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国晖

（1.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15；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唐代在贞观之治之后，经济社会繁荣，商品流通发达，也促进了唐代文化的发展。作为主要唐朝文化艺术代表的唐诗，涌现了一些描述经济社会的诗篇，有些还涉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流通等经济现象，其中对商品和货币描写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唐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卖炭翁》写于元和初年(唐宪宗年号，806-820)，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创作该诗时，白居易时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对当时唐朝宫廷对民间百姓的巧取豪夺深恶痛绝，在该诗开篇的注释“苦宫市也”中可以得到体现，也表达了白居易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有言：“盖宫市者，乃贞元末年最为病民之政”，《卖炭翁》揭露了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之后，逐渐衰落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日益腐朽的政治统治。

一千多年后面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鸿篇巨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辩证分析了商品的两个因素，认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是社会使用价值，它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另一方面，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因素既是矛盾的又同时统一在商品之中。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是劳动产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资本论》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我们同样也可以用它来分析唐代社会所发生的经济社会现象。本文将从《资本论》商品和货币视角，分析白居易所写的《卖炭翁》，更好地理解中时期唐代经济社会活动。

一、商品的生产过程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诗文开篇四句，交代了本诗的商品“木炭”的生产过程。根据考证，诗歌的主人翁“卖炭翁”，从事生产活动的地区“南山”，是位于距离长安南边、城外20 里的“终南山”。唐代王维有诗《终南山》，描述了南山复杂的自然条件，“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王维诗中“青霭入看无”、“阴晴众壑殊”，表明了南山地势高耸，沟壑众多，天气阴晴不定，也就是只有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才能生长出符合木炭烧制要求的木材，但是在此南山中劳作必定十分辛苦、危险。诗人通过描述卖炭翁的脸、头发、手指，突出了卖炭翁劳动的艰辛。卖炭翁的特殊劳动是“伐薪”和“烧炭”，最终生产出木炭这个产品。这两项最重要的生产木炭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凝聚着一般人类劳动。

从《资本论》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一个物可以只具备使用价值而不具备价值。比如遍布整个南山的树木，这个物不依赖于人类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天然具有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但是加上的卖炭翁的“伐薪”和“烧炭”这两个劳动之后，形成的新的使用价值，同时具有了价值了。

《资本论》也分析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个物可以具备使用价值，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如果老翁所生产的木炭只是供自己使用，那它就不成为商品，而仅仅是一个产品。马克思还断定，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卖炭翁烧制的木炭如果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包含再多的人类劳动也没有用，都不能形成价值并用于交换。如果老翁伐薪所选取的木材不符合要求、烧炭所采用的工艺不符合规范，未能生产出合格的木炭，那么他所生产的“木炭”就不能成为商品。所以卖炭翁在南山中这一特定的地区，砍伐符合要求木材，烧制合格的木炭，尽管满面尘灰烟火色，尽管两鬓苍苍十指黑，为的只是产出的木炭能成为符合人们使用需求的有用的物品。

二、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

在诗中，老翁所生产的木炭的使用价值，对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木炭如果用于取暖，其使用价值对于老翁和木炭的潜在购买者来说，都是一样的。从人类学会烧制木炭以来，其使用价值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人类不会去生产制造一件毫无使用价值的物品。汉代的卖炭翁、唐代的卖炭翁、宋代的卖炭翁，他们都通过各有目的的劳动生产了木炭，通过改变木材的天然属性，使其具备取暖的使用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是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卖炭翁的“伐薪”、“烧炭”等有目的的劳动，作为“取暖御寒”这一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一种有用的人类劳动，贯穿于各个历史朝代，直至今日；这种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得以生存的条件，这种劳动创造了让人类可以“取暖御寒”的生活资料；这种劳动和其他的人类有用劳动一样，是任何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三、商品的两个因素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四句，说明了卖炭翁所生产的产品，是他准备用于交换的商品。木炭这个商品是因为它拥有特殊的属性，能够满足人在“天寒”的情况下的取暖的需求，所以具有特定的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使物具备使用价值，虽然物品木炭的使用价值在历史上或者当今社会的有可能是多样的，但是在唐朝的生产力水平，其主要的使用价值是用于取暖，所以天气是否寒冷就成了决定木炭交换价值大小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和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为了能使木炭的交换价值得到提高，老翁希望天气能再冷一点，这样木炭就能卖个好价钱，尽管他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薄的衣衫。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所以老翁希望他的木炭能够换来“身上衣裳”和“口中食”，在诗中“炭”、“衣”、“食”都是本质上有差别的商品，是能够满足人不同方面需求的物品。但是，作为交换价值，“炭”、“衣”、“食”这些商品又只能有量的差别，所以老翁希望商品“炭”能够换更多的“钱”，进而购买到更多的商品能解决温饱问题的“衣”和“食”。在这里，从人类无差别劳动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量的“炭”应该是等于一定量的“衣”、“食”，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都耗费了人类的劳动力，凝结积累了人类劳动。

