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灵玢

(1.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433，上海；2.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基地，200433，上海)

“万里茶道”是指继“丝绸之路”后，存续于17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的又一条联通亚欧大陆的国际商路，主要贸易路线途经今天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国内省份，进入蒙古国后从恰克图抵达俄国，远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总长达13 000多公里，活跃时间近三个多世纪。①山西商人在这条道路上跋涉近万里，将生长于中国南方的“神奇树叶”运至国外，继古代丝绸之路之后，勾画出横贯中外又一条波澜壮阔的商贸之路，为全球贸易和国际交流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而地处鄂南的羊楼洞，自清咸丰间起，就成为这条边贸暨外销茶道的起始点和山西茶商输俄茶货最为重要的制茶基地之一。②目前学界关于中俄在恰克图的茶贸情形已基本廓清，而对“万里茶道”茶源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建武夷山、江西修水、湖南安化、湖北赤壁、湖北宜红茶区等地。相对而言，围绕作为茶路起点的羊楼洞，有几个问题仍有待解决：羊楼洞边贸茶的历史究竟肇始于何时？清中后期，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的晋商为何会选择鄂南羊楼洞，而非江西浮梁或湖南安化，作为他们新的茶叶收购和加工基地？晋商携巨资及先进制茶技术来到羊楼洞后，对当地土人及地方社会造成了何种影响？倘以全球视野观之，“万里茶道”的变迁与羊楼洞茶业兴衰背后有何历史动因？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予以回应，作一商路市镇之案例分析。

1 “万里茶道”的起点变迁

羊楼洞的种茶历史悠久，清代《蒲圻县志》载当地嘉庆时期贡生周顺倜所作《莼川竹枝词》就曾这样描述当年农家清明前采茶的情形：

三月春风剪嫩芽，村中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粱熟，枕畔呼郎起采茶。[1]

但是，在清道光之前，茶道的起点并非始于鄂南羊楼洞，山西客商此前大都是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购茶：

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排三百辆转运不绝，……清初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到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咨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2]

文中的下梅是福建武夷山区一个村子，当时曾是山西茶商在武夷山区的购茶制茶中心。山西茶商在清初曾习惯于在福建下梅购茶，通过控制“行东”及其相关茶厂按照自己的需要制造茶品。山西茶商较多转移到鄂南羊楼洞采购茶叶，是在五口通商之后。“福州通商后，西客(指山西茶商)生意遂衰，而下府、广、潮三帮继之而起”，[3]由于福州开放通商，英国开始在福州大量采购茶叶，山西商人在其传统采购基地福建武夷地区受到为英国人采购茶叶的沿海地区卖办商人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激烈到山西茶商在原来武夷地区的生意由盛转衰，于是于清道咸之际，部分山西茶商陆续转而到湖北羊楼洞茶区组织货源，并派专人监制茶叶。

山西茶商真正大批转到羊楼洞，则已经是在咸丰后期。这一时期，由于太平天国与清军在江南和福建北部茶产区的战争活动，闽茶产量锐减，价格猛增。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及各地起义筹措军饷，多设关卡，实行厘金制度，货物每值银百两抽取一两，晋商运茶须逢关遇卡纳税征厘，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成本负担，于是不得不另辟茶源。与福建相比，湖北到西北边境的路程要短很多，经过的战地和关卡也少得多，所以有更多晋商转而来到羊楼洞茶区开辟新的茶产基地。

为什么晋商当年没有选择已经培育得更加成熟的湖南安化和产茶历史更为悠久的江西浮梁作为茶产基地和茶路起始点，这是难解的历史之谜。江西浮梁一带，也许由于是清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反复拉锯争夺，更加动荡不安，是不宜选择的理由。而与湖南安化相比，鄂南羊楼洞则具有距汉口更近、水路更为便利的优势。由羊楼洞出发，小船水路或独轮车陆路30里即可抵达良港新店。由新店扬帆起航，从新溪河直下，纵穿60里黄盖湖，再由黄盖湖古战场赤壁附近进入长江，遇顺风一天一夜可达汉口。船行汉口，在山西茶商心目中的意义非同一般。汉口自清康熙年间开始繁华，到乾隆朝已为“天下四大名镇”之一。在汉口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八座石阶大码头旁每天都停泊着大小船只两千多艘，上下货物川流不息，通宵达旦，其中每年运出茶叶约80万担。在陆路交通仅靠畜力的时代，这种水路运输当具备无可比拟的便利和成本优势。

