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极化”是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显现的一种独特政治现象，当代美国“政治极化”是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中表现最为全面和影响最为深远的。除传统意义上既有的政体因素影响外，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严峻、新兴媒介的扩散效应、特殊政治人物的出现、“黑天鹅”事件的突发等要素共同加剧了美国社会已有的两极分化现象。“政治极化”在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同时亦严重影响了其对外政策，这突出表现在对华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问题上。美国“政治极化”的产生兼有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作用，面对“政治极化”视阈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中国应正确把握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新特征、新趋势，积极应对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新变革。

[关键词]政治极化；外交政策；战略竞争；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4—0071—10

[作者简介]韩佶，男，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美关系、当代中国外交。

一、 美国“政治极化”的缘起与发轫

对“极化”和“政治极化”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厘清是探析美国政治极化问题和进行研究的首要议题。“极”的有关概念首先源起于自然科学领域，随着学科的交融和跨学科研究的深入，“极”的概念逐步扩展至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极化”，“政治极化”现象在二战后美欧诸国和平建设时期得到广泛重视并在当代美国社会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展现，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极”“极化”与“政治极化”

对“政治极化”进行概念界定，首先涉及对“极”和“极化”的理解。“极”意味着“最高”“顶端”“极度”等含义，“极”的概念在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极其广泛——在自然科学层面，“极”的概念广泛应用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在社会科学层面，“极”的使用畛域囊括逻辑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范畴。从国际关系意义上来说，“极”意味着权力在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分布状态，这种分布状态决定了某一历史时期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特征；就何种权力分布状态会使国际体系更加稳定而言，学者们就单极、两极和多极状态又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总结。［1］具体到本文研究主旨“政治极化”而论，“政治极化”即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政治取向、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更突出地表现在政党、选民、选区、地域、政策等诸多领域的极端对立态势。

“在某种程度上，极化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的自然功能。”［2］政治两极分化的情景在两党制国家中较为常见，政治学家一般将“政治极化”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精英阶层的极化，一种是大众阶层的极化，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实践的本质上，这两个阶层又呈天然对立状态。“政治两极分化，意味着不同政党的党派人士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偏好上存在巨大差异。”［3］引发一国政治极化的因素有多重，主要由“全球产业形式深度转型、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困境、公民价值观念发生变迁、政治传播发生重大变革、政治版图与选民阵营不断重组”［4］等综合因素共同导致。除此之外，一些“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的突发，如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偶发性恶化、突发性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特殊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出现等也会导致“政治极化”现象的产生。“虽然某种程度的责任被放在固有的心理过程上，但今天的极端两极分化不仅仅是人类自然活动的功能。相反，它反映了一个由政治金字塔顶端的人主导的失败的政治体系。”［5］

（二）西方政体的建立与“政治极化”的催生

“政治极化”现象并非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而相伴产生的，它的出现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伴随着与一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各种民主政体的建立而逐渐产生的。以16世纪尼德兰革命为肇始，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主要国家得以逐步扩展。根据一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相继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而论，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法国的半总统制，还是德国的二元君主制，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和自由精神指引下所建立的西方民主政体，这种民主政体的存在为“政治极化”现象提供精神和空间给养，使得“政治极化”现象在欧洲以及采取相似政治制度的其他国家并不鲜见。

“政治极化”现象在二战后逐渐引起人类重视：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民众对激进政治力量的选举支持使得政治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抬头；冷战结束后，随着欧洲政党制度改革和全球化背景下民粹主义政党兴起，反建制政党不断涌现并冲击着原有的政党选举制度，而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凸显、社会矛盾的激增则使得非传统政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选票和席位。［7］无论英国“脱欧”公投还是意大利极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其本质都是西方民主政体“政治极化”的深刻体现，而采取此种政体或者变式政体的世界各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阵痛——“从巴西、印度到波兰和土耳其，两极分化正在撕裂全世界民主国家的接缝……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8］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由此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极化”。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历史滥觞与现实演化