四、商品中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

我们从诗中，可以了解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炭”、“衣”、“食”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老翁所生产的“炭”具备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同时又凝结了一般人类劳动，具备交换价值。老翁为了生产出符合人们要求的木炭，他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个生产“炭”的活动的目的、过程、材料与“衣”和“食”是完全不一样的。“炭”、“衣”、“食”的生产活动因为各自的生产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的差异，而形成了使用价值截然不同的产品，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

在诗中，“炭”和“衣”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决定他们存在的劳动“烧炭”和“缝衣”，其过程和目的也是不同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如果这些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的劳动的产品，他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南山的老翁不会拿着他辛苦烧制的木炭，去换取北山的老翁的木炭，因为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炭”和“衣”的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这两种劳动产品就不能作为商品相互对立。

五、商品的运输

《资本论》中马克思告诉我们，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卖炭翁》的第九句至第十二句“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交代了卖炭翁把木炭从南山运到京城售卖的过程。老翁一直期盼的寒冷天气终于到来，在京城经历了一场大雪之后，他清晨驱赶着炭车，辗过满是冰雪的路面，艰辛的赶路，直到牛也困乏、人也饥饿，太阳也升的老高了，只能在市南门外满是泥泞的雪地中歇息一会。

老翁千辛万苦烧制出来的木炭，也不舍得自己使用，因为他需要通过木炭去交换其他的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老翁知道，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的木炭将是更多人的必需的生活资料。《资本论》举过一个例子：“但是我们这位织麻布者决不是到市场去送礼的。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证明，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卖炭翁坚信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到：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白居易诗中的“炭车”和“牛”，是卖炭翁极为重要生产工具，没有这个运输工具，木炭是无法从深山中转移到集市上进行交易的，自然也就无法使老翁获得其他的生活资料。所以，老翁选择在寒冷的清晨，冒着严寒，驱赶牛车进京城售卖，目的是为商品交易选择一个比较有利交易时间和交易地点。当然在此过程中，木炭成为了更加畅销的商品，它的价值也相应地增加了。从深山的树木，经过了老翁的劳动、运输，在天寒地冻的时点来到了京城，在老翁的心中，一切都是刚刚好，木炭将在这里完成它自身的华丽转身，等到购买它的主人。

六、商品的交换过程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此四句，讲述了当时唐朝的宫市制度。《资治通鉴》有载：德宗贞元十三年，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宫市设立的早期，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实现公平交易是有积极作用的，《全唐文》卷八十二有载：唐宣宗，其所市易，并须先给付价钱，如有妄配百姓，买物不给价钱，官吏等并准此同枉法赃例处分，仍令御史台切加察访。唐宣宗对当时的宫市的交易是有明确规定和要求的，要按照正常的价格跟百姓交易，不得“妄配百姓”、不得“不给价钱”；朝廷为了防止宫市上的强买强卖，还专门责令“御史台切加察访”，如有发现，按“枉法赃”处分。

唐朝的宫市制度在政策实施的初期，确实节约了国家的开支，也让百姓的各种商品获得比较好的销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宪宗时期，“宫市”开始由宫中的太监掌控。这些太监为了中饱私囊，无视宫市的交易规定，在市场上强买和掠夺百姓。当时宫中负责外出采购的太监的衣服为白色，而其余人员穿黄色的衣服，所以白居易称他们为“黄衣使者白衫儿”。