2 羊楼洞边贸茶业的肇始

晋商当年选择羊楼洞作为远销北方边疆及俄罗斯的大宗边贸茶货的茶产基地和茶路的起始地，还因为此前晋商与羊楼洞本地茶商早已有了成功的合作。据笔者考证，这种合作应始于清乾隆年间。

关于晋商与羊楼洞当地商人合作业茶的开始时间，过去因为有些文献没有被发掘使用，只有一些推测性的记述，例如晚清叶瑞廷所著《莼蒲随笔》所谓：“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于邑西乡芙蓉山，洞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据传闻而将洞茶开始时间推定在清康熙年间。相似的记述再如羊楼洞当地地方文献《雷氏宗谱·清庵公传》的记载：“盖羊楼洞本茶市也，自国初以来，晋人岁挟钜金来此采办。相高大之宅，托为居停主人焉。及秋，则计其收茶之值，以纳租金。盖二百余年矣。”[4]亦将洞茶开始时间估定在清朝初年。这些记载的错误，都在于源自不可靠的传闻和估推，而将羊楼洞边贸茶的开始时间定得过早。另外有些记述则定时过晚，如1934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调查认为：“羊楼洞种茶，相传始于清咸丰年间，当时有晋皖茶商，往湘购办茶叶，行经该地，觉该地环境，宜于种茶，于是遂授当地居民以茶叶栽培及制造之方法。随后晋商在羊楼洞设庄收茶制造，因之，茶地逐渐扩展，遍及数县。”[5]与之类似的还有学人戴啸洲的看法：“据地志所载，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方法，光绪初年红茶贸易极甚，经营茶庄者，年有七八十家，砖茶制造，亦于此时开始。”[6]这一类看法，凭借的是在羊楼洞茶业已经大兴之后人们依据近时记忆的追溯，其错误都在于将鼎盛时间误为起始的时间，失之过晚。

根据笔者踏访羊楼洞发掘出的羊楼洞业茶大姓《雷氏宗谱》的记载，应当将羊楼洞边贸茶的起始时间定在清乾隆初期，大约在乾隆八年(1743)。可以将《雷氏宗谱》的记载作为较为可信的依据，是因为羊楼洞最早和最深参与经营边贸茶业的当地商人族姓即为雷氏，这已是旧时人们之共识，用清末工部尚书贺寿慈的话说：“远来商无不主雷氏，行业之盛甲一乡”。[7]而据《雷氏宗谱》，雷氏家族经营茶叶的第一人，亦即羊楼洞当地茶业的开基者，当为清乾隆年间的雷兴传。

雷兴传，字中万，《宗谱》记载他生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卒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他幼时家中并不富裕。父亲雷应琼(字永文)家贫而向学，“酷爱诗书，家虽贫，勉开斋塾，延师课子侄，而雷氏书香自此一振”。[8]雷兴传是家中长子，他“自少英敏”，曾跟随当地著名塾师“紫溪翁受业，吾乡李蓼滩孝廉见其文，雅称许焉”。[9]虽然他“学识过人，惜数奇不偶”，[10]但没能考取任何科举功名，所以“年逾三十始捐举子业，而从事诗古，兼及货殖，遂以富称”。[11]所谓“从事诗古，兼及货殖”，正是当时弃儒经商的委婉说法。雷兴传弃儒经商的年龄30岁，即乾隆八年癸亥(1743)，而这一年，应该就是羊楼洞本地商人与晋商合作开始经营羊楼洞边贸茶，而最终导致雷兴传“遂以富称”的时间。

