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广平 崔学良

一、问题的提出

新创企业如何破解“新生弱性”与高速成长间的悖论之谜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1]新创企业早已无法维持传统因果逻辑下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环境和机遇的频繁波动，更是要求新创企业要具有即时性决策与执行的能力，能够在各类突发事件中捕获机遇，抵御危机，获取瞬时竞争优势。即兴能力已成为转型经济体中新企业实现创业生存与快速成长的高阶创业能力。[2]

自Weick首次将“即兴”引入组织管理领域以来，围绕即兴的研究话题从未中断，但关于即兴行为对组织绩效影响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结论。有研究认为组织即兴是一种有效的行为策略，能够抓住瞬时机遇，及时化解经营难题，促进组织绩效目标的实现。[3-4]但也有研究表明，组织即兴由于缺乏稳定计划，过于灵活而削弱了战略定力，容易使企业陷入机会与学习陷阱，加速经营危机。[5-6]这些争论也导致学者们认为“即兴”本身并无好坏，转而研究影响即兴效果变化的边界条件上，如行业竞争程度、[7]资源管理能力[8]等，而这并未解决即兴行为该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事实上，对于组织层面的即兴研究应结合其成长阶段与行业情境才能更好地揭示即兴行为的价值效果。[9]随着即兴行为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创业学者们开始关注创业即兴对组织成长的影响。叶竹馨等强调了即兴中对资源使用选择的智慧，引入组织双元思想，将创业即兴进一步划分为探索式即兴和开发式即兴，[10]这种悖论式的管理思想为即兴行为的效果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也因此，如何发挥好双元即兴成为破解即兴与绩效间关系的关键。双元创业即兴的优势在于不同于以往即兴行为仅关注即时性和创造性，还包括对资源使用方式的区分，即通过探索式和开发式两个维度的合理均衡，而不片面地强调某一行动趋向，遗憾的是目前仍缺少有关双元创业即兴的实证研究。

科技新创企业时刻关注着技术和用户需求的变化，需要通过平衡探索式和开发式的即兴行为，获取各类突发状况下出现的市场机遇，应对各类突发威胁，实现团队的高速成长。然而，双元创业即兴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机制是怎样的？从创业学习过程角度看，创业即兴是创业领导者或团队面对重大变局时，在有限理性下采取的试探性战略部署，[9]构成了创业团队的关键性学习事件，将引发创业团队一系列行动反应。创业领导者通过创业行动学习不断完善即兴决策，最终将即兴行动转化为创业绩效。因此，本研究选择将创业行动学习作为中介变量解析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此外，即兴决策的实施会给创业团队带来超出预期的时间与任务压力，[11]而在这一过程中，团队成员执行即兴决策时持有的信念变得尤为重要，集体效能感能够影响后续的行为效果。因此，相比以往研究大多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选择从心理认知视角出发，将反映团队成员知觉和评价团队整体能力水平的集体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在双元创业即兴向创业行动学习和创业绩效转换中发挥的作用，试图回答同样拥有即兴能力的组织为何会产生不同绩效结果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面向新时期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创业即兴无疑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本文在组织双元理论、创业学习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双元视角下的创业即兴、创业行动学习及创业绩效的关系模型，并考虑到创业团队内部认知因素在即兴-绩效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加完整地揭示了双元创业绩效对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一) 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绩效

