛盾在于，激昂的启蒙运动最终必然是对平凡日常生活的满足，而平庸的日常却又成了鄙薄的对象。这一逻辑同时复现在五四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拒绝上。[7]而涓生视自己为启蒙者，凭借启蒙理想使自我意识不断膨胀，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将他者审视，排斥他者的空间和价值。这种姿态与五四启蒙的核心刊物《新青年》的救世主及精神领袖的心态何其相似。[8]与此相对的，鲁迅却不断宣布自身对启蒙的犹疑(铁屋子隐喻)以及对所谓“启蒙导师”身份的鄙薄。[9]

社会批评与个人反思是交织的。《伤逝》这一文本中鲁迅对于普遍意义的启蒙话语的思考与鲁迅自身的生命体验不可分离。鲁迅曾在信中就提到自己思想对立冲突的两个方面——“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10]而后者是鲁迅早期“精神界战士”孤傲的个人主义姿态的进一步扩张，充满了对于“庸众”的厌恶和排斥。鲁迅藉《伤逝》对于个人主义的反思，将自身由阴郁心绪带来的激进的个人主义立场后退，可看作是驱逐自身“鬼气”的过程。而驱逐“鬼气”的依凭，便是鲁迅提到自己思想的另一种倾向人道主义，亦是子君身上所反映的“爱”，扩展开是一种对于普遍人类的大爱。有论者以为这种突出人道主义语境下的爱与传统儒家中的仁具有同构性，是属于“历史中间物”的知识分子心中集体无意识的仁与西方个人主义的调和。[11]类似的逻辑在《心》中也存在着，只不过鲁迅这里更多停留在无意识层面的倾向，在夏目漱石那里变成了一种有明确自觉意识的追求。

三、《心》：反思个人主义

日本在被西方国家被迫打开国门后，开始了阵痛的近代化历程。当时明治维新的改革者从西方世界汲取各种名目的思想对日本社会进行变革，日本社会开始了所谓的全盘西化的过程。而西方个人主义则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启蒙武器提出来。以“自我觉醒，个人至上”的口号对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仁义道德进行批判。

在这一过程中，盲目地对“先进”西方文化的崇尚令人担忧。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这篇文章中就提到了西方文明发展与日本文明发展区分为内发型和外发型。[12]西方国家是自身自然而然地发展到现代国家，而日本是被迫打开国门，将西方文明嫁接到自身上的。这种发展必然有盲目的，失去自身主体性的一面。人们吹鼓个人至上，但在日本社会上，更多的却是个人私欲的狂欢，忽略他人的自我的极端利己主义。

《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夏目漱石对于社会的再反思。小说中先生身上所展现的伦理困境，以及由于自我谴责而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最终自杀的命运，就是对于利己主义的一种反拨。有论者认为，《心》中反映的伦理冲突，是日本传统的儒教的忠孝仁义与注重他者，讲究人情的道德传统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13]先生在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传统的日式教育，青年时代才开始接受西方思想。如果说在先生和K的爱情交锋中先生的选择，意味着西方伦理体系对传统日本的战胜。那么，先生日后陷入到的痛苦的道德深渊，最终的自杀，则是对日本传统伦理的一种呼应。这两者的角力可看作夏目漱石对于现有个人主义的一种重新构建。

这种构建在《心》发表后三个月，夏目漱石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中表现得愈加清晰。夏目漱石演讲中提出了他对个人主义的思考：“第一，如果想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第二，如果想要使用自己所有的权利，就必须意识到与权利相伴而来的责任。”[14]由此看出，夏目漱石并不是否定了利己的合理性，而是针对日本国民对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普遍误读，即仅仅将个人主义理解为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进行否定。夏目漱石其后对“道义上的个人主义”进行推崇，所谓“道义”指向日本传统中强调的他者意识，要求主体对于他者存在的观照，对他者的道德担当。夏目漱石本身从小就深受汉学影响，从“道义上的个人主义”可以看出夏目漱石思想中，将日本传统伦理与西方个人主义相调和。要求在西方的思想大潮中，坚持保有日本的主体性。早在留英期间，夏目漱石就有了“自我本位”的思想，认为单纯的模仿西方是不行的，要考虑日本本身的特性。[15]进而从怀疑英国文学普遍性的角度出发，对西欧中心主义进行质疑，而“道义的个人主义”则是这一思想逻辑的顺延。至此，在另一个层次上，鲁迅和夏目漱石再次形成一种契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人思维的契合并不是偶然的。

鲁迅在《伤逝》中通过伦理的构造，反思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同时指向对高举西方理性主义的启蒙话语神化的审视；而夏目漱石通过《心》中伦理冲突的构造，对极端利己主义反拨，最终指向的是日本社会对于西方意识形态接受方式的忧虑。两人都是对所谓的进步的西方话语的反思，对在本国语境下对外来话语接受和运用的思索。无论是中国将启蒙话语赋予神话的力量然后对他者进行排斥，还是日本社会对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充满盲目的误读，都不是偶然的。这些现象正是由于近代中国与日本社会的相似性，即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从古老的封建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社会现实。西方国家如英国，是自然生长式的发展，其发展中的前后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各种思想阐发，具有很厚的社会现实根源。而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是以西方国家为目标，承担起拯救国家命运的任务，是极具目的意识的后进式的发展。如汪晖分析五四启蒙所说，中国对于外国思想和学说的接受，是缺少这些学说思想本身具有的思维传统和知识背景的，是异质文化直接嫁接到本土土壤的结果。[16]在此基础上对于种种思想盲目的误读，也就在所难免了。同时也因这种发展具有极强的目的性，由此而带来的发展中的浮躁和肤浅是理所当然的。进步的启蒙思想在西方理性主义的背后是强烈的非理性的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诞生了启蒙话语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神化。而鲁迅和夏目漱石就是对此种意识的反思。

有趣的是，无论是夏目漱石还是鲁迅，他们在调和冲动的过程中，传统的意识都在有意无意的发挥作用。正如鲁迅对自身的“中间物”角色的判断。人们更多强调两个时代的断裂和区别，但在更深的层次，传统依然延续着，对于这一代处于社会大转折的知识分子来说，新与旧的不断交织，无论他们表现出来的反传统的姿态多么激烈，传统的幽灵却依然在身边徘徊，或隐或现地影响着这代人对事物的接受和选择。

《心》中关于先生所经之事是在下篇《先生与遗书》以书信的形式进行述说的，这些叙事统摄在全本小说的叙述者“我”的视角下，先生自己要“抓裂自己的心脏”，希望“我”能诞生新的生命， 如果说先生的自杀指向的是绝望，那对“我”述说又将绝望引向了希望。《伤逝》结尾中涓生在忏悔和空虚中走向新的生路，却同时是对绝望和希望的否定，将意义体现于“走”这一行为本身。固然这是鲁迅和夏目漱石关于未来“生路”的思考。这其中希望与绝望的相互交织，使得痛苦具有更加深邃的动人的力量，这是那个大变革时代特有的财富，对当下面对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和交融的我们，有不尽的思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