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广林

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区，闻名遐迩，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唐代，曲江便因芙蓉苑、乐游原、杏园和慈恩寺等名胜环绕，成为唐代京城长安著名的游览区，是文人骚客、朝野官民向往之地。

唐代以前，少陵原北边缘就有一个天然池沼，因其形状弯曲，故名之曰曲江。秦汉时在其南岸修建宜春苑时，曾对它加以开拓，并由其西侧引来地下泉水。但泉水水量毕竟有限，隋初兴建大兴城时，古代杰出建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宇文恺曾对曲江以南的地形作了详细的勘测，终于在少陵原上开凿了一条长约二十公里的黄渠，把义谷水引入曲江。

引水以后的曲江，周围六里可以泛舟。因为水中植芙蓉，故易名芙蓉池，宜春苑也因之易名为芙蓉苑。唐代对芙蓉池的建设更加重视，特别是到了玄宗开元年间，作了大规模的疏凿增修，并恢复了曲江的名称，使这个在唐初已基本形成的曲江游览区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叛军进入长安，曲江遭受到严重破坏，芙蓉苑以及曲江沿岸的宫殿亭台楼阁，多被烧毁。但“安史之乱”以后的几代皇帝对它又进行了修复，特别是在唐文宗时曾深挖曲江，使它基本恢复了旧日的水量。同时还在芙蓉苑的北垣新建了紫云楼、采霞亭，并鼓励诸司在曲江沿岸建造亭馆，使曲江游览胜地得到复苏。

芙蓉苑坐落在曲江南岸林木繁茂之区，北可俯览曲江碧水，南则遥依终南山。故李山甫《曲江》说“南山低对紫云楼，翠影红阴瑞气浮”。唐彦谦《曲江春望》有“十里宜春汉苑花”诗句，可见芙蓉苑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苑的周围筑有苑墙，即杜甫所说“城上春云覆苑墙”。苑内垂柳成荫，繁花覆地，宫殿亭台楼阁参差错落其间，景色绝佳。但它只是专供皇家游乐的禁苑，一般人是不准入内的。“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苑”，可见诗人李绅入芙蓉苑看花也是皇帝“诏许”的。尽管芙蓉苑不准一般人入内游览，但人们还是喜欢在苑外远眺它的景致，因而能够吸引众多的游人。

乐游原在曲江之北不远的梦平坊，在秦代属于宜春苑范围以内。至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春，在原上建立了乐游庙，并建为苑，苑因庙为名，称为乐游苑，成为汉长安城东南郊的一个游览场所。隋代虽没有在那里建苑，但还是京城士女的游乐区。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曾在原上建了灵感寺。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在灵感寺故基建立了观音寺，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改名为青龙寺，代宗大历到德宗贞元年间，名僧惠果曾在此传授佛教密宗，日本僧人空海来长安求学，师事惠果，回国后创东密派。由于乐游原处于“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年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官民登原游赏，络绎不绝。武则天长安年间，太平公主还在原上建了亭子。有不少诗人游览中曾即兴赋诗。刘得仁《乐游原春望》云“乐游原上望，望尽帝城春。始觉繁华地，应无不醉人。云开双阙丽，柳映九衢新。爱此频来往，多闲逐此身。”可见诗人游览时是何等赏心悦目。

杏园，据《咸宁县志》记载，位于慈恩寺南，相距有一坊之地。据此，它当在紧靠京城南垣、人口稀疏又临近曲江的通济坊内。杏园的规模，姚合《杏园》诗“江头数顷杏花开”，虽可能有些夸张，但其规模一定是相当可观的。每年早春杏花开放的时节，它成为游览曲江的人们必至之所。

慈恩寺位于曲江西北的晋昌坊内，系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因纪念其母长孙皇后所建。它是一座宏伟的寺院，玄奘法师由印度取经归来后，曾在此译经，因而成为佛教慈恩宗（又称法相宗或唯识宗）的发源地。寺内有著名的大雁塔，并植有大量的杏树，曹著等诗人曾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园花发”为题赋诗。

夹城虽不属于曲江游览区，但它的兴修是与游览曲江密切相关的。因曲江风景区在京城东南一隅，皇家游览经常要采取许多安全措施，造成诸多不便。唐玄宗于公元732年，从兴庆宫起，沿京城东垣内侧修了一条与东垣平行的城垣，两墙之间形成了一条宽约二十三米通向芙蓉苑的胡同，名之为夹城。在夹城通过城门处，则设置了通道，登上城楼通过。这样夹城就与外界完全隔绝。夹城南端进入芙蓉苑的地方，还开了个城门，名曰新开门。今三兆附近还有个新开门村，新开门故址当在此附近。

曲江游览区的兴衰可以说是与大唐帝国的盛衰息息相关。及至唐末，随着藩镇的相互厮杀，长安城屡遭破坏。那时的长安，正如诗人所说“岂知万顷繁华地，强半今为瓦砾堆”。曲江游览胜地也随之衰落下来。及至唐昭宗天铭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挟持昭宗迁都洛阳，继而唐末割据军阀韩建把长安城缩小，基本上只保留了皇城的范围，毁弃了外郭城，曲江被抛弃在东南郊外。曲江水量减小，建筑物几乎荡然无存，这个盛极一时的游览区，也就名存实亡了。

现今的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区，核心区总规划面积约51.5平方公里，全区常住人口约40万人，被评定为国家级生态区，全国首个区域性、多景点整体晋级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并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大唐曲江盛景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