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赵晨雨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贡献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自该理念提出以来，传播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关键任务。基于当前国际局势和舆论现状，本研究认为我国提出的这一理念的国际传播还面临着缺乏关注、被空洞引用、刻意抹黑等挑战，需要从增强认同巩固态度、大局着手借势传播、讲好故事多元叙事、扩大节点立体传播、减少理念文化折扣等现实路径，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的舆论着力点，从而在新形势下更好实现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目标，找准讲好中国故事的突破口与立足点。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外传播 国际舆论

当前，世界纷争持续不断，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动发展更显重要而珍贵，这与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息息相关。但美国等主导的西方舆论语境中，不乏对这一理念的误读、误解、偏见甚至恶意抹黑、污名化。对这一理念的对外传播、阐释形成诸多挑战、阻碍。因此，聚焦世界主流报刊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体系的报道特征，明确其在对外传播中的现状与困境，探究该话语体系的未来传播战略显得至关重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题中之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境外舆论现状

在报道的内容选取方面，本研究通过LexisNexis全球新闻数据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等为文本关键词，搜索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期间境外主要报刊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报道，筛选出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报道共72篇，通过对境外主流报刊报道进行分析，了解境外新闻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特征，探究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以便更好地构建应对策略。

（一）报道趋势

从报道数量的年度变化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用多与国内重大时间节点相关。2017年我国领导人在日内瓦发表重要讲话后相关报道大量涌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促使各国团结协作抵抗病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更多关注。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疫情防控相对平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正负面报道也接踵而至。2021年末至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的召开吸引全球媒体的关注，北京冬奥会的举行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被联系起来。

（二）報道来源与情感态度

从报道媒体所属地来看，72篇报道共由11家境外媒体发布，尤以亚洲媒体居多，且均为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媒体，包括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等。这说明在地缘位置上最为接近的亚洲媒体更为关心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为其与中国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相对更能在同一语境下理解该理念。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也是报道的主要来源国家，这提醒传播主体在进行对外理念宣传时要重点关注国外舆论情况，及时掌握媒体报道风向并做出回应。

细分到报道情感与态度，在11家境外媒体中，媒体报道态度主要偏向中性的有6家，偏向负面的3家，偏向正向的2家。在全部72篇报道中，正面报道占比20.8%，中性报道占比44.5%，负面报道占比34.7%。这说明西方主导的舆论语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报道的态度倾向主要偏向无明显态度或负面态度，正面报道相对较少。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实践中应该对持有不同态度的境外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及时回应降低负面报道的影响，同时扩大正向媒体报道的宣传力度。

（三）报道体裁

为更加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报道的具体类型和涉及议题，本研究对72条报道进行了分类。结果发现，新闻类议题最为广泛，占比56.9%，具体写法通常为领导人或官员参加会议或政治活动时，相关发言被直接引用，因此大部分报道为中性或正面态度。评论类议题因为带有作者的主观感情，而西方媒体通常将中国坚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看作“对世界的征服战略”，因此情感态度多偏向负面。宣传类议题通常为其他国家出于友好的目的向本国民众宣传中国理念的报道，整体为正面态度，但总体仅占9.7%。

综合来看，境外主流报刊相关报道总体以新闻和评论为主，新闻多偏向正面和中性报道，评论多偏向负面态度。所以在进行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也要关注新闻媒体的评论态度。

（四）议题关联分析

为了探究报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他概念的关联，本研究采用语义分析软件WORDij对72篇报道进行网络语义分析。结果发现，在语义网络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总体报道中更多处于边缘地位，报道仍以中国、中国人、发展、全球、合作、国家、世界、人民为核心关键词。尽管新闻媒体在报道中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这一理念一般不作为核心报道出现，更多的是在论述中国的同时被提及。相比于关注这个具体理念，境外媒体更多关注宏观意义上的“中国”，对话语体系的使用仍然停留在单纯引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认可度和延伸度不足。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挑战与阻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同，但根据当前境外媒体的传播现状来看，西方主导下的舆论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与阻碍。

（一）西方媒体关注度较低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为缺少西方主导舆论语境中的媒体关注。根据上文，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报道中，这一概念往往并非是媒体的核心关键点，境外媒体关注度总体较低。有研究者统计了2011年至2020年推特平台上英文媒体账号发布的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591条推文，结果发现，外国媒体发布的推文仅有60条，占比10.2%，其余均由中国媒体发出，①从而印证了这一结论：部分境外媒体尚未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予以应有重视。

媒体关注度不足的根源是美国等主导的西方媒体刻意将这一被中国大力弘扬的理念置于边缘，刻意彰显和发挥其话语霸权，刻意阻碍中国的理念主张通过西方媒体传达给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然反映了全球人民的期待和愿景，但客观上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价值主张，因此西方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而降低对理念的关注度。

