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锋

内容提要：厉鹗辑撰的《宋诗纪事》及其补遗、补正等著作，存在编辑目的不明确，体例混乱，该收的诗不收、不该收的诗滥收等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大量例证表明《宋诗纪事》自身体例有重大缺陷，有重新编撰的必要性，同时对编撰理念、目标、体例等做出较为深入的探讨。当代学者集体编撰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等大型文献总集，为新编《宋诗纪事》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亦具有极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一 《宋诗纪事》的编撰及存在的问题

清代学者厉鹗辑撰的《宋诗纪事》，对宋诗进行了全面搜集、辑录，辑录诗人多达3812 人，保存了大量诗人诗作及其诗歌本事和背景材料。这部著作刊行后，对于宋诗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是许多学者研究宋代诗歌的重要参考文献。

《宋诗纪事》的现代整理本，以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影响最大，这个点校本是胡道静、吴玉如根据乾隆十一年本整理而成，代表当时对《宋诗纪事》整理的最高成就，2013 年又有修订新版。但亦有学者著文指出其在世系族属、典章制度、官职官制、书籍专名、引文范围、语辞习惯、原文错讹等方面的标点误例，可见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难度之大。

由于厉鹗的《宋诗纪事》遍采群籍，卷帙浩繁，囿于当时所见文献和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的限制，又存在着大量漏收、误收、重出等现象。自《宋诗纪事》书成后，对它的整理、修订和补正就一直在进行着。厉氏之后，众多学人对此书做过很多修正工作，代表性成果有晚清陆心源辑补的《宋诗纪事补遗》、当代学者孔凡礼编著的《宋诗纪事续补》和钱锺书补正、栾贵明整理的《宋诗纪事补正》。

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有徐旭、李建国的点校本出版（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这部《宋诗纪事补遗》大致做了以下工作：补入了《宋诗纪事》遗漏的众多诗人和诗歌佚作。其次，补足了宋代一些诗人的传记资料，并纠正了厉著在诗人小传方面的一些疏漏，整体分量与《宋诗纪事》相当