Weick在观察爵士乐队的表演过程中发现，表演者通过持续感知情景变化，在演奏中实时地重构与设计新的行为，这种即兴表演的方式能够给乐队和观众带来独特的表演效果，这对处于动态变化的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2]在Weick将“即兴”引入组织领域后，学者们对即兴行为的概念和效果开展了进一步探讨。组织即兴行为作为一种瞬时条件下的计划手段，实际上摆脱了传统计划编排程序中对计划拟定和选择前提的复杂分析与预测，转而选择在直觉与经验基础上，快速明确问题或识别机会后，即时性地采取决策和行动，以解决企业遭遇到的意外情况。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创业领域中的即兴现象，将创业即兴定义为一种创业能力，是指创业团队迅速对身边资源进行配置整合，获得突发情境下最合适的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方案制定与执行的高度融合，[9]是转型经济体中新创企业实现高速成长的独有战略。[2]有研究发现，创业即兴促进了新创企业的惯性形成，对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13]但作为即兴行为的外延，创业即兴同样面临着“双刃”效果的争论，过度的即兴会因战略方向的迷失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对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影响，[6，8]因此，注重双元即兴的使用方式或许能够破解即兴行为的效果之谜。从双元能力视角将创业即兴划分为探索式与开发式创业即兴，[10]创业领导者根据情境发展态势，一方面，通过采取即时性的开创性方案，以突破性创新的方式应对机遇与挑战，例如立即使用新技术、开发新市场等；另一方面，通过即时性的挖掘和提炼现有资源或方案的潜在价值，以渐进性的资源利用方式迎接突发变化，例如迅速改进现有产品，优化运作流程等。尤其对于科技新创企业而言，要随时遭遇政策、技术和用户需求变化的冲击，“新生弱性”的科技新创企业在面临资源约束的困境下，应当具备“悖论式整合”的能力，摆脱“一元思想”的指导，在即兴探索和开发间保持高水平下的相对均衡状态，及时纠正某种创业即兴可能带来的偏差与过度依赖的问题，有助于科技新创企业在创业成长阶段实现生存与高速成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对科技新创企业而言，探索式创业即兴与开发式创业即兴的交互平衡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二)创业行动学习的中介作用

新创企业的成长过程始终伴随着对新领域知识的学习和陌生环境的适应，以“干中学”为特征的创业行动学习反映了创业者不断在创业情境中解决成长难题，从实践中获得新知识，是一种认识现状、反思过去、联系未来的动态过程。[14]科技新创企业在应对突发机遇或威胁时，通常从效果逻辑出发采用创业即兴的决策手段，[9]而无论是探索式即兴还是开发式即兴都是在有限理性下，依靠创业领导者的过往经验和直觉作出的即时性决策，[11]这就使创业团队在执行即兴任务时容易产生行动差错，即目标与手段间的关系超出了即兴决策时的预测。因此，创业团队需要设法对这一“认知空隙”进行填补，通过聚焦任务目标，加强内外成员间的互动协调，反复验证双元创业即兴构建的认知与知识体系是否可行，从而引发新一轮的质疑与调整，[15]在行动中相应地开展探索式或利用式学习。值得注意的是，创业行动学习的目标无法在即兴前进行预测，对于高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创新原型试验、市场开拓等过程中难以清晰定义出突发情况中的问题，问题只有在解决和部分解决的实践行动中才能被明确。在团队成员的互动支持中验证即兴方案实施方法的有效性，使得即兴行动能够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及时将即兴决策付之于执行，并批判性地进行实践应用，解决创业难题，创业行动学习为创业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有效路径。[14]不仅如此，突发事件促成下的双元创业即兴会受到时间紧迫性和任务新颖性的影响，更容易触发创业团队主动开展学习的意愿，在实践中提高学习探索式和开发式即兴行为的关联度。[16]这意味着双元创业即兴构成了团队发展中的关键学习事件，这些“事件”或“插曲”明确了突发变化中团队的行动目标，是推动高水平创业学习活动的重要因素。[17]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双元创业即兴价值的发挥需要团队共同参与行动，在行动学习中给新企业带来“量”和“质”两方面的提升。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对科技新创企业而言，创业行动学习在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集体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创业者的效能感是影响个体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的近端因素，[18]延伸到创业团队层面的集体效能感则反映了团队成员能否根据特殊情境顺利完成协调和整合资源等任务的胜任力感知程度。[19]集体效能感高的团队会发挥认知潜力和内在动机的驱动力来执行创造性任务。[20]社会认知理论也认为如果个人或集体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产生预期的行动结果，成员更愿意在任务中花费时间来开展额外工作。[21，23]基于双元视角，创业领导者依据情境变化开展的双元创业即兴事实上为团队明确了不同类型的学习目标与努力方向，但即兴行动过程中的外部环境依然处于不可预见之中，团队成员需要承受即兴决策带来的任务要求与时间压力。[22]而在执行和处理双元即兴决策时，行动的一致性与连续性至关重要，在此条件下，高集体效能感的团队会改变对创新行为的态度，对完成挑战性任务更具有信心，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会表现出更为主动配合的行动意愿，[23]更能够在寻求新知识、新资源的探索式即兴行为和采用或提炼现有知识、资源的开发式即兴行为间实现灵活转换，发挥创业即兴过程中的灵活性与可靠性优势，进而有利于推动创业绩效的提升。有研究证实，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高自我效能感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更加强烈，更容易产生创新行为，正向调节了即兴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4]双元创业即兴作为悖论式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时刻面临着执行者的执行反馈。高集体效能感团队带来的高持续性承诺，更有利于双元即兴行为对企业创新与创业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H3：对科技新创企业而言，集体效能感对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创业学习过程视角，高集体效能感的团队在创业准备阶段就对创业领导者的决策质量高度认同，具有较高的凝聚力，[19]在执行创业任务时，除了能做好常规事件外，还能处理好关键学习事件带来的情感创伤与心理压力，给团队带来高水平的学习结果。不同于成熟企业基于绩效反馈的改进式学习，在科技新创企业中，拥有高集体效能感的团队在执行双元即兴任务时，会在行动中验证即兴决策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对双元即兴中的不足之处进行调整，使得即兴的认知图式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相反，低集体效能感会抑制团队执行双元创业即兴的行动信念，弱化进一步学习和完善即兴决策的意愿，无法采取合适的方式将即兴任务付诸于实践。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图1 理论模型

