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波

诗歌的标准，什么诗是好诗，什么诗不是好诗，从古至今一直是个话题，先是有“诗无达诂”这样的把标准弱化了的言辞出世，继而一系列的讨论便无止无休地展开，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定论。但很诡秘的是不管有没有定论，人们还是多多少少能够在面对某些诗人与作品时求得一致的意见。举例说：人们不会说陶渊明、李白的诗不好，白居易是一个特别差的诗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谈论标准问题，有时候的确让人感到这是有点把人搞糊涂的事，因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李白和很多诗人的好，为什么就不能说其他的诗人不好？这一点我想过来想过去，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现在有个说法叫凭感觉。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一首诗的好坏与否的确只能是凭感觉的事。但事情好像又不能如此。譬如说我在网上看到一首诗，初读觉得不错，作者在结构方法、用词造句、意义确定等方面有些新意，于是觉得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但是等再读一次，用我长期阅读建立起来的经验，以及将之放在我认为的诗歌史框架内衡量，马上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看到它的不足，它在我这里并不足以当得起一首好诗的名。于是乎对最初阅读得来的评价给予了否定。那么，这样的阅读到底哪一种获得的评价是对的？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问题的确要看站在什么角度，以什么样的要求来评判一首诗。经常的情况是，对一首诗的评判，如果取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要求，得到的结论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诗人读者很喜欢，但业内人士，他的同行却评价很低。由此产生的对立，一时半会儿无法和解，也造成文学史叙述的困难。

上面说的话有些左右摇晃的意味。也没有解决什么是诗歌的标准这一问题。其实说到底，我在自己的写作中也没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像我这种写了几十年诗的人，从古代一路看过来，有些诗人，像陶潜、杜甫是自己最喜欢的诗人，莎士比亚则没有那么喜欢——因为他的古典欧洲式的表达方式。反而喜欢后来的一些地位没有他高的诗人，甚至极端时觉得像布鲁姆这样的批评家对其评价有过分嫌疑。但这些好恶都不是标准，而只能说是偏好。问题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偏好上选择自己认为好的诗人。如果要造一份表格调查一下，可能很难有统一的答案。虽然有些诗人得票要多一些，另一些诗人得票少一些。我不想认同的是，那些对某些大家都看好的诗人投了不喜欢的票的人就应该遭遇批评，说他们完全错了或者诗歌趣味有问题，也许人家也能说出一整套理由。这一点就像约翰·邓恩的遭遇，如果不是艾略特在二十世纪的大力推崇，这位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也许就会慢慢地从英语诗歌史中退出去。但正因为艾略特声称邓恩是自己的写作源头之一，马上好多人跟上去说他的确了不得。其实细究下来，这里的好多人不过是追随艾略特，他们的意见当不得真，说不定在他们心里仍然认为邓恩很一般呢。这又涉及诗歌评价其实存在着追随心理，很多人不过是被大人物的言论牵着走，他们没有反对意见，并不说明他们真的有见识。有时我被逆反心理左右，总想做出当大家都吹捧一个人时我就要做出表示不喜欢的举动。当然我能够说出自己的道理，并非单纯的胡搅蛮缠。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在阅读中求快乐的人，干吗非要听诗歌史家与权威的话？

但是，权威之所以是权威，不是白混出来的名头，肯定有比一般人更能忽悠的道行。譬如说“新批评”的权威布鲁克斯，他写《精致的瓮》一书，用细读的方法谈论叶芝、谈论艾略特，长篇大论，一点一滴，上下纵横，如果不存偏见，我们不得不说他确实读出了一般人读不出来的东西，哪怕有点过度阐释。问题是其他人为什么就过度阐释不了呢？这里面涉及标准的另一个问题，到底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一直认为之所以我们会发现诗歌的标准很难统一，问题之一还在于它其实建立的基础很难统一，即不同的人会为诗歌建立评价的不同平台，有的人建立的高，而有的人建立的平台在另一些人眼里几乎算不得平台。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平台将诗歌放在上面去称一称它有没有重量，这里，又涉及另外的更复杂的问题，即我们承不承认平台的存在。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把平台建高了，马上会遭到很多人反对，说你那样不对，是把某种个人的好恶用在了对别人的苛刻上，结果到头来不是你的标准成立了，是你成为被排除在建立标准权力之外的人。而且还不能抱怨自己碰到了审美趣味、文学要求低下的时代。如果那样，肯定是遭到更大规模的攻讦。所以说起来有时非常滑稽的现象会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明出现了能够称之为标准的标准，最后这一标准的命运是它必须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去求得更多的人的认同。搞到后来标准也就不成标准，众说纷纭的现象也由此产生。

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不想谈标准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呢？前些年有人想用量化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标准，说诗应该有道德要求，与正义、善、美站在同一边。这样的提议看起来有理有据，很有尊严，但明显暴露出幼稚的一面。因为如果以那么简单的要求来判别诗的话，历史上很多作品都不会合格，像白居易，尽管写了《卖炭翁》这样的对底层人民表达关怀的诗，但他的很多作品其实写的不过是日常琐事，譬如描写一座园子，记录自己从早到晚都干了啥事，甚至还写了与小妾嬉戏等等被看作很封建的作品，让人觉得真是很唠叨和琐碎。还有像邓南遮这样的诗人，但谁也否认不了他在意大利诗歌史上有自己的地位，一些诗也写得的确不错。更不要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庞德，他的诗反对犹太人，将他们称为高利贷者，但那些诗写得真的不错。所以，诗这种东西不能简单用“政治正确”来要求。再者，语言学的发展是它成立的要素，让它产生了对形式变化的要求。我们看到有些诗人更倾心于在这一点上做文章，写出了自己有些形式主义意味的诗篇，但这样就不成立了吗？不能这样认为。何况还存在不同时代趣味变化的问题，有时候一些生前名声显赫的诗人，死后没过多久就湮没无闻了。让人觉得诗的标准其实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改变着的，里面有些功利主义的味道，就是通常人们所说诗应该“有用”。 先不说诗其实是很务虚的存在，问题是在什么时代氛围内有用，或者还有前面说到的对哪些人有用。譬如说有些诗对年轻人有用，对老年人则一点作用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总之，说来说去，关于诗的标准的确是个问题。不说，也许还能管它什么标准不标准的； 一说，问题不是得到了澄清，而是更多了。我现在的态度是：主观。什么意思？就是以自己对诗歌的认识建立标准，只要是符合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美认知的角度建立起来的好诗的要求，我就觉得是好诗，反之则不是好诗。这样的认识，虽然看起来霸道，还有些不管不顾、蔑视众人的味道。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这里面存在着对自己诗歌视野的要求，即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到诗歌的内在的变化，同时还需要真正厘清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与人的审美要求的变化的关系。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仍然要求的是，我们必须有更为宏观的阅读视野，以及真正的对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认识，这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科技等诸多方面的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诗的认知并不是单纯对诗本身的认知，还应该扩展开来。只有我们真正了解了一个时代，甚至所有已过去的时代关于人类生活的奥秘以后（当然这是很高，而且奢侈的要求），才可能再回到诗的上面，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在左右着它的成立，或者说它最终为我们呈现了什么样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简单地说一下就完事了，而是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学习什么呢？大量地阅读当然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譬如学会不断地分析，从普遍的现象中寻找特殊性，等等。一句话，这是并不容易做好的事。但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这不免让我想到另外的问题：标准的建立，到了最后它会不会并非针对外部的东西，而是首先对自己的要求呢？即：当一个人自身对诗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他对诗的要求亦才能到达什么程度。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所谓标准，就首先成为对阅读能力的要求，其次才能再谈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