（二）正面阐释、深入报道不足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境外主流报刊的报道，主要以新闻为主，在新闻中的表现方式又以直接引用为主，较少有媒体对理念做出正面阐释。对于海外受众来说，这种表述方式使他们难以理解话语体系的深刻内涵，而仅能将其作为符号化概念进行接收。通过对德国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词语搭配分析，有学者发现德国新闻中“说”（redet、sagte）等词经常出现，这代表着德国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采用直接引语。②通过这些方式，西方媒体正选择性地回避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深入探究，并刻意将其塑造为抽象的宏观论断。

西方学界和媒体正在刻意忽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并通过专家背书淡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纳德格·罗兰声称，“命运共同体”无边界且定义不清，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听起来“太过空洞而没有意义”，因此不值得关注。③在西方学界和由资本控制的研究所的影响下，媒体也对此采取“忽视”态度，仅报道其概念或进行直接引用，不对其具体内容和相应做法进行阐释，使得国外受众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疏离感。

（三）西方的刻意污名化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部分西方媒体的污名化和误读。目前境外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国内意识形态和控制、國际社会中的中国威胁两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等理念被恶意歪曲为“中国控制世界”的“新霸权体系”。

根据分析，在72篇文章中负面报道占比36.1%，在评论类文章中负面报道占比高达87.5%，而这些负面说法多为主观抹黑或恶意表达，这在学术研究中也不难见到。日本研究员土屋贵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定性为一种“政治恩惠主义”，目的是换取别国对中国政权的支持。④种种污名化行为不仅是对话语体系本身进行抹黑，更是通过将这种污名辐射和扩散到污名客体的其他身份、特征或行为上来，最终实现对污名客体的多重否定。⑤当前国外学界、业界、媒体对该理念的抹黑已经关联到“一带一路”等相关领域，呈现出明显的污名交织趋势。这种辐射式的刻意抹黑不仅对话语体系的传播造成认同破坏，更严重的情况下，还将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表达和外交政策的实施造成一定冲击。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战略

基于以上挑战与阻碍，本研究从现实出发，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策略，为该理念国际传播提供战略性思考。

（一）增强认同：根据不同主体态度有针对性地输出中国话语

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媒体和受众都存在既有的立场态度和情感倾向，加强原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持有认可态度的主体态度，相较于扭转对中国具有固有偏见的主体态度更为有效。人们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而是来自人们既有的政治立场。因此我国要占领国际舆论高地，就要强化既有正面倾向的主体态度，并持续不断地传播中国话语，使态度不明的受众了解中国，更要通过多元有效的方法路径改变持负面态度的海外媒体和大众。

综上，我国在进行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时，首先可以将与中国友好往来的国家作为首要传播目标，通过传播正面积极的传播理念影响该国媒体和受众，继而以这些持正面态度的主体为出发点，形成影响周边国家的辐射圈。就中国的地缘情况和外交现状来看，亚洲文化圈国家相较英语系国家更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内涵，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区域也可以作为重点传播对象。

对于一直以来对中国持中性或负面态度的西方相关主体，我们更需要持续保持中国声音的对外传播，在国际上主动设置议题，由浅入深逐步改变被动应付的局面，主动融通中外思想资源中的新世界主义话语，由此才能在根本上增强我国际话语权，改变“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

（二）大局着手：借势影响力事件弘扬理念精神

在境外媒体报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往往以引用的单一理念出现，其内涵和延伸难以在新闻中展现，因此，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该努力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元素，与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相关联，借势宣传，多元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对外舆论着力点，不仅是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观念，也是对发展、文明、安全、人权、生态、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等各领域进行内涵延伸。因此，传播过程可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用开放自信的语态和生动可爱的方式，宣传中国主张、中国成就、中国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展现给世界一个坚决维护和平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大国形象，就是传递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2021年6月，十多头西双版纳的野生亚洲象北上迁徙，途中被摄像机捕捉到的一张集体卧倒睡觉的可爱形象引起世界关注。以往一直对中国持偏见态度的西方媒体，这次却积极报道了中国的动物保护、生态建设甚至是疫情防控工作的成效，令世界的目光关注到了中国成就。从象群迁徙到环境保护，外宣通过选择合适的议题、实际的行动、生动的讲述引导国际舆论，借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生态观表现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文明进步。

（三）讲好故事：具像化叙事与跨文化复调传播

话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首要着力点，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舆论着力点，就是要讲好“话语”，让海外受众听懂中国故事。在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方面，有两种主要策略。

一是采取具像化叙事策略，即将宏大叙事转变为微观的具体的故事进行讲述。相较于以往对外传播采用的对讲话精神、重大活动等进行转译的直接宣传，微观的真实性符号更贴近受众的认知，更能引起受众共鸣。建立话语体系，应该从受众的体验出发，选择接近性的议题和元素，采用受众最容易理解的概念、范畴、表述，以大化小，通过移情、通感唤起他们的联想和认同。