雷兴传的生意伙伴就是从山西远道而来从事外贸边贸的茶叶商人。据清同治《崇阳县志》载：“茶，龙泉出产茶味美，见《方舆要览》。今四山俱种，山民藉以为业。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叶入锅，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者贮用竹篓。稍粗者入甑蒸软，用稍细之叶洒面，压成茶砖，贮以竹箱，出西北口外卖之，名黑茶。”[12]志文所称“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最早应该就是指的山西客商与雷兴传的合作。外地商人须与本地商人合作业茶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局规定开办茶行需要有当地身份，还需要向政府当局纳税交钱。这在清代是向羊楼洞厘金专局缴纳行税，然后被允许招徕茶客落行收茶，加工精制。茶客即山西茶商，他们进入茶行开办茶庄，茶庄与茶行的关系，看起来是茶庄租用茶行的高大行屋，茶行向茶庄收取租行费用的关系，但是茶行并不收房租，而是收取“行佣”。所谓“行佣”，指茶行所获得的佣金。为什么不叫租金而叫佣金？是因为茶行是作为合伙人参与经营，所以他们并不向晋商收房租，而是按照茶庄产茶的数量抽取佣金。佣金的计算按照出茶的箱数，最早每箱抽纹银八钱到一两，后来因物价上涨，佣金略有增加。[13]双方进行合作大致的做法是：山西茶商在茶季的开始借雷兴传在羊楼洞的房屋、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在当地的人脉影响开办茶行，收购农民种植于边角“畸零之地”的茶叶并加工为成茶。一季之后，客商按照所收购制作的成茶数量比例提成现银“行佣”。然后山西客商上路，将成茶经船运车载马驼一路向西向北，经由中俄万里茶道，运至内外蒙古、新疆及俄罗斯销售，到第二年茶季晋商再次返回，与羊楼洞本地茶商重新开始新的一轮边贸茶收购、制作合作。

由于早前乾隆时期已经有过与雷兴传的合作经验和成功模式，后来道光及咸丰年间更多晋商转而来到羊楼洞并将羊楼洞作为其业茶基地，也就是轻车熟路了。其时雷兴传虽然已经过世，但他的几个儿子通过分家分别继承了雷兴传的事业。这方面较多见于族谱记载的，是其第四个儿子雷振祚。雷振祚，字东阳。“于兄弟中行四。幼辍读，佐祖考(案指雷兴传)理家，经营创造，家日以兴。”[14]对此，雷振祚的第五个儿子雷炳蔚在其亲撰的《东阳公显迹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述：

见生齿增，虑粟无余，越陌度阡，场圃桑麻之属，益思有以广之；见知识开，虑物欲蔽，家塾外傅，志学有道之士，亟思有以就之；见日用繁，虑经费纳，坐贸生理，向已大开其源，今犹株守其一，非计也！堂构栋宇之启，因思扩而充之。触境而思，不一而足，业已淬志励精，务底于成。乃年未及艾，而馆舍遽捐矣。尔日，长兄年二十七，次兄年十八，相率理贸。[15]

文中“坐贸”以及在羊楼洞地方文献中常可见到的“坐商”“坐贾”等等，就是前面所说的以行屋等生产资料与晋商合作，坐地取得一份商业利益，是当时相对于其生意伙伴晋商们南来北往“行商”经营方式的一种惯用说法。这种“坐贸”茶叶生意，在上一辈已经由雷兴传开创，而今雷振祚要扩大“坐贸”所必需的“堂构栋宇”，扩建行屋，广招客商，将由分家继承的这一份祖传生意做大。

雷振祚逝世后，最初继承家业的是其五个儿子中的长子雷允桢和次子雷炳文，之后由于雷允桢逝世，雷炳文一人业茶缺少帮手，于是让其弟雷炳蔚亦参与经营，他们同心协力，在父兄去世之后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在雷炳文辞世后，参与分家的财产已经发展到“远近田业五顷零，五家各受百亩，零石除作祀产；大小房屋八座半，五股寓七庄，座半分为住居。余赀无多，亦足敷用……”[16]即有高大房屋八座半，其中七座用于茶行行屋租给晋商经营茶业；另有五百多亩田地，每家分得一百亩，其余田亩作为公田供祭祀之用；除此之外，还有“足敷用”即充足的现银作为流动资金参与分家析产，这从总的规模看已相当可观。而雷兴传的其他儿子如雷观翘、雷班联等数支的茶贸事业，在与此同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雷观翘一支，经过其子雷竹轩、其孙雷绥成的经营，甚至成为羊楼洞巨擘首富。而其后见于族谱记载经营茶业的雷氏子孙另有数十人之多，其曾孙雷豫塽在传统坐商茶行的基础上，更利用中外通商缔约的时机，贷款扩充茶行，与代理英国商务的粤商合作，使其贸茶事业获得长足发展。既而又与同仁一道兴办货业和钱庄，将事业由羊楼洞周边拓展至武汉、荆沙、长沙、岳阳，每年茶市出入动辄上百万两白银，实现了当初开辟茶务的洞商们难以比肩的天文数字的经营量。正因为如此，前揭晚清清廷工部尚书贺寿慈对于当时雷氏业茶之盛才有“远来商无不主雷氏，行业之盛甲一乡”[17]的评价。

