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启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方、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来自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别邀请人士5个方面共662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进入当家作主的时代。民革作为参会单位之一，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一

民革成立后，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参与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参与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和附件《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的讨论。经过充分讨论、反复协商，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和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等。民革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同时也是新政协参加单位之一。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至9月17日，先后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民革方面，李济深、何香凝、李德全、张文、李锡九、陈劭先、梅龚彬（因病未能出席，由吕集义代）参加了筹备会。

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为45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每个单位，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可推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可推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可以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此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在参加单位中，党派单位有中共、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等14个，代表总计142人。这其中，中共、民革、民盟三个党派单位的代表名额相同，均为18名——16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当时，中共党员人数约448.8万名，民革党员人数至1950年统计时才1600余人。中共党员人数比民革党员人数多得多，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名额数量却与民革代表名额数量相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展现了人民政协的包容、平等与民主，同时也反映了民革在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和地位，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参与者之一。

根据这个名额分配规定，7月份，民革提交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报送了18位参会人员情况（以下根据材料实际标注情况排序）：

李济深，63岁，民革主席；

宋庆龄（女），54岁，民革名誉主席；

何香凝（女），71岁，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柳亚子，63岁，民革中央监察委员；

李德全（女），54岁，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张 文，62岁，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李锡九，77岁，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北平分会筹备会主任委员；

陈劭先，63岁，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

朱蕴山，62岁，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梅龚彬，49岁，民革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处代主任秘书；

余心清，51岁，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王葆真，70岁，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刘积学，69岁，民革河南分会筹备会主任委员；

吴秀峰，52岁，民革美洲分会筹备委员；

陈汝棠，58岁，民革中央监察委员兼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赖亚力，39岁，民革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处副主任秘书；

吕集义，40岁，民革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处副主任秘书、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郑坤廉（女），40岁，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其中，吕集义、郑坤廉为候补代表。

这18位代表均担任着民革党内职务，他们中既有男性代表，也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代表；有年过70的长者，也有40岁前后的中青年；有自晚清以来就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也有大革命以来投身革命阵营的参加者和领导者，还有积极参与反独裁反内战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新政协在组织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民革的这份代表名单是新政协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的一個体现。

二

确定新政协代表人选是一项非常复杂而繁重的工作。对于每位参会的代表提名，新政协筹备会都会进行逐一审查，听取各方意见，反复磋商讨论。某一代表是否合适，筹备会经常要多次函电往返，再三斟酌。经过几个月的协商、酝酿，直至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一天，大会名单才得以最后确定。这期间，民革代表的名单也发生了些许变化。

在正式参会名单里，民革的18位代表分别是：李济深、何香凝（女）、柳亚子、李德全（女）、张文、李锡九、陈绍先、朱蕴山、梅龚彬、余心清、王葆真、杨杰、李任仁、刘积学、陈汝棠，赖亚力、吕集义、郑坤廉（女）。与7月份报送的名单略有不同的是，名单中的宋庆龄、吴秀峰改为了杨杰、李任仁（杨杰，60岁，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李任仁，63岁，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她对成立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组织表示赞成和支持，民革的全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是由她提议的。出于革命活动开展需要，她没有加入民革，但民革成立大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她为名誉主席。1949年1月，在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新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致电宋庆龄邀请其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但被宋婉言谢绝。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后，李济深又致函宋庆龄，请她北上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出席新政协。同时，中共中央委托邓颖超赶赴上海，向宋庆龄呈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邀请信。在几次交谈之后，宋庆龄终于“果断地、高兴地”表示同意北上。但根据邓颖超向中共中央的汇报，在以何种身份出席新政协的问题上，宋庆龄有自己的考虑。她希望以旁听身份列席会议，不想以任何团体的名义作为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当时，邓颖超还建议可否以妇联代表名义出席，宋表示了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回电表示，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宋来北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1948年8月28日下午，宋庆龄乘坐专列抵达北平。经过各方考虑，最终宋庆龄以特别邀请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还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大会确定代表是有重点的，同时又照顾到各个方面，所以有45个参加单位，但还是不够全面，所以设立了细分为大革命以来始终秉持正义立场的人士、从事科学研究与工业建设的人士、对人民革命事业怀有同情心的人士等9类的“特邀单位”，“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

吳秀峰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留法学生之一，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在巴黎加入国民党。他是一名资深的外交官，曾受聘于国际联盟秘书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参与了《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和联合国组织会议，成为筹建联合国的首批高层外交人员之一。1948年民革成立后，他与冯玉祥等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美洲分会”，担任该分会的筹备委员，从事反蒋爱国斗争。同年底，他前往日内瓦，出任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局领导委员会成员。1949年7月，李济深向吴秀峰发电，告知他被选为民革代表，请他即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但因国际劳工组织的公务繁忙，吴秀峰需要参加国事访问、筹备国际性的劳工会议、处理各项事务等，实在无法脱身，预计要到11月才能回到国内，只能错憾出席新政协、参加开国大典等历史性时刻。

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历史盛会，大会为各单位团体拍摄了合影照，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民革的参会代表也留下了一张宝贵的合影，成为民革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一段光辉历史的见证。

合影照片中的人员，有站有坐，分列三排。前排左起，依次为李锡九、何香凝、李济深、柳亚子、王葆真。中排左起：吕集义、陈汝棠、李德全、陈劭先、李任仁、梅龚彬；后排左起，依次为张文、郑坤廉、朱蕴山、余心清、刘积学、赖亚力。很明显，只有17位人员，少了一位代表——杨杰。

杨杰在会议召开前夕牺牲了。

杨杰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民革的创始人之一。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北伐战争中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杰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与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共同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推动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斗争。同时期，受李济深、冯玉祥委托，在西南开展民主运动，从事分化、国民党武装力量，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推进。民革成立时，杨杰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同时担任秘密军事小组成员，负责西南地区川康滇黔西南四省的组织和反蒋军事活动。在他的领导下，西南的策反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云南的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1949年6月，中共中央电邀杨杰赴京参加新政协。与此同时，杨杰也成为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的搜捕对象。

9月19日，就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杨杰由云南绕道香港赴北平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杨杰被害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极为震动。大会在召开前夕确定最终正式会议代表名单时，并没有删去杨杰的名字，而是用黑框圈起，特许列名缺席，成为代表名单上唯一加黑框的代表。在全体会议开幕当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临时动议，建议由会议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的家属致电吊唁。

（金绮寅，民革中央宣传部党史处干部/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