二是要进行复调传播。复调的产生需要给予作品中的每一个个体以充分的话语权，而不仅仅只听见作者的声音，意义在对话的过程中产生，对话是复调的核心。④对外传播就是中国向世界发言，引起各国的回应、对话、争论，从而在不断的互动中加深理解的过程。但是多人的发声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达到思想的共识，一味地追求一致性认同，最终也可能会形成“单声语篇”。因此，在进行传播时，应赋予话语体系多元解读的可能，给予他国受众充足的理解空间，才能避免在单维度话语体系下国外受众表现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疏离、拒斥甚至作出对抗式解读，从而在互动对话中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内涵。

（四）扩大节点：联合多元主體形成立体式传播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传播中向世界展示一个立体、真实、全面的中国是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必要前提，为此主流媒体也需要通过多元主体扩大我国对外传播的节点，构建多维立体的国际传播新格局。

中国国际形象有着丰富的内涵，当然也包括多元立体的地方特色。因此，在中央媒体负责主要话语传播的同时，深耕本地的地方媒体也可以根据当地民情、特色挖掘传播要素。各地要善于调动所在地的资源，聚焦地方特性，充分发掘地方特色，把更为鲜活的内容传播出去。

与此同时，从民间视角出发，以平等真实的姿态与世界对话，也有助于在国际舆论中更好展现中国形象。这需要民间多层主体的参与：一是广泛吸纳在我国的跨国公司和他国企业，通过品牌宣传带动对所在地和所属地的文化传播；二是以民间社会组织为沟通桥梁，通过活动、学术、贸易、援助、交流等民间往来，增加参与主体对中国的文化了解和认同；三是通过民间意见领袖和网友个体进行自主交流，包括通过民间网红、海内外自媒体、西方权威人士等展现中华文化之美、破除“中国威胁论”，也包括来自四海八方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交往的过程中传递最真实的国家印象。

（五）减少折扣：提升传播有效性，增进受众理解

国际传播也是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不同文化间高低语境的差异，尽可能将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理解的文化折扣降到最低。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表达的折扣现象主要来源于三个基本方面：传播文本编制时的因理解差异造成的损耗、渠道传播时的传输损耗以及用户解读时的认知加工损耗。⑦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国传播过程中，应该使用接近性的跨文化策略减少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理解的折扣。

传播主体在对话语体系进行加工时应该考虑受众对内容的理解难度和解释立场，避免采用强硬的传播语态。当前我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社交媒体应成为未来舆论引导的主要发力点。在将文化产品作为载体传播时，可以故事性叙事为主，以关联性场景调动受众感受跨越文化折扣，以人情味、生活感、趣味等情感因素关联受众，同时将话语体系植入其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

在传播过程中，话语的出海需要考虑信息如何通过有效渠道和载体传达至海外受众。传播主体应该详细了解每一种渠道的特点和用户画像，选择适合的渠道辅助传播，否则传播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在载体创新上，突破以往的文本图片、新闻视频，采用多元方式，如影视综艺、短视频、视频博客、合拍纪录片、国产游戏等更适合当今的媒介化手段更能突破传播壁垒。

解读部分是话语出海最为关键和难以把控的环节，内容的接收并不是终点，受众通过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促进个人行动，形成对中国积极而正面的认同才是最终目的。在此过程中，可以参照目标受众群体的用户特性，以典型任务、典型事件的示范引领，以接近性的文化元素或潮流时尚感染受众，从而促进社会认同的发生和强化。这需要前面步骤措施的扎实到位，也需要国家外宣在国际形势变化中不断调整策略，以更好把握舆论着力点。

周敏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晨雨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刘滢、蒲昳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社交媒体呈现——基于Twitter平台的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6期，第81-90页。

②许涌斌、高金萍：《德国媒体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语料库辅助的批评话语分析》，《德国研究》2020年第4期，第151-167+191页。

③Nadège Rolland，Examining Chinas“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POWER 3.0，https：//www.power3point0.org/2018/01/23/examining-chinascommunity-of-destiny/，2018-1-23.

④土屋貴裕.中国が推進する「一帯一路」構想の軍事·外交上の戦略的意図「：人類運命共同体」の構想と軍事的プレゼンスの拡大[J].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レポート，2018（119）：46-58.

⑤蔡文成：《西方学者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危害及其正确应对》，《理论探索》2021第3期，第55-62页。

⑥全燕：《从独白到复调：超越国家叙事的对外传播话语想象》，《社会科学》2020第7期，第160-167页。

⑦喻国明：《跨文化交流中的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关于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的传播学视角》，《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3期，第62-65页。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