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成

（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天津 300072）

科技与经济结合涉及科学与技术、科技与创新、科技与产业等多方面的关系。从欧洲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与创新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其背后原因在于科技与经济的互动、循环越来越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因素。当现代科学自西而来并被证明了其效用之后，中国人民便很快接受了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科技经济的互动结合就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而不断深化，在未来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亦将发挥重要作用。

1 百年科技经济结合发展历程

从太平天国建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几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近代科技发展及其思想演变主要受西方影响。总体而言，彼时的中国还处于小农经济时代，既没有近代科技、经济的理论渊源，更无实践支撑。虽然纺织、造纸、陶瓷等的商品化生产规模有所扩大，但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及近代科学发展，即便有也是处于萌芽或早期发育阶段。

为叙述方便，本文将建党百年来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历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并以主要领导人相关论述的要点为线索，梳理其发展脉络及特点。

1.1 第一阶段：取得政权及在计划经济时代发展科技事业阶段

这个阶段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时间。总体上来说，这个阶段的科技经济结合，在思想上处于准备阶段，在实践上处于夯实科学技术与产业发展基础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党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任务主要体现在服务抗战建国上。正如1940年徐特立作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在阐述研究院任务时所说的，“我们的科学应该替抗战建国服务。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专门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和技术的研究，其总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在物质上加强和扩大我们的抗战建国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及“一穷二白”的国内条件时，并没有忽视科学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提出并践行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1.1 毛泽东关于科技经济（结合）主要论述的要点。一是重视知识分子在发展科学技术中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

二是遵循“按任务带学科”的基本原则，从规划编制环节处理好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

三是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科技运动。在当时的阶段和条件下，群众性扫盲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民族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全民技术文化素养的提高。

四是强调发展先进生产力，技术革命使落后的生产力有一个飞跃式发展。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明确指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后来在1963年又提出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的论断。

五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这都是毛泽东所坚持的理念。他创造性地将世界上的知识分为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的知识。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此外，重申应用科学研究与基础科学研究二者不可偏废，科研部门既要保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的关键性技术过关，又不排斥一些探索性项目和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六是把科技成果转化及推广应用作为加强科学和生产结合的重要工作。为了加强科学和生产的联系，缩短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我国从1963年开始执行第二个科技规划起，在抓科学研究的同时，还注重抓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

七是用平衡和不平衡来说明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

八是从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角度来解读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涉及生产、管理与技术的结合。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

1.1.2 阶段特征。这个阶段以科技服务经济和国防建设为主要政策导向。新中国的科技和经济体系各自独立、处于分割发展状态，为了发挥科技的作用，在政策上主要是推动科技服务经济与国防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

具体有以下阶段特征：一是处于从“一穷二白”到建构基本科学技术体系的奠基阶段。科学技术作为国家教科文卫等事业发展的一个独立部分，主要由独立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负责；经济开始形成现代大生产的工商业体系，但企业的科技开发能力很弱；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科学技术体系与经济体系的设置处于分割状态。

二是在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系中，科学技术体现为事业发展，创新理念尚未提出。直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科技与经济关系的认知才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三是科技体制基本采用了苏联计划模式，科学技术组织机构为全民所有，按照条块设置。

四是通过政府行政力量建立了基本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体系。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科研机构仅有30多家；到1979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逐步恢复运行，各省市建立健全了由三级科研机构组成的地方科研体系，全国共有省、地（市）所属的独立科研机构3 495家，专业科研人员12.45万人。

1.2 第二阶段：科技经济结合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从1978年到2005年，以“依靠、面向”方针为主要政策导向，即通过改革开放等手段，大力推动落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

1.2.1 邓小平关于科技经济结合主要论述的要点。一是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强调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里得到的观点；后来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制定了“依靠、面向”方针。在会上，邓小平还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明确了科学技术对国防、工业、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

二是强调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科技经济结合的意义，所以改革是邓小平一直重视的内容。他说，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