凭借着与晋商合作贸茶的契机，洞镇雷氏家族历经四代人努力，完成了由“家贫”向“行业之盛甲一乡”的转变。除却雷氏，当地饶氏、游氏、邱氏等大小家族也纷纷投身于边贸茶业及相关行业之中，他们个人命运与“万里茶道”的兴衰联系到了一起，羊楼洞也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不断涌入外来商人与手工业者，开启了由传统农业型社会向商业型社会的转变，其经济实力不断跃升，至民国初年，时人评价“蒲圻乡市，向分六镇，……而羊楼峒无与焉。今则峒市商业骎骎焉，驾各镇之上”。[18]

3 羊楼洞地方社会的变化

边贸茶的兴盛，为羊楼洞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该地的生产及生活方式。

3.1 茶地拓展

据载“当时仅羊楼洞一处茶庄多达70多家，年产红茶15万担(750万公斤)，较以前骤增了18倍。从武夷山匆匆忙忙地赶来的东路晋商(按指主要走长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输俄商路的山西茶商)，他们挟带着雄厚的资本、先进的种苗栽培技术和特殊的制茶工艺，更主要的是那种产多少、收多少的胃口，确实把当地人怔住了，只要有条件的地方纷纷弃粮植茶。以产销量推算，光绪之际临湘一县耕地的40%～50%均为茶园，连糊口的稻谷都降到了次要地位。”[19]在羊楼洞周边的蒲圻、通山、崇阳、咸宁也是这样，由于外来晋商极讲诚信，与羊楼洞当地茶商茶行合作，按质论价，收购茶叶，来者不拒。即使茶贩造假偶被发现，在本地茶行居间调停之后，茶庄一般也只是降级打折，仍旧收茶，现银兑账。所谓“头底不符，钱茶俱无”的例规，罕有兑现。他们的诚信和巨大的财力背景，极大地调动了茶农们的植茶积极性，促使茶叶种植快速发展，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往年仅植于“畸零之地”即山坡、田边、屋旁等不太适合种植庄稼的土地上的茶树不断拓展，形成“今四山俱种茶，山民藉以为业”[20]的局面。统计表明，自清乾隆年起到清末民初，羊楼洞周边数县都有一半以上的土地改为茶园。晋商常设的茶庄，有三玉川、聚盛川、天顺长、天一香(后更名“义兴”)、大德常、大川昌、长裕川、长盛川、宏元川、德原生、顺丰昌、兴隆茂、巨贞和、大合诚、德巨生、瑞兴、源远长等数十家。[21]“茶商每于茶季，在羊楼洞设庄收购茶户之毛茶。凡茶庄规模较大者，须用原料较多，往往在邻近市镇，设立分庄，以广采购。东自通山百余里，南自通城九十里，西自临湘八十里，北自咸宁百里，均有毛茶集中于羊楼洞制造。”[22]巨大的收茶量使洞镇面貌一新，“先是，羊楼地方茶客寥寥，生意淡薄。自咸丰戊午以来，圣泽诞敷，中外一体，准外洋各路通商，入境贸易，于是植茶之户日多，行茶之途日广。我境旗枪丰美，字号云屯”。[23]四乡茶农肩挑背扛，辐辏而来，将茶获送到这些茶庄及所设收购分点，再由收购点将毛茶集中到羊楼洞加工压砖后用独轮车运出，形成了以茶为中心的地方产业特征。