H4：对科技新创企业而言，集体效能感对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行动学习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基于集体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假设与创业行动学习的中介作用假设，提出如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

H5：在高集体效能感条件下，创业行动学习对双元创业即兴与创业绩效的中介作用更显著。

综上，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用来解释高科技企业的双元创业即兴能力如何影响创业绩效。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检验

由于我国正处于双循环下的经济转型期，国内国际市场更加复杂多变，这对研究科技新创企业如何通过双元创业即兴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提供了合适的研究情境。本文依据经典研究范式，开展问卷设计、变量测量、数据收集与检验工作，为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的验证奠定基础。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均来源于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经过预调研结果修正后形成。本文的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以及因变量均选用Liket7 点量表进行度量。其中，1表示很不符合，7表示很符合。

创业绩效(EP)，成长性被认为是新创企业成功的重要指标，与企业绩效强调财务上的收益增长不同，对于创业企业不仅要关注基本的财务收益情况，更要关注组织整体的成长情况。因此，本研究借鉴Zahra等[25]采用的量表，通过8个题项从财务和成长两方面来测量新创企业的创业绩效水平，代表题项如：相对于竞争对手，企业未来销售增长性预期较好。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33。

双元创业即兴(IE)，采用叶竹馨和买忆媛[10]开发的量表，分为探索式创业即兴(EXE)和开发式创业即兴(EXT)两个维度，共10个题项，代表题项如：快速整合以往经验来开展应对行动；当场探寻和获取全新的技术信息来构建应对策略。本研究借鉴熊立等[8]对双元即兴的测量，采用乘积的方式反映双元创业即兴的整体水平，这也是测量组织双元性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其中，探索式创业即兴和开发式创业即兴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分别为0.852和0.817。

创业行动学习(EL)，采用谢雅萍等[26]开发的量表，从批判反思、互动支持、执行应用三个维度，共9个题项进行测量，代表题项如：创业行动学习过程中，经常会结合之前的经验重新思考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43。

集体效能感(CE)，由创业团队成员填写，采用lent等开发的量表，共7个题项，代表题项如：我们的团队成员可以适应团队任务或目标的变化。集体效能感采用个体评估汇聚法进行测量，按照James等[27]建议的方法在将团队个体数据汇聚到团队层面之前，采用Rwg(j)，ICC(1)和ICC(2)来计算团队内的组内与组间变异是否符合汇聚要求，采用结果表明，Rwg(j)的均值为0.902，大于0.7；ICC(1)=0.227，ICC(2)=0.743，分别大于0.12和0.7的临界值，符合汇聚要求。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03。