三是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科技经济结合的重点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首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将依靠科技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四是强调解决好体制问题，为科技经济结合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大力推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并提出了促进科技经济结合的双管齐下的解决办法。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五是强调把高科技发展与科技经济结合统筹起来。邓小平是从军事威慑力、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等方面全方位看待高科技作用的，并前瞻性地认为21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因此，要学习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各种计划和政策，促进高科技发展，加强科技经济结合。

六是强调科技经济结合的关键是人才。邓小平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1.2.2 江泽民关于科技经济结合主要论述的要点。一是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明确将科技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科教兴国战略在江泽民科技经济结合思想中具有统领性。事实上，科教兴国就是以强大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力量来振兴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其实质必然是科教与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国家现代化的全面结合。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后来的科教兴国均演变为科教兴省、兴市、兴各行各业。

二是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上，强调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核心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江泽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三是把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江泽民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重视科技和教育，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四是强调深化科教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江泽民指出，深化科技与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使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投入的主体。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要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解决科技和教育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问题。

五是政策上强调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成为主要导向。江泽民提出：“积极推进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有效的保障和激励机制。”

六是确立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科技经济结合新方向。在1999年8月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这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次大会上，“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被确立为中国科技跨世纪的战略目标。

1.2.3 阶段特征。这个阶段具有以下总体特征：一是科技和经济分属不同部门的特征仍未根本改变，科学技术的定位仍然只是依靠的对象，科教是兴国的一种路径。二是在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系中，虽然创新等新理念开始确立，但是科学技术与创新仍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三是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成为着力点。例如：实施双放政策（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改革科研事业费拨款制度、建立技术市场、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转制等；正式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四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新理念逐步确立。

1.3 第三阶段：科技经济结合进入全面深度融合阶段

从2006年至今，我国以“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为主要政策导向，相继制定了创新型国家、世界科技强国等建设目标，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与经济建设不再是分离的两大部门，而是逐步融为一体。这个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实践发展还是理论发展，科技经济融合都进入了快车道，无论是高度、广度还是深度都进入一个新的层面。

1.3.1 胡锦涛关于科技经济结合主要论述的要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经济社会新的发展要求，总结创造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及创新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新目标，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二是强调通过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胡锦涛指出：“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我国应对未来挑战的重大选择，是统领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主线，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三是强调科技全面引领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既要服务经济发展也要服务社会进步。

四是强调发挥技术创新体系的作用，加速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五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治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2010年，胡锦涛进一步指出，要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促进科技与经济更紧密结合……促进科技支撑和产业振兴、企业创新相结合。

1.3.2 习近平关于科技经济结合主要论述的要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经济融合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战略、新要求，标志着科技经济进入了深度融合的新境界。

一是强调要把科技经济深度融合作为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环节。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科技在国家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明确提出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等一系列新要求。

二是强调要发挥战略科技力量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度融合中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三是强调要把科技经济深度融合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他强调，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四是把握创新环节的内在联系，提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的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现在的创新并不一定是个别领域的单军深入和单点突破，形成创新链条也极具价值，须强化创新体系的系统化能力建设。

五是强调要把科技经济融合作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高科技创新效率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科研和经济始终是“两张皮”，科技创新效率就很难有一个大的提高。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六是强调要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科研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七是强调注重全面创新和产业化创新。创新要实，就是要推动全面创新，更多地依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功告成了，而是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着力突破共性关键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打造产学研结合、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协同的良好创新格局。

八是高度重视人才，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最优先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千秋基业，人才为先；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1.3.3 阶段特征。这个阶段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与战略谋划，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真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之一。从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到党的十八大正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2016年确立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最后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的战略目标，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力量。二是在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关系中，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且科学技术、创新与经济不再是分离的两大部分，科学技术、创新作为经济的内在过程而存在。三是更加注重解决科技经济融合的深层次问题，把深化全面创新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关键环节。四是更加重视科技经济融合的系统性，强调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和体系化能力，强化产业链创新链的配套融合、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以及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创新等。五是更加强调政策的配套性、协调性。六是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把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等人才因素作为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

尽管如此，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融合并不是一蹴而就、自然而然发生的。毕竟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融合，特别是创新，是一个链条长且极其复杂的过程，需要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社会大众的合作，需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服务机构等不同主体的协同，需要由知识、技术、资本、数据、人力等创新要素联动的知识转移转化和应用。因此，包括成果转移转化在内的科技经济融合，是一个永恒的制度创新命题，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2 经验与启示