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极化”现象尤为严重。对欧洲来说，主要是关于移民和欧洲一体化的讨论；对美国来说，主要是有关民主、共和两党施政纲领以及选民民意的分歧和争论。［9］“政治极化”并非当代美国政治的“专利”。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一员，美国“政治极化”有着相较于西欧国家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西欧国家相比更不寻常。从历史角度分析，“政治极化”可以追溯至美国建国伊始。正是由于資产阶级民主政体背景下红、蓝阵营的存在，在历史上关键节点和重大历史转折中，如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等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时刻都引发了两个对立阵营为代表的不同族群之间的对抗和纷争。

“在美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破裂比现在严重得多。19世纪末，奴隶制的拥护者和废奴主义者之间、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城市制造业利益集团之间以及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产业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都展开了史诗般的斗争。”［10］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又跃升一个新台阶，至今已经持续六十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社会“政治极化”更为明显。而从本质上来看，美国两百多年的“政治极化”现象和由此而引发的严重暴力冲突是美国国内保守派力量和自由派力量之间斗争的结果。作为一个自建国以来就是典型的两党制国家来说，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争斗已经影响了美国两百多年，当代美国的两极分化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课题。［11］由联邦党人所缔造的美国现行政治制度是导致美国社会两极分化和产生破坏性后果的直接根源。

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表达一贯保守或一贯自由观点的美国人的总体比例从10%增加到21%。与过去相比，意识形态思维现在与党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结果，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重叠减少了。”［12］“政治极化”已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的“五大病症”之一，［13］2021年1月“国会山事件”的突发是美国两党（派）尖锐对立的深刻表现。［14］虽然“政治极化”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已经存续两百多年的民主制度，但美国政治中两极分化的“铁三角”——对立双方种族、意识形态以及宗教问题的紧密结合使得美国两极分化现象异常尖锐。［15］在经历20世纪中叶各方力量平衡和党派矛盾调和时期后，民主、共和两党的意识形态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所扩大。同19世纪70年代末国会重组以来的美国政治相比较，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而回溯美国两百余年的政治发展史，当代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却又并不反常。从“政治极化”对美国带来的挑战来看，阻碍了正常的政治决策过程，使政治精英对决策结果更加难以驾驭，因而必要的妥协則显得至关重要。［16］夏皮罗（Jesse M.Shapiro）等人于2020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更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速度远超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其可能性阐释或许在于眼下民主、共和两党与种族、宗教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要素的联系比以往更为紧密。［17］

二、当代美国“政治极化”日趋严峻的动因探析

“美国公众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外交政策、种族、隐私和国家安全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从党派之争到排他性党内初选，许多因素正在进一步分化。”［18］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社会在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和极化现象愈发严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以及红、蓝阵营之间的敌对也在不断扩大。除在少量领域，如对华战略竞争问题上两党态度高度一致外，在诸多领域已经达到“逢民（主）/共（和）必反”的态势。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有诸多根源，除资本主义政体所衍生出的选举制度、利益集团、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社会的平权运动、政党力量重组、选民选区变化等固有因素外，当前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新闻媒介的政治效应、特朗普主义的出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加激化了本已极化的美国政治。

（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持续激化

美国社会矛盾的激化是促使当代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分化的首要因素，其中最为凸显的是经济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当前美国经济自由度持续走低，2021年得分为74.8，在全球排名中位居第20位，其自由度总分下降了1.8。［19］对美国普通民众来说，受此影响，经济领域的困难集中表现在“工资增长缓慢、生活费用入不敷出、医疗费用飙升、自由市场的侵蚀和隐性成本的飙升、工作与生活之间难以平衡”［20］等五个主要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美国社会失业率攀升一直是经济领域的热点话题，2020年初至今，美国社会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除失业率外，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也极其不均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除表现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更表现在不同种族尤其是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据相关统计显示，“非裔美国人家庭拥有白人家庭的财富的一小部分，使他们在经济上更加不安全，经济流动的机会也少得多。”［21］

“虽然民调将经济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但这远非美国人唯一关注的问题。”［22］美国传统基金会对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做了归纳和总结，这些障碍包括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之争、医疗保健、移民问题、宗教自由、婚姻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政府收支、社会福利以及选举诚信等议题领域。［23］美国社会正在被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所“侵蚀”和“扼杀”，两极分化正不断削弱和侵蚀美国社会的政治纽带和经济命运。［24］同时，两极分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其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两极分化正在影响家庭、工作场所、学校、社区和宗教组织，并对社会的结构产生压力。”［25］总之，美国的“党派分歧使得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和不公正变得更加困难，这些问题和不公正首先为破坏性的分裂创造了温床。” ［26］