控制变量选取企业年龄(age)、规模(size)。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将成立时间在5年内的高科技企业作为样本来源，这类企业由于从事科技附加值高的业务活动，受技术更迭和政策市场变化影响大，正处于高速成长期，在经营中需要经常处理双元悖论问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团队通过校友会帮助对我国东部地区(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展开调研，该地区创业活跃度高，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团队对该区域内的8家国家级创业孵化基地中的高科技企业开展随机调研，最终选取了215家科技新创企业，对创业领导者和团队成员进行了两时段问卷调查。第一时段主要调查除创业绩效外的所有变量，其中，集体效能感由每家新创企业的研发部和市场部员工填写，经过对团队成员编号后，依据团队规模分层随机抽取4—6名成员进行问卷填写，其他变量由创始人或领导团队成员填写。第二时段相隔1个季度测量创业绩效。经过对两个时段问卷的仔细筛查，剔除因特殊原因未参与第二时段调查的企业问卷和填答存在缺失的问卷，最终共收集到197家企业有效问卷数据，其中管理者填写197份，团队成员填写891份。

(三)数据同源偏差分析

本研究首先在发放问卷前采取事前预防措施，如避免测量题项语义模糊，强调匿名填写等，最大程度地降低同源偏差变异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其次，采取两时段收集变量数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据同源偏差。最后，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素的方差解释率为28.36%，未达到总方差解释量的一半。综合以上控制方法表明，数据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明显。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双元创业即兴、集体效能感、创业行动学习和创业绩效4个潜变量的区分效度，构建了原始的四因子结构模型，该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拟合水平较好(见表1)，表明该假设模型各变量不同。

表1 整体路径模型及替代模型的拟合指标分析

(五)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2显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从中可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与绩效有显著性关系，初步验证了前文假设。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6，再次证实本文数据的同源偏差不严重。为了进一步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层级回归分析来验证假设。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来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如表2所示，各变量VIF均小于临界值10，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表2 相关分析矩阵

四、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主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SPSS22.0，使用层级回归分析来检验所提出假设关系，如表3所示，M1—M4的因变量为EL，M5—M10的因变量为EP。由M5和M6可知，在将企业年限和企业规模纳入控制变量后，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36，p<0.01)。

(二)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参照Braon和Kenny[28]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在检验主效应成立的基础上，分别检验双元创业即兴、创业行动学习及创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M7是在M5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变量EL显示系数为正且显著(β=0.375，p<0.05)，表明创业行动学习对创业绩效影响显著。模型M2在M1基础上加入了变量双元创业即兴，显示结果为正且显著(β=0.362，p<0.001)，表明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行动学习影响显著。模型M8在M5控制变量基础上同时将IE和EL纳入其中，结果显示IE(β=0.319，p<0.05)和EL(β=0.325，p<0.01)对EP的影响均为正且显著。但对比M6可以发现，IE对EP的作用系数减小，说明创业行动学习在双元创业即兴和创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成立。

表3 多层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还使用Hayes开发的bootstrap技术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在PROCESS插件程序中选择模型8，迭代次数设置为5 000，结果表明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的各作用路径系数显著，创业行动学习的中介效应为0.118，95%的置信区间为[0.082，0.258]，说明创业行动学习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2再次获得检验。

(三)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在对调节变量检验前，首先对双元创业即兴和集体效能感做了中心化处理，以降低M4和M10的多重共线性。集体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M3在M2基础上加入集体效能感，结果显示双元创业即兴(β=0.318，p<0.01)和集体效能感(β=0.078，p<0.05)对创业行动学习的影响为正且显著。模型M4显示双元创业即兴和集体效能感的交互项对创业行动学习影响为正且显著(β=0.103，p<0.01)，表明集体效能感正向调节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行动学习的积极影响，假设H3成立。模型M9在M6基础上加入集体效能感，结果显示双元创业即兴(β=0.299，p<0.01)和集体效能感(β=0.095，p<0.05)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为正且显著。模型M10显示双元创业即兴和集体效能感的交互项对创业绩效影响为正且显著(β=0.126，p<0.05)，表明集体效能感正向调节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假设H4成立。为了更为清晰地反映集体效能感在主效应和中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以集体效能感的平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为高低区分，绘制简单斜率图，结果表明，相较于低集体效能感水平，高集体效能感水平下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行动学习和创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