2.1 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结合

科技经济结合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发挥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功能、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体现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促进科技经济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具体实践指向之一。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大视野下，科技经济结合的发展历程也必然体现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创新、接续奋斗的传统。

百年来，纵观我国科技经济结合的发展历程，虽然各阶段面对的问题、承担的重点任务、采取的政策实践等均有所不同，但在继承与创新方面共同体现了以下特征：一是充分发挥愿景导向与奋斗目标引领的作用，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大愿景下，制定不同阶段科技发展的战略和目标，使我国科技经济结合沿着党中央确定的正确方向不断深化发展。二是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与引领作用，不断探索“规划科学”的可行方法与路径。我国作为“规划科学”的代表性国家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截止，由国家编制的重要科技规划至少有151个。三是坚持实践导向和以用立业，让人民大众享受到科学技术与创新的社会价值。四是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双动力作用，克服制约科技经济结合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科技创新的动力与活力。五是充分释放创新主体的活力，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人在科技经济结合中的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

2.2 重视科学技术作为革命性力量的作用

科学技术在历史作用中的革命性及社会发展中的动力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观点。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同时，恩格斯深化了对科学技术革命性作用的认识：一方面包括近代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革命性，即“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另一方面也包括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促使经济结构和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全面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技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党政决策者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决策者，一代代中央领导人和一届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技术发展与现代化创新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继承发展、接续奋斗，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而这明显不是偶然的，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技术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直接相关。毋庸置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科学技术的前瞻性认识和把握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领导人。其在思想观念深处接受了科学是生产力，是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社会变革循环、科技发展的内外部动力因素等理念；并且一代代循环累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深化。党的领导人对科技革命影响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对因错失工业革命机遇而产生的痛处并不回避，所以非常强调不能再失去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即使经济处于工业化初期，我国还是同步推进了信息化、城市化，这才使得中国没有再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擦肩而过，也为更好地抓住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技术相对于经济建设具有理论性和知识性，而结合到经济建设实际中就具有了进一步的实践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科技经济结合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传统的实用、管用理念，即坚持以用立业，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与经济效用，服务人民大众。称之为实用主义也好，实践性也罢，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以用立业被一以贯之地坚持了下来，并且使国家经济实现了真正的崛起。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方针，到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再到21世纪初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方针以及从“三个面向”到“四个面向”，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视，对科学技术巨大的实践价值、实用理性和民生作用的重视。其实，在世界科学史上，科学为生产实践服务一开始就被列为社会建制化的目标。而科学的社会建制化始于17世纪。1645年英国产生了“无形学院”，后来，在“无形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皇家学会时，著名科学家胡克为学会起草了章程，指出皇家学会的任务是靠实验来改进有关自然界诸事物的知识，以及一切有用的艺术、制造、机械实践、发动机和新发明。科学成为一种有明确目标的社会建制。

但应当看到，西方实用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契合也会对经济、科技融合观念与实践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即过于重视应用而忽视了基础理论的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换言之，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受西方影响最大的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想，这些西方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深的根基，所以中国也较为容易接纳。李泽厚把“实用理性”看作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有一定道理。由于实用理性根深蒂固，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纯理论性基础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杨振宁先生也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没有进步的原因之一是只注重实用，没有追求欧几里德式的严密逻辑系统的传统。

2.4 坚持普遍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科学、技术、创新乃至经济发展都早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其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分工与合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一方面，技术越来越进步，科技与经济作为社会分工就会越来越细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也孕育了科技经济的相互依存，带来更多的科技经济融合需求。科技和经济的分与合，看似是社会发展中相互矛盾的悖论，实质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科技与经济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分分合合，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发展现象。

同时，科技与经济结合也具有时代特点，表现为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科技与经济发展环境、水平、质量等方面的适应性。在近代科学革命的影响下，科学的技术化、技术的科学化产生，特别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形态的出现，使得现代科技并入经济过程，呈现出科技经济不断向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的态势。换言之，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无所不在，既作用于劳动、资源和资本品等生产要素，也作用于经济运行中的其他要素，如需求要素、管理要素、信息要素等。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宣传、群众性普及活动乃至运动，不断增强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广度与深度，从而使科技经济结合在坚持一以贯之的普遍性与时代性的基础上得以不断深入发展。