（二）新闻媒介的政治导向效应

新科学技术发明和新思维方式革命推动着人类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同时也推动着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涌现。［27］以互联网等新兴媒介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不仅为虚拟世界‘群体极化现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更为美国公众层面政治极化过程的加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8］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现代媒体在给公民提供浩如烟海般信息来源的同时，也给公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选择。“一些媒体的党派立场特性使其减少了妥协的可能性，而一些媒体虚构的不实消息则加剧了党派纷争。”［29］

由于不同的新闻来源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偏好，因而政治两极分化的风险将会加大。例如，在美国来说，民主党人倾向于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而共和党人更倾向于福克斯新闻（FOX）。［31］社交媒体在促使两极化和党派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独特算法模式使得社交媒体向特定受众推送大量支持其“观点”的信息和材料，加剧政治情感分化。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有证据表明，在过去五年中，媒体资源使用和信任方面的党派两极分化有所扩大。”［32］新闻媒体的“左”“右”之分使得两党人士不断强化固有观念，“社交媒体正在使糟糕的政治局势变得更糟，美国的两极分化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33］

（三）特朗普主义与特朗普现象

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几乎每届政府都会留下一笔带有明显个人“印迹”的政治遗产，特朗普政府也不例外。同门罗主义、威尔逊主义、里根主义、布什主义等政治哲学般执政理念相类似，特朗普团队亦给美国留下了特朗普主义。然而与以往各种“主义”所不同的是，尽管这一思想理论是以特朗普名字命名的，但它更多地蕴含着极具美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政治趋向，因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特朗普主义处于政治光谱的有利位置，并超越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34］“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特朗普主义是经济民粹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强军国主义的反建制融合。”［35］一些组织和机构一度将特朗普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等思潮相类比。［36］

特朗普团队的上台意味着美国共和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示人。［38］特朗普团队和特朗普主义的成功利用了反移民情绪、种族主义、阶级对峙、两极分化以及民众对既有自由价值体系的反对和对建制派集团精英的不满。［39］特朗普主义以及特朗普现象已经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每一处细胞，尽管美国主流社交媒体如推特、脸书、油管等对特朗普的激进言论进行限制，但特朗普仍然受到右翼团体的保护和支持；［40］而对共和党来说，其成功经验则是需要更多的特朗普主义。［41］虽然特朗普团队在2021年1月的大选中败北，但是特朗普主义及其影响依然存在并主导着共和党的新走向。

“极化在美国是一个预先存在的条件，远远早于特朗普主义。”［42］尽管美国社会撕裂早已有之，然而特朗普主义加剧了社会的裂痕，“特朗普在选举后发动的大规模选举舞弊事件加剧了目前的两极分化，使建设性的跨党派合作无法进行。” ［43］此外，特朗普时代以及没有特朗普的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分歧更大，党派反感比过去2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44］某种程度上，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成就了特朗普的政治理想；与此同时，特朗普团队的系列政治举措又巩固和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

（四）新冠肺炎疫情加深美国政治撕裂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与各种灾害和疾病作斗争的历史。无论东方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还是西方神权统治国家，数千年人类社会的兴衰演化历经无数场人与灾害的较量与博弈。这些种类繁多、破坏性强、波及面广的各种传染性疾病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重大伤害的同时，或延缓或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某些历史进程，一度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度重塑和重大转型，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致命缺陷。”［45］

“两极分化并不是美国生活中的一股新力量。日益两极分化不仅意味着国会在左右之间更加明显地分裂，这意味着人们的政治观点现在与对看似无关的问题的看法紧密相连。” ［46］就政治极化层面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种态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和防护上，世界主要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和必要的医护手段来遏制病毒的传播和流行，主要包括接种疫苗、佩戴口罩、避免人员聚集以及医学隔离观察等举措。然在两极分化的美国社会，持不同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的人则会对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的行政命令持不同政见，因而美国政府防疫举措的有效性不能完全实现：如在佩戴口罩问题上，是否使用口罩取决于政党纷争而不是疫情的严重程度或者宗教、种族、经济成本、地方政策以及其他因素。［47］政治极化同时也意味着一方认可佩戴口罩的效用时，另一方会本能地、不由地拒绝它们，对立的双方在妥协的中间道路上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48］

