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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富阿达尼财富暴涨,印度已成“多孔国家”?

2022-11-07杨怡爽

世界知识 2022年21期
关键词:古吉拉特邦达尼财团

杨怡爽

印度阿达尼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高塔姆·阿达尼。

许多年后,当人们回顾印度总理莫迪执政时期的印度时,阿达尼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高塔姆·阿达尼那堪称史无前例的财富暴涨速度一定是这个时代的重要注脚之一。2022年9月16日,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阿达尼以超过1460亿美元的财富超越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而在半个多月前,他刚刚成为全球第三大富豪,并在半年多以前超过印度信实集团总裁穆克什·安巴尼成为亚洲首富。在成为亚洲首富前,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过阿达尼的名字,尽管他旗下的阿达尼集团如今已是印度最大的机场和港口运营管理企业、最大的私营电力供应商和主要的煤炭开采企业,但这些产业都相当“传统”。那么阿达尼的身家究竟由何而来?

阿达尼的故事有两种讲述的方式。故事的一面是:阿达尼的成功,也是印度的成功。阿达尼出身于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耆那教徒中产家庭,从大学辍学后,他与当时许多城市工商阶层的印度人一样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印度开始施行的市场改革和开放政策,积攒起第一笔财富并将企业逐渐做大。2014年印度人民党(印人党)上台执政后进一步推动自由化、私有化改革,吸引投资和扶助私人企业,阿达尼的财富也随之快速增长。当印度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时,印度产生了包括阿达尼在内的一百多名亿万美元富豪;而当印度在大国博弈中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美西方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时,阿达尼自然也作为印度首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就像许多出身于古吉拉特邦的重要财团一样,阿达尼与印人党政要间很早就建立了密切关系。2002年古吉拉特邦曾发生大规模教派骚乱,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莫迪遭到了印度国内外巨大的舆论压力,彼时阿达尼却公开站出来支持莫迪。2014年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后,阿达尼还动用私人飞机将莫迪送往首都新德里就任。2022年8月,阿达尼还对新德里电视有限公司(NDTV)发起恶意收购,而NDTV正是莫迪国内政策的主要批评者之一。对于阿达尼的支持,印人党政府也投桃报李。在其扶持下,阿达尼集团已成为印人党政府将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私有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而阿达尼的财富也正是在印人党上台执政后才真正开始突飞猛涨。不过,阿达尼的成功并非孤例,信实集团的拥有者安巴尼家族同样出身于古吉拉特邦,也凭借与印人党政府的密切关系得到了一系列特殊待遇。

印度政界与大资本财团的关系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传统的老牌工商业资本集团,例如塔塔、马恒达集团等。这些企业多位于孟买,通常已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多从事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实业。它们通常会通过设立选举基金这种比较“正规”的方式来支持自己认为有望获胜的政党,以谋求后续的政策支持。但是,它们很少公开表露出特定政治倾向,和历任印度政府总体上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关系。

第二类是“独角兽企业”。它们主要立足于班加罗尔、海得拉巴等新兴产业基地,从事电信、医药等高科技产业,例如百康、印孚瑟斯等,它们是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开放和拥抱全球化的产物。这些企业支持政府进行市场改革,但反感印人党与企业打交道时的“专横作风”,常因“不够配合”而被疏远,在印度政治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

第三类是完全依靠与地方政治势力的裙带关系成长起来的地方性企业财团。这些企业本身多半由地方执政党或主要政党的亲朋好友经营,并借此获得对当地经济的垄断地位,例如泰米尔纳德执政党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的家族产业太阳集团。这些地方“土皇帝”造成诸多贪腐和寻租问题,经常成为印人党政府攻击地方政党的有力武器。

第四类则是以古吉拉特—孟买为基地的“新贵”财团,其代表正是阿达尼集团和信实集团。它们所涉行业多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產业,从港口、机场、钢铁、新能源到电信领域等无所不包。这些产业的共同特征是高门槛,凭借政治权力很容易建立垄断优势。为建立和保护垄断地位,这些财团会要求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打压国外竞争对手,保护国内市场,加速私有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它们并不赞成将印度和世界完全分割,因为它们同样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利润。这种价值观与印人党的政策取向高度一致,这些“新贵”财团已成为印度国内最能对政府形成影响的利益集团之一。阿达尼快速积聚起来的财富正是这种盟友关系的产物。

实际上,古吉拉特—孟买财团的经济崛起与印人党的政治崛起可谓一体两面。一方面,这些财团代表了印度新中产阶级和新财富阶级的诉求,他们支持私有化,面对外部世界的竞争和文化冲击感到强烈不安,因此更倾向于支持一个利商、果断、强硬的保护主义政党。而新崛起的企业身处印度尚未成熟的市场中,也急切地需要政治伙伴来为自己的商业利益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原本极度保守的印人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快速崛起,也正是因为呼应了这样的诉求,它几乎全盘改写了自己反对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从一个“婆罗门政党”变成了“婆罗门—巴尼亚(商人)”政党,从而获取了财力和社会影响上的巨大支持。如今,印人党政府和巨型财团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印人党不仅需要这些财阀在选举时支持自己,也需要它们服务于印度的整体发展目标,利用它们的资本和垄断优势来扶助需要保护的幼稚产业和重点产业成长,并用这些财团财富的增长来为自己的“发展”旗号背书;反过来,这些财阀也会利用垄断地位和产业政策,与执政党乃至整个产业利益深度绑定,把自己变成“不能倒”的企业,从而持续要求政府对其进行投入和庇护。因此,印人党和财阀之间的关系已变为商业利益与政治权力间的相互依存,这是一种对印度而言全新的企业与国家间的契约关系。有学者指出,在这种边界模糊的状态下,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多孔国家”,政商互相渗透,难舍难分。

但是,在这种状态下的莫迪政府也会面对永恒的“统治者两难”问题,即在庇护利益集团和造福广大选民之间左右为难,因为两者的利益并不协调一致,而政府往往并不会做出有效率的选择。若如阿达尼所说,他是印度经济增长故事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故事背后,那依赖于权力的财富增长所伴随的风险,同样值得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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