2.5 重视创新作为科技经济结合媒介的重要作用

按照创新的内涵，作为经济概念的创新活动，其实质是将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价值实现过程。可以说，创新的实践，正是从科学到技术再到生产的过程，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过程。现代社会，人们常把科学、技术、创新笼统称为科技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反映了科学、技术与创新越来越密切的相互联系以及不断深化的融合趋势。因此，创新（包括创业型创新）在科学与技术之间、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起到了显著的媒介作用，创新的实现程度反映着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实现程度及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实现程度。

3 未来展望

3.1 新阶段新趋势

我国已经开启国家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科技与经济也进入了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新时期。新征程新环境下科技与经济如何紧密结合，如何通过一体化深度融合大幅度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仍然是未解难题。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与数字科技的进步，科技经济结合呈现出新的趋势，出现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数字化将引领科技经济的全面深度融合。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其显著特征是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以物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连接技术、以人工智能和云计算为代表的计算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产业化双向发展，加快推进全社会数字化进程。数据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新的技术条件下，平台化运营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带来了更多的增值机会和广泛的合作发展可能性。一方面，万物互联使得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相关要素的物理连接成本大幅下降，且连接带来的可应用场景大幅增加。在新的技术环境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纵横联通，不仅是全方位、无死角、强稳定性、方便性、持久性、高效率的连接，而且是可以实现实时数据化的连接。另一方面，多种创新要素、多元创新主体的连接及数据交换积累，为跨界创新带来了更多机会，科技与经济更容易在创造新的价值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结合、融合、融通。本质上而言，只有能够为参与合作的各方带来利益的结合，才能长久维系。

二是生态化与共同体意识将引发科技经济融合的理念变革。无论是在区域内，还是在跨区域的空间层面，或是在产业与创新的组织层面，生态化与共同体意识都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认同。在区域层面，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最早出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此后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被相继写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在产业和创新层面，产业和创新生态无不体现着参与要素和参与主体及其与环境之间共生共享、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理念。区域内及区域间的产业联盟、创新联盟也都是由共同体需求而建立发展起来的。

三是科技经济由一般浅层结合向组织化深度融合发展。历史上，不仅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科学技术与经济也是自成体系的；直至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加快的时期，科技经济结合才逐步为各国政府所重视，科技经济一体化及其组织发展才多方面展现出来。当前，科技经济日益朝着深度利益化结合、广度平台化结合、组织机构化发展，需要因时因势、统筹推进科技经济的融合发展，建设融通创新平台、协同创新网络和多元创新治理机制，结合新的发展要求不断深化科技经济融合。

四是由虚拟结合向实体化有效融合发展。过去很长时期，许多创新主体间的结合是权宜、短时、虚拟的。但在5G时代，在消费互联网、物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不断融合的技术条件下，科技经济融合发生了质的变化。万物互联条件下的科技经济融合，是建立在有效连接基础上的融合，且越来越多地采取实体化或平台化的方式，这将大大提升以产学研用为核心的科技经济融通效率。

五是跨界创新为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赋能。通过泛在化的万物互联，产业要素、产业主体之间的相互连接和融通，不仅使更加丰富多样的跨界创新成为可能，而且让融通成为跨界创新的必然结果。跨界创新全方位展现在不同产业、不同技术、不同领域之间。“互联网+”“智能+”的广泛渗透，正在带动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金融链、供应链的深度整合，从产品形态、销售渠道、服务方式等方面打破原有业态的边界。依托互联网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倍增性、渗透性和产业关联性，新技术、新产业与传统产业有机融合，推动了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促进了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并创造了新的价值。