马克思认为：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的宫市上，宫廷和百姓可以各取所需，这就是：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商品占有者互相依赖，因为他们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马克思同时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关系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在诗中，宫廷对平常百姓劳动成果的掠夺和搜刮，对劳动人民的正常个人劳动所得、个人财富的巧取豪夺，深刻地体现了唐代在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腐朽和封建王朝的逐渐没落。

七、阶级的对立

《卖炭翁》结尾四句：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从《资本论》的商品和货币理论视角看来，此四句最为关键，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认为“取纱绫支付炭价，其为病民之虐政，不言可知也”。诗人无意中揭示了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关系，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公平买卖背后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透过商品的交易看到了封建王朝的生产关系，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激烈的社会冲突和阶级对立。

老翁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历经了披荆斩棘的伐薪、烟熏火燎的烧炭、饥寒交迫的运输，竟然遇到了宫市上的强买强卖。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万般无奈之下，老翁只能将自己千辛万苦的劳动成果卖给宫使，不管价格如何，因为他别无选择。宫使为了应付老翁，向牛头抛了“半匹红纱一丈绫”，作为购买千斤木炭的价钱，扬长而去，卖炭翁辛酸悲苦的凄惨命运跃然纸上。

根据《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在宫市上发生的宫使和卖炭翁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必然发生的。因为他们各自代表的不同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必然出现这种商品交换关系，从而形成特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南山的卖炭翁、北山的卖炭翁都逃脱不了被奴役和剥削的悲惨命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

八、货币的产生

白居易在诗中交代了老翁在被宫使征收了全车的木炭之后的所得，那就是“半匹红纱一丈绫”。有考证指出，宦官挂在牛头的那半匹红绡一丈绫，只值大约千斤炭十分之一的价钱，如此悬殊的不平等交易，反映了唐朝中晚期之后的政治昏暗和对劳动人民的严重剥削。在这里，站在《资本论》的视角，诗人为我们打开了深入了解唐代货币制度的一扇窗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货币的形成：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个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通过这个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唐代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流通制度，钱就是铜钱，帛则是绢、纱、绫、罗、绡等各类丝织物的总称，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商品货币和贵金属货币并行的多元货币流通制度。由于帛的原材料、生产过程相当考求，也适于保存、运输和分割，于是“帛”这个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交换形式，所有的商品都能跟“帛”这个商品进行交换。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独特的社会职能，这个商品就成为货币。在诗中所涉及的 “纱”和“绫”，都是货币商品，都是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与其他商品交换。帛之所以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他本身是也劳动产品，也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

按照正常的价值表现形式，“千斤炭”应该是等于“五匹红绡十丈绫”，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生产“千斤炭”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生产“五匹红绡十丈绫” 的必要劳动时间是一样的，“五匹红绡十丈绫”是“千斤炭”的等价形式，也就是说“千斤炭”的价格是“五匹红绡十丈绫”。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卖炭翁》诗中的老翁的千斤木炭，通过市场交换，改变完成了商品到货币的物质的转换，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千斤木炭仅卖得“半匹红纱一丈绫”。尽管没有完成等价交换，但最后在老翁手里的这“半匹红纱一丈绫”一方面代表了原来的千斤炭，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即将购买的“身上衣”、“口中食”，代表着老翁一家的生活资料，这将成为他们能否顺利过冬的仅有的生活资料。

读罢《卖炭翁》全诗，卖炭老翁孤立无助的窘迫境地、悲惨凄苦的人生际遇引人深思，腕叹息之情油然而生。诗人痛斥权贵飞扬跋扈的行为，对劳动人民真挚的同情怜悯之请让人肃然起敬，诗歌在当时就具备相当积极的社会价值，及时在今天也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虽然白居易已经身居高位，但当面对宫廷太监这种巧取豪夺、侵害百姓利益的行为时，他也无能为力。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诗人除了为卖炭老翁打抱不平，写诗抨击这种不合理现象之外，没有找到解决这种残酷剥削的阶级对立的有效方法，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没有办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洞察当时社会存在的社会矛盾和唐王朝行将倾覆的历史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