3.2 制茶技艺改良

山西商人带来了新的制茶技艺。最早的时候，羊楼洞生产的边贸茶被称为“帽盒茶”。将茶叶入热锅快炒杀青后置于木质揉床上踹揉使软，经反复炒晒，铡碎分筛，然后用篾篓踹装至七斤十二两，用棕麻篾封口后三篓相连，用杠杆反复加压。成茶矮圆柱形，恰似清代盛装帽子所用的帽盒。由于紧致的包装缩小了茶货的体积，可以经受车船长途上下搬运和骆驼队驼运颠簸，销售时亦便于计量。无异味的天然竹棕麻等包装材料有利于茶叶在长途运输过程中进一步自然风干，保持原味香气。[24]“帽盒茶运销于鞑靼喇嘛庙、万全等地，此茶据云为西帮茶商在清康熙以前所制，今已无人仿其制法矣”。[25]道光年间晋商带入羊楼洞的是木制压茶砖机，“砖茶机器其柱架及下压机，皆以极大栗木为之，模器多用枫木(如匣斗之类)，每副四百件，料费约需千五六百金。”[26]将蒸软的茶叶装入模具后置放在形成夹角的上下两长块压木和砧木之间，四人配合操作。在一个人像杂技演员般站在压木上向下踩跺时，另外两个人同时协助压木向茶砖模具下压。第四个人则负责用绳子和滑轮把压木拉起，准备第二次下压。[27]由于这种制作方法笨重且费力，废品率高，茶砖结构也不够紧实，咸丰年间再次进入羊楼洞茶区的晋商又引入了更为先进的螺旋式攀盘压榨机。这种压榨机借用了湖南捆牛皮工具的原理，俗称“牛皮架”，用人力推动螺旋，压茶成砖。由于成品率高，出砖率高，更为紧致，所以攀盘压榨机很快就取代杠杆式压茶砖机而成为羊楼洞地区制作茶砖的主要机械。[28]随着不断改进制茶的技艺，许多茶庄都引入了锅炉替代旧式蒸茶的蒸锅，燃料也由单纯燃烧木柴到引入热量更高的煤炭。

3.3 地方百业兴旺

相对原始的机械和繁琐的筛茶、拣茶、分拣、蒸制、装模、攀盘、取砖等等工序需要大量人力，于是周边数县及湘赣邻省的数万劳动力都被吸引到羊楼洞来。“除拣工临时来自附近各县外，余概属有系统之组合，即压制技士为湘赣两省人民，而包装工作为咸宁人所包办。”[29]四周各县乡民纷纷采煤、砍柴、打石、烧石灰为茶业服务，所谓“取本地之息者，或掘山以煤，或析木为薪，或裂石为砌、为坊、为柱础及铄而为灰”。[30]产业化茶业发展的需要又造就了许多行业和能工巧匠。“田里小民半习攻木，游艺四方。”[31]茶业需要所造就的建筑、木工等手艺工人，成为蒲圻、咸宁的人才特点，以至于乾隆《东湖县志》及后来同治《宜昌县志》、光绪《武昌县志》之中，都载有当地招徕和依赖蒲圻、咸宁匠人从事建筑及制器的记录。送茶出羊楼洞至水运码头，需要使用能够穿行于山间小道的独轮车，于是羊楼洞就有了大量本地独轮车夫，他们推车送茶，出力流汗，一个人就能养活一大家子。[32]茶业需要大量竹蔑制品，“岁需茶箱甚巨，其收篾自制者固多，来自柘坪及大小港者亦复不少”；簸盘“需用甚多，制造者，本洞篾行及峡山人”；茶庄需要大量网眼由粗到细各种规格的竹筛，“制造者亦以峡山人为多”，[33]于是在造箱筛竹簟之余，蒲圻及周边的篾匠和咸宁的竹制品也随之名闻湖广。制茶业需要大量拣茶女工负责拣去茶中杂质，于是成千上万妇女走出家门集中于工厂栈房，与男工们一起欢快劳作：“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34]这对于妇女走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有着无可置疑的进步意义。随着茶业的发展，各种辅助商业也辐辏于此，京广杂货，绸缎布匹，各业铺面数百家，将街道填满，高门大宅鳞次栉比，挑担推车人来人往，摩肩擦蹱，人称“小汉口”，所谓“今则峒市商业骎骎焉，驾各镇之上”。[35]