(四)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继续采用spss22.0中的PROCESS分析程序，选择模型7来检验集体效能感对创业行动学习的中介调节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双元创业即兴通过创业行动学习对创业绩效的间接效应在高、低两个不同集体效能感的调节下，创业行动学习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901(CI∈[0.110，0.310])、1.025(CI∈[0.188，0.416])，并且集体效能感发挥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 0.053(CI∈[0.011，0.100])。这说明在集体效能感提升的过程中创业学习的中介效应逐渐增强，假设H5成立。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其一，双元适度的创业即兴行为有利于科技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提升。对于科技新创企业来说，由于所处行业经常受到外部政策、市场、技术等的波动影响，需要即时性的处置突发机会与威胁。如果创业团队采取完全的探索式创业即兴或绝对的开发式创业即兴来应对变化，则会陷入学习陷阱或固步自封的窘境。此时突破即兴能力的一元属性，发挥探索式和开发式二者间的协同作用，即时性地对内外资源进行编排部署，是破解创业绩效提升的关键。

其二，创业行动学习部分解释了双元创业即兴对科技新创企业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基于创业过程视角，双元创业即兴的发生构成了科技新创企业成长中的关键性学习事件，在突发状况发生后明确了当下的工作方向。与此同时，也需要通过创业行动学习来弥补双元即兴行为带来的“认知空隙”与“矛盾冲突”，在即兴行动中完善和调整即兴决策部署，促使创业绩效不断提升。

其三，创业领导者的双元创业即兴决策效果受到团队集体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影响。高科技企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在执行双元相悖的复杂任务时，需要承担超出常规工作的时间和任务压力，此时，创业团队的集体效能感至关重要。

(二)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主要有：第一，创业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培养即兴能力，将看似偶然的临机应变发展成为日常行动准则，敢于抓住瞬时机遇，获得先发优势。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短期看创业即兴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何发挥好创业即兴优势，是高科技领导者要掌握的高阶创业技能。创业领导者要培养双元创业即兴能力，强化探索式和开发式创业即兴的协调共进功效，避免“过犹不及”。第二，创业学习的效率一直是制约创业团队创发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双元创业即兴能够诱发团队的关键学习事件，是实现双元即兴向创业绩效转变的重要机制，创业领导者可以凭借双元即兴能力来提高团队学习效率，凭借在即兴实践中“干中学”的形式代替由第三方组织的创业培训和咨询服务，最大化地激活创业团队的学习与行动效能，营造宽松开放的学习氛围，促进各类知识的整合，达到为即兴决策执行与落实服务的目的。第三，创业领导者要重视对团队集体效能感的塑造与维护。面对日趋复杂的内外环境压力，科技新创企业在成长中要面对技术研发、资源获取、资金运作等创业压力，创业团队成员所具有的集体效能感信念既影响个体投入工作时的敬业状态，又关系到即兴决策执行的持续性与学习效果。因此，创业领导者要打造可靠性的创业组织，注重组织承诺，塑造榜样模范，激发团队主动参与行动学习的热情，更快地提升双元创业即兴带来的价值增长。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双元创业即兴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截面数据的限制，无法揭示双元创业即兴的动态变化，未来可以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时段观察探索式和开发式两种创业即兴的交互过程，还可以更具体地分析双元创业即兴之间的悖论现象造成的绩效结果差异。其次，本研究主要探究科技新创企业的即兴特质，未来加入成熟企业的研究会有助于扩大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最后，本研究考察了内部认知因素集体效能感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进一步细化集体效能感维度，如创造效能感、过程效能感、结果效能感等，具体考察不同效能感对即兴行为效果影响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