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海秋

在很多人看来，泰国就是一个“黄袍佛国”和旅游胜地，民众性格平和，连外国游客也会沉浸在佛光普照的祥和宁静氛围中。

但是，10月6日泰国东北部农磨兰普府的一阵枪声，打破了人们的想象。因吸毒而被开除的前警察潘亚闯进当地一家托儿所，先用刀砍杀正在午休的幼童，又用枪射杀学校的老师，在驾车离开遭到民众阻拦后再次大开杀戒，枪击多人，随后回家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再开枪自杀。这起震惊全球的“无差别射杀”惨案已造成38人死亡，10余人受伤。逝者中有24名儿童，最小的仅两岁，还有一名怀孕八个月的托儿所老师。

这一惨案并非孤例。2020年2月8日泰国万佛节当天，一名叫贾卡潘的士兵因遭到上司的欺负和讹诈，在泰国东北部呵叻府的一家商场朝着路人无差别扫射，共造成30人死亡，58人受伤。多年来，泰国大大小小的枪击事件还有很多。

一起又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规模枪击案，刺痛了民众的神经，也让泰国政府痛定思痛，反思泰国的枪支管理漏洞。

人们都注意到，凶手是一名已被政府解雇、但仍随身携带枪支的前警察。已经不是警察，为何还能携带枪支？

从瑞士一家研究机构“轻武器调查（Small Arms Survey）”披露的数据可知，泰国是东盟国家中枪支数量以及人均拥有枪支数量最多的国家。

2017年全球持有的枪支超过8亿支。美国是枪支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3.93亿支。泰国人口数为6800万，而民间拥有枪支即达1034.2万支。换句话说，每100个泰国民众中就有15个人持枪，或者说每七人就有一把枪。其中622万支是已注册枪支，其余400余万支则未注册。在注册枪支中有374.5万支短枪、247.5万支长枪。很多枪店就开在闹市区，店里的枪支和配件琳琅满目。泰国的枪支还可以网络交易，在购物网站上选中枪支、支付费用，就可以在家中坐等收货。

尽管从制度上看，泰国政府对枪支有着严格的管理办法，但现实中，政府对民间拥有枪支却经常是“睁只眼，闭只眼”。

先看关于注册枪支的问题。持枪者必须首先在县级以上政府机构申请注册，获得许可，否则，根据1947年颁布的《枪支法》第72条，非法持有枪支或弹药属于犯罪行为，会被处以1～10年的监禁及200～20000泰铢（1泰铢约等于人民币0.2元）的罚款。持有枪支及购买弹药均需要许可证。持枪者购买个人枪支及弹药需要有P3类许可证，持枪者使用枪支和弹药需要有P4类许可证，随身携带枪支则需要拥有P12类许可证（此类许可证是内政部颁发给公务员及政府官员的枪支许可证，用于工作范围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此外，申请者需年满20岁，拥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无犯罪记录，满足这些条件，才有资格申请持枪证。

再有，泰国政府对公务人员的枪支实行配额制，并且免征进口税，因此相比于市场上会较为便宜，每支价格约为4万～5万泰铢。市场上的枪店，每把手枪的均价在9万泰铢左右。

泰国警察的配枪多数都需要自己付费购买，即使警察是用枪支来执行公务。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政府预算不足，公务人员的数量远超公款持枪配额。

对于泰国公务人员，尤其是军人和警察来说，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枪支的优惠政策，为腐败及其他涉枪问题滋生了温床。他们可以轻松、廉价地购买枪支，致使他们拥有的枪支数量远超过履行职责所需要的份额，换言之，每人可以购买和持有多支枪，于是就有枪支流向市场。这些枪支流向市场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流向国内市场，在泰国国内销售，需刮掉、移除或销毁枪支登记号；二是在邻国销售，枪支可以注册，要避免刮伤留下痕迹，影响其二次销售。

泰国民众在寺庙为托儿所枪击事件遇难者祈祷。

政府对持枪用途也做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为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出于运动的需要、用于狩猎。另外对枪支的储存或收藏，如已经老旧或者无法使用的枪支、古董枪械等老式枪支，用于官方射击比赛使用的枪支，亦有相对的规定。但各种规定的约束力非常有限。

泰国偏远地区的农村还有制枪的传统，用自制的枪狩猎或者自卫。这样的枪支如果在政府登记造册过程中向政府申报，也被列为合法枪支。有意思的是，在泰国社交媒体上，教授制作枪支的视频轻易可寻，步骤详细，可操作性极强。

由此可见，泰国枪支泛滥，既有政府管理中的漏洞因素，又有民间取巧的因素。但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极大地忽视了对持枪人的心理健康测试、监督和管理。

连续爆发的涉枪惨案，给“黄袍佛国”敲响了警钟。据世界人口评论网站（World Population Review）公布的对进入2022年以来枪支死亡人数最多国家的调查，巴西是枪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约49000人），其次是美国（超过37000人）。其余的依次是墨西哥（22118人）、印度（14712人）、哥伦比亚（13171人）、菲律宾（9267人，在东盟国家中枪支死亡人数最多）。泰国以2804人排名第15位。

泰国各界在对枪击事件强烈谴责的同时，也发起了关于枪支管制等社会问题的大讨论，军警及专家也纷纷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不过，必须看到，除了暴利诱因下漏洞百出的枪支管理体系，泰国在应对涉枪案件方面还存在诸多难题。

首先是地缘问题。泰国是东南亚区域内的武器贸易地下交易中心。周边地区民间对枪支的需求量不小，而柬埔寨和越南对于枪支管理都非常严格，于是在巨额利益驱使下，泰国地下武器交易风生水起。

其次是毒品问题。对此次事件的后续报道揭示出，肇事者从高中就开始滥用药品，这可能直接影响大脑的思考和决策，再加上被解雇的压力及挫败感，最终导致其滥杀无辜。当前，泰国正在积极推动大麻合法化，是否会有更多的青少年因吸食大麻而引发犯罪，将是泰国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再次是社会心理问题。前述两起震惊全球的惨案均发生在泰国东北部。该地区是泰国传统文化保留较完整的地区，从来都以民风淳朴著称。但就在这里，却接连发生人间惨剧。东北部地区作为泰国社会经济最不发达区域，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冲击最为明显，大量城市务工人员被迫返乡，生活困顿，再加上城市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的摩擦进一步加剧心态失衡，就容易引发过激反应。有学者建议，颁授持枪许可证之前必须进行心理健康检查，对不合格者拒绝发放许可证，再有就是对军人警察等随时需要用枪的公职人员进行定期心理测试与检查。

目前来看，泰国控枪问题远不是巴育总理发动的控枪攻坚战所能解决的。在相当长时期内，泰国社会很可能还要忍受佛号与枪声并存的魔幻現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