3.4 新市场开辟

随着边贸茶的进入，羊楼洞的茶叶市场也开始发生变化。除晋商之外，出口英国的红茶商人也进入了洞镇。据羊楼洞地方文献《游氏族谱·家敬铭先生传》所述：“先是，红茶庄赁吴地者居多。道光丙午岁，公王父单骑入吴，导客来羊楼洞。谓洞茶质秀而味厚，较他商埠尤佳。至今洞市为中外车马辐辏之名区，每岁所入不下数百万金，虽由公父创厥始，亦赖公继起力也。”[36]羊楼洞本地茶商游澄的祖父独自到下江吴地，主动引导红茶客商进入洞茶产区，打破了晋商一统的茶贸格局。其时红茶输英须经湖南湘潭翻越五岭抵达广东，旅途艰难。但羊楼洞地方茶商并没有放过这一难得的走出去自贸红茶的商机。游澄的祖父引导外埠红茶商人来到羊楼洞的时间“道光丙午”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而就在稍后的咸丰初年，羊楼洞茶商雷元善即南下广东，经营红茶。《雷氏宗谱·让溪公传》记录下雷元善这一段开辟历史：“当咸丰初元，欧舶东渐，廑及海疆，内地画域自封，无通商足迹。公于此慷慨兴远游志，兄弟合资，倡为红茶。业居者任采购制作，公任运输粤东，出售洋商，先后留粤六年，获利钜万。”雷元善自任行商开辟南下茶贸广东的行为，在当时已习惯于高大行屋坐贾形式的羊楼洞确属壮举，故民初时任湖北省实业厅长的谢石钦称赞他：“当闭关时代，挟赀航海，作万里游，可谓商人中有特识者矣！”[37]雷元善之后参与南下输英茶贸易而名见于文献的羊楼洞茶商，还有雷立南。他“决意贸茶为业，往来粤东，颇获蝇头。咸丰三年(1853)，公侨于粤日久，倡义捐赀，在粤重修湖北公所。武郡同仁以公首出，无不唯诺，数年落成，公自为序勒石。至今游粤东者，见遗碑无恙焉。”[38]雷立南贸茶的特点，是“尤以自运粤，通中外商起家”，[39]在红茶获利之后，雷立南长期商居于广州，成为贸粤鄂商首领，后逢太平天国战乱，于是“遍历上海、福建、湘潭诸市镇，以外贸为避乱计”。[40]亦是自咸丰间贸茶广东的先行者。除雷元善、雷立南，相继南下贸茶广东且名字见于文献记载的羊楼洞地方茶商，还有“裹重赀远贾于湖南、粤东之省，皆得当而归”[41]的雷光藻；“采办红茶，客游东粤，而所亿多中，获利甚厚”[42]的雷舒青；以及“岁集万金，服贾岭南，获大利归”[43]的饶维。根据文献记载，这份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对于羊楼洞地方而言，边贸茶在带来滚滚人流和无尽财富的同时，还造就了这样一批放眼外界勇于开辟的本地茶商，当是更重要的收获。

4 羊楼洞边贸茶的式微

由上述可知，清代由晋商引入羊楼洞的边贸茶业不仅为地方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深刻的改变。晋商以其惯有的坚忍不拔，深耕不辍，在其认知可达的范围不断引进新的方法、器械和工艺，默默开拓着以羊楼洞为中心的鄂南茶区；洞镇商人给予紧密配合，提供行屋和经营器具，减轻了客商不动产投入的负担。他们维护客商的安全和利益，即使经历战争，市镇丘墟，也咬紧牙关，实现恢复。洞商不满足于扩建行屋坐贾经营，借输英红茶商机而出为行商，主动扩大经营，亦取得不俗的业绩。大茶庄如义兴、聚义顺、宏源川等茶厂纷纷投入巨资置办机器改造工艺。但即便如此，作为边贸茶基地的羊楼洞茶业，还是在清朝末年走上了式微之路。