“皮尤调查发现，党派之争是人们对冠状病毒态度的最大驱动力——与地理、年龄、性别或种族的影响相形见绌。” ［49］新冠肺炎疫情“对公众健康和经济构成的威胁可能会使美国人转向更保守的政治立场。” ［50］当前在美国社会仍未得以有效遏制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不可避免的加剧美国的社会分歧和政治极化，这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和扩大了现有的社会贫富差距鸿沟，同时也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社交媒体影响社会舆论导向，进而影響党派路线以及拜登政府的战略谋划。除对经济福祉产生重大影响外，新冠肺炎疫情亦对公民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产生影响，这将导致更大的两极分化。［51］

三、“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为例

“美国处于几十年来所未见的政治两极分化状态。对这种现象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它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上。” ［52］“政治极化”现象在美国愈演愈烈，对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各界都产生不同程度影响。与此同时，两极分化的影响溢出了美国国界，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战略——美国国内严重的“政治极化”为美国政府“采取极端外交政策、将国内矛盾向国际转移创造了条件。” ［53］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则是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外溢”的全面展现，因而这一案例的选取将深刻、准确地阐释“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政治极化”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催生

“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合作、竞争、紧张、危机、冲突、战争等多种形态。” ［54］其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是上述诸多关系形态中一种较为普遍和广泛存在的情形。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 ［55］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则是更高层级的、具有战略意义上的竞争，“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 ［56］特朗普政府时期是中美关系从“战略竞合”到“战略竞争”转向的开始。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视角审视，中国崛起打破了东亚地区“基辛格秩序”，［57］引发地区力量失衡；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国际地区力量分化重组的时代大背景下，美国的关注重点聚焦“印太”地区；美国经济发展疲软、社会财富不均、暴力事件频发、民粹主义盛行尤其是政治撕裂严重、党派严重对立、政治极化加剧以及特朗普本人“不羁”“善变”的性格特质［58］等因素是推动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快速落地的直接推手。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其外交紧密关联。” ［59］2017年至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不断扩展和升级。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执政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转折的开始，但此时美国尚未将中国置于战略竞争的首要位置。《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成为美国的首要战略对手，这是对中国身份前所未有的新定位。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期，美国系列对华政策文件如《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中国的挑战要素》《更长的电报：朝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以及拜登政府执政初期首份国家安全文件《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以立法形式所呈现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则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质变和骤然升级。［60］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其范围并不局限于亚洲及其周边区域，［61］“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东亚和全球范围内针对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全面、全方位的大国战略竞争。” ［62］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涉及双边关系中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层面，囊括“从传统的军事和经济冲突领域到网络空间的竞争和新兴技术的发展。” ［63］

（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谋划和施展

就大国竞争而言，一般存在着两种性质和维度的竞争：一种是基于有序、非冲突性、良性的竞争，另一种是基于无序、冲突性、恶性的竞争，［64］双边关系上两种特质的竞争是同一时空内交替出现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总方针下，两国关系发展整体呈现平稳态势，然而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向开始，两国消极维度上恶性竞争逐步占据双边关系的绝对比重。

2019年4月，学者韩美妮（Melanie Hart）和马格萨曼（Kelly Magsamen）提出了对华战略谋划的限制、调动、竞争三条主要路径，其主旨包括“美国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以限制北京利用开放制度为中国谋取利益的能力”“美国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以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来应对全球挑战”“美国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以充分竞争” ［65］这三条战略谋划。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对华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学者所提出的对华政策“三分法”——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提出“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3C”政策——美国并没有与中国进行“冷战”，与此相反，在与中国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针对三类不同的问题美国将采取三种不同的政策策略，即美国“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合作，在应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在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合作与对抗可以并存。但挑战在于如何划定这些类别之间的界限。” ［66］