六是多主体联动共治、共生共荣成为科技经济深度融合中各方主体的必然追求。竞争与合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二者缺一不可。从区域产业集群到区域产业生态，所展现的均不是区域性的市场保护方式，而是市场主体相互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新形态。现代区域产业生态更加鼓励产业要素的连接、产业主体的合作，因而需要树立共生共荣新理念。鉴于参与科技经济融合的是多种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因而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投资者、中介机构、政府决策管理者等须共同参与建立共商共治机制。

3.2 新方向新策略

一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新方向，将深度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贯穿于科技经济融合全过程。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有几点是具有较大确定性的：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其核心动力来源于数字化、智能化和深度网络化技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是带头技术、通用技术，深度网络化技术是新经济新科技的必要基础设施技术。其次，数字科技发展已经逐步成熟，未来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技术不足等问题，而是原有观念制约、路径依赖等，但管理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人的问题。最后，在产业规模上，数字经济不仅会成为新经济的主角，还是整个国家或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大发展使得网络化、智能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推动着万物互联加快实现。全面连接为创新主体、创新要素的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二是突出国家和区域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把五大一流创新主体置于引领科技经济融合的中心位置。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步走战略目标，并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略。从此，科技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创新不仅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战胜各种困难的有力武器。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部署，激发主体活力、系统提升各类主体创新能力、夯实创新发展基础等任务是长期性要求，其中包括培育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等。在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过程中，一流主体将发挥更大的平台作用、带动作用和枢纽作用。

三是突出城市群的新能量新动力，大力推进跨区域科技经济融合发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制定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发挥京津冀原始创新、自主创新、源头创新优势，加快推进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推动三地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协调联动发展。科技经济融合在于京津强强联合、共同建设科创中心；在于加快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在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在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优化创新生态系统；在于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全力塑造发展新优势；在于有效解决京津冀区域产业链根植化、产业配套本地化、产业创新生态化等问题，肩负起新的使命。

四是深入推进“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探索新形势下科技经济融合的长效机制。坚持以人为本，适应新经济条件下“产业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生态走”的新趋势，充分发挥中国科协的组织优势，着力打通供需对接、技术融资、项目落地、人才入园等四大通道。首先，着力推进供需对接，方便企业家与科学家真正结成对子，建立人才、技术供需有效对接的长效机制。其次，着力推进技术融资，用好用活政府科技与产业引导基金，大力引导资本进入技术研发的前端。再次，打造人才、技术、产业、资本等跨界融通式项目集群，重点围绕新基建、新场景、新消费、新开放、新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一步到位打造产业互联网，打破三次产业的界限，鼓励跨界创新，建立新型项目对接、落地实施的长效机制。最后，通过激活创新创业创造群体的动能，建立人才入园、服务创新的长效机制，形成产业新区、大学科技园区及开源社区新三区联动、线上线下齐动的人才入园格局。

五是深入推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的组织创新。科技经济结合主要属于实践问题，其实质是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与人、组织与组织的合作过程，根基为合作文化的形成。中国科协组织推动的“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把科技与经济结合作为试点工作的重点，专门成立了科技经济融合工作领导小组，在科技经济融通的组织创新方面发力，可以说抓住了关键环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推进融合的新型组织建设：一是着力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培育新型融合组织，形成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体；二是着力发展一批由企业牵头的细分行业的创新融合组织机构；三是着力建设一批拓展型区域微中心、产业园区公共科技创新服务机构多要素联合体；四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和新的原创驱动发展阶段，大力推进以人为中心的科技经济深度融合；五是按照创新生态化的要求，建设一批龙头创新主体的微创新生态组织，率先打造出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创新共同体。

六是着力推动基于共同富裕的科技经济结合理论与实践创新。强化以人为本的宗旨意识，对科技经济结合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新课题、实践新发展，开展深入研究和总结。主要突出4个方面：首先是全面研究并认识科技与经济财富创造积累之间的关系，明确科技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历史及规律，提高科技经济结合与共同富裕的理论认知水平；其次是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引领支撑作用，如依靠科技创新系统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再次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通过政策引导，缩小我国东西部、南北部区域发展差距；最后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对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引领支撑作用，如加快建设面向全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广应用包容性技术等。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毛泽东选集》（第3卷）。

②《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议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江泽民文选》第2卷以及1995年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在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等。

④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三卷。

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1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