民国时期的茶业专家吴觉农等人惋惜中国茶业的由盛转衰，认为外销华茶的衰落源于华商对国际市场把握不够，政府又不予以支持，以至外销市场被印锡及日本茶业鲸吞蚕食，坐失商机，由是呼吁复兴华茶。[44]陶德臣认为中国砖茶生产的衰落以1917年为标志，主要原因在于砖茶外销以俄国为大宗，而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动荡，砖茶顿失俄国市场，俄商砖茶厂停产，华商砖茶厂也未得复兴。[45]这些观点以外因为主，另有论者从自身寻找其中奥秘，例如张之洞认为茶业式微原因，是“由于资本不足，重息借贷，更有全无资本，俟卖茶以偿借贷者。……洋商渐知其弊，于是买茶率多挑剔，故抑其价。茶商债期既迫，只求速销偿债，而成本之轻重，不能复计。一经亏折，相率倒闭。其资本充足者，势不能不随众贱售。茶务之坏，多由于此。”[46]而马建忠则认为：“外洋商务制胜之道，在于公司。凡有大兴作，大贸易，必纠集散股，厚其资本，设有亏累，则力足持久，不为外商牵掣。中国丝茶出口成本约值六千余万，类皆散商开设行栈。始则各就当地争先采办，乡民乘间抬价，而成本已昂。继则以争先拥挤，原本不得收转，则借庄款，贴拆息，而囤本更昂。终则洋商窥破此机，故延时日，不即出价，而庄款期迫息重，不得不自贬以求速售，于是又人人争先，而向价骤昂者一转而骤低矣。”[47]这些观点，从当时所见出发，看到了现象，但是市场设谋求利本即常态，所论并未切中关键。而一些国外茶叶专家，更将原因归咎于中国茶农对植茶重视不够，如乌克斯《茶叶全书》：“中国则不同，它由农民将茶叶栽种在崎岖零星的土地上，他们更注重的是其他农作物，对于茶叶的采摘大多漫不经意。”[48]将基于小农经济的华茶与印度和锡兰相较，指出印度和锡兰茶园的规模经济和机器制茶，生产出的茶叶价廉质高、更受国际市场欢迎。乌克斯对中国茶园及茶农的批评，前揭羊楼洞边贸茶极盛时期农民纷纷弃粮种茶的情况可证明并非完全事实，其更忽视了殖民地体制下印锡种植园对工人的超经济剥削，有美化殖民地经济的色彩。

羊楼洞边贸茶的式微，更应从全球视角加以考察。首先是华茶外贸市场的萎缩和单一化。印锡茶产地无疑距伦敦海运路程更近，加上印锡殖民劳动相较于半殖民地中国劳力成本更低，在此情况下，英国退出华茶市场，改以印锡殖民地作为新的茶源地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在华茶失却欧洲市场之际，俄商借机垄断汉口茶市，压低茶价，同时充分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经商特权，深入内地收购茶叶，打击从事边贸茶的晋商，在蒙古、新疆一带形成“俄茶倒灌”，侵夺华茶贸易利权。其次，全球交通技术的变革引起中俄茶贸路线的改变。输俄茶过去大多经陆路运茶至恰克图交易，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后，经地中海、黑海将茶叶运往敖德萨的海路的成本大为降低。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开通，输俄茶有了从汉口下长江经海路到大连的海陆联运便利，茶叶经中东铁路接西伯利亚铁路，更加低廉便捷。新茶路的开辟直接导致恰克图边贸市场的萧条，晋商开辟的无比艰难竭蹶、可歌可泣的万里陆上茶道终于式微，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起点的光环也逐渐退去，沦为驻汉口俄商的茶叶采购地。最后，还应看到政治军事力量对于贸易的致命打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俄茶叶贸易量一落千丈，俄商茶厂纷纷倒闭，羊楼洞茶产大量积压，茶农纷纷毁弃茶园。其间虽有一段时间中苏恢复贸易往来，但是俄国茶叶市场已被印锡茶叶大量侵占。至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入侵羊楼洞，大肆破坏该地行屋、茶厂等基础设施，羊楼洞的边贸茶业遂一蹶不振，一代国际商贸传奇渐入历史。

5 结论

羊楼洞业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魏晋时期，后在清道光年间兴起、咸丰年间转盛，五口通商后英商买办的竞争威胁和太平天国军兴是晋商迁入羊楼洞的主要动因，而鄂南羊楼洞距汉口较近、水路运输便利亦是当地优势。由于大批晋商战略性地转移至羊楼洞茶区，该地也开始成为中俄万里茶道的新起点和重要的边贸茶收购制作中心。其实早在乾隆八年(1743)，羊楼洞本地茶商就以“坐贸”形式开始与晋商合作，后凭借茶贸兴盛，羊楼洞本地人士纷纷投身于茶业及相关行业中，其中部分精英完成了由地方农户、士绅向工商业领袖的阶层跃迁和身份转变，羊楼洞地方社会也开启了由传统农业型社会向商业型社会的近代转型。边贸茶业深刻地改变了羊楼洞该地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由于晋商经商的诚信和财力，农户植茶积极性高涨，茶叶种植面积迅速增加；晋商先后引入了木制压茶砖机、螺旋式攀盘压榨机，促进了羊楼洞边贸茶业制茶技艺的改良；由于制茶业需要大量人力，大量外来劳动力涌入洞镇，带动百业兴旺，形成了以茶为中心的地方产业特征；羊楼洞本地茶商有胆识者不满足于坐地贸易，道光年间主动引导红茶客商进入洞茶产区，打破了晋商一统的茶贸格局，之后大批洞商又借输英红茶商机而出为行商，开辟市场、扩大经营，取得不俗的业绩。即便如此，作为边贸茶基地的羊楼洞茶业还是在清朝末年走上了式微之路。从全球贸易的视角观察，印锡殖民茶业的竞争导致英商转移采购基地，俄商趁机垄断华茶外销、侵夺华茶贸易利权；全球海上新茶路的开辟以及中东铁路开通，都使得万里陆上茶道重要性不断降低，华茶外销受制于俄商，以至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华茶陡然失去最大的外销市场；抗日战争时期，羊楼洞边贸茶业更是受到重大打击，难以重现往日繁盛。