“鉴于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和日益增强的战略影响力，中国的行动现在直接影响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生活。” ［67］正是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持续心理焦虑，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方针，总体战略目标和战略谋划比特朗普政府更严厉、更深入。如在政治领域，尽管拜登政府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尚未正式出台，但从2021年3月《过渡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的内容以及国务卿布林肯有关外交政策讲话中都表明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在安全领域，责令有关部门成立“中国工作组”和“中国任务中心”，发布研究报告评估中国威胁，调整全球军力部署，深化“印太”战略四国机制建设，以多边主义方式打造全球反华同盟；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政策，在现阶段继承特朗普政府对华高关税的同时，成立“美国供应链中断工作组”着手重塑“供应链”，审议通过《无限边疆法案》和《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68］强化美国全球科技竞争力；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重提已经淡化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些事件均表明，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加强了。

前文提及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以立法形式将两党共识呈现出来，将中国列为美国在多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法案认定“中国是一个无法谈判的对手。” ［69］拜登政府执政至今，除在气候视频峰会等少量议题上略显中美合作外，两国竞争和对抗的领域却陡然增加［70］——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是有限的，现阶段仅限于气候问题、防止核扩散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等特定領域，而竞争和对抗的领域则涉及地缘安全、军事战略、经贸科技、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多维层面。拜登政府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方针并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有所区别。在2021年5月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拜登政府明确了“战略竞争是美国看待与中国关系的框架，美国将从实力上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71］

（三）影响与评估

“党派之争仍然是美国公众政治态度的分界线，远远超出年龄、种族和民族、性别、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或其他因素的差异。” ［72］美国“政治极化”的影响超出国家边界，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西方政党政治不断极化，让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至于不同力量的协商变成了非此即彼的恶斗……给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73］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制定正是受到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而产生的。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均呈现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然而在事关国家全局和重要的外交决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密切合作却表现得更为普遍，而两党合作和两党共识的形成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成功却至关重要。［74］对美国来说，“去极化是很难的……美国的两极分化形式特别严重。” ［75］“政治极化”使得美国两党在诸多对外政策上都曾出现对立情绪。相较于其他外交议题，两党在中国问题上分歧较小，因而较易达成共识，这就是上文述及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得以高票通过的深刻根源。

在“政治极化”背景下，鉴于民主、共和两党在中美关系具体走向上尚存在分歧，因而两党勠力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共同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尽管两党“都认为中国是战略对手，中美关系也不太可能为两党合作创造机会。” ［76］总之，“政治极化”给美国政治带来三重影响，首先，虽然民主、共和两党就中国威胁达成初步共识，但两党统一行动的基础依然脆弱；其次，两党对立加剧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增加两国潜在冲突的可能性；最后，一旦中美冲突由“应然”向“实然”转变，两党对立将使政府决策陷入瘫痪。［77］

四、余论

美国“政治极化”现象的产生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显著的现实动因，源起于美国精英阶层的“政治极化”正逐步地、分阶段地扩展至大众阶层。然而，从历史视角审视，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其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保守派和自由派，两党领袖依然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共识，两党的意识形态光谱存在交叉。［78］自2016年至今，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尤为凸显，期间又受经济疲软、发展失衡、社会撕裂、信息爆炸等要素影响而愈演愈烈。“政治极化”给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式民主带来诸多消极影响，一些组织和机构对此深表担忧并积极提出应对之策，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提出体制改革、司法行动、政治领导等若干种对抗“政治极化”的方法和补救措施，这些策略涵盖两派对话、媒体改革以及跨国行动。［79］

尽管学者习惯于将微观意义上的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即民主与共和的两党关系进行简单的“二分法”，即“要么合作、要么极化”，但在政治实践中，国会两大党派会根据利益需求结成“临时同盟”联合抵制或共同支持时任总统的内外政策。虽然传统观点认为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的两党合作已经消亡，但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两党依然存在广泛而密切的合作。［80］就中美关系而论，在国务卿布林肯采取对华政策“三分法”背景下，规避同美国的恶性竞争，实现对美“‘冲突、竞争与合作的中美关系新平衡” ［81］将具有重要的战略新意，此种“中美关系相处模式” ［82］势必重塑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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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