新中国成立后，羊楼洞(后茶厂搬迁至赵李桥)茶产作为外贸和边销茶的主体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大批量地生产并销售到北方和西北地区。边民举起三根手指在茶砖上一划，就知道是羊楼洞的“川”字号砖茶。除了经济产业的恢复，羊楼洞边贸茶的文化价值也伴随着“万里茶道”申遗工作重新得到重视。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所作的演讲中指出“万里茶道”是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演讲，习主席再一次点明“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万里茶道”和羊楼洞边贸茶虽已不复昔日辉煌，但那些在羊楼洞和“万里茶道”沿途留下的丰富历史文化遗存，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推动着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注释：

① 目前学界关于“万里茶道”线路的时空分布研究较为深入细致：陶德臣认为中国外销茶路线分布众多，鸦片战争以前茶叶在南方从广州出口走海路运往欧洲，北方由汉口运销恰克图，部分由新疆出境，战后上海、福州、汉口、九江等六大茶埠崛起，单一茶道发展为多条茶路组成的运输网。参见：陶德臣.外销茶运输线路考略[J].中国农史,1994(2)。蒋太旭指出，“万里茶道”主线分为两条，一条由福建下梅出发，一条从湖南安化出发，汇集汉口再一路北上至恰克图。参见：蒋太旭.“中俄万里茶道”的前世今生[J].武汉文史资料,2015(1)。宋时磊、刘再起则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万里茶道”线路发生重大变迁，武夷山和恰克图地位下降，汉口贸易地位上升。参见：宋时磊，刘再起.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线路变迁考——以汉口为中心的考察[J].农业考古,2019(2)。李灵玢从全球史视角加以观照，认为早期全球化时期“万里茶道”以恰克图为中心多走陆路，全球殖民时期以汉口为枢纽实行水陆联运，全球分裂时期则以西伯利亚铁路为运输主线。参见：李灵玢.全球史视野下的中俄茶叶之路的变迁[N].光明日报(理论版):2021-12-6。

② 关于“万里茶道”茶源地的讨论，李志强指出恰克图的茶叶前期来自福建武夷，中期来自湖南安化，后期来自湖北崇阳、蒲圻、通城、湖南临湘等地，以羊楼洞、羊楼司为集散中心。参见：李志强.张垣晋商对俄贸易[J].山西文史资料，1996(2)。杜七红也认为湖南安化红茶和湖北羊楼洞砖茶在清代成为两湖茶业的大宗商品和支柱产业。参见：杜七红.清代两湖茶叶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6。关于羊楼洞茶业的研究，早在1980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就和赵李桥茶厂厂史编写组就对羊楼洞茶区、砖茶加工业和“川”字牌商标进行了调查和介绍。参见：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赵李桥茶厂厂史编写组.洞茶今昔[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定光平首先厘清了“羊楼洞茶区”的概念范畴，并对洞茶区制茶工业的发展做了梳理。参见：定光平.近代羊楼洞制茶业的特点及其影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严明清主编的《洞茶与中国茶叶之路》对洞茶的兴衰，以及羊楼洞、汉口和万里茶路的关联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参见：严明清，主编.洞茶与中国茶叶之路(全二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张帮晋则梳理了羊楼洞茶叶发展史、茶文化及其传播机制。参见：张帮晋.鄂南羊楼洞地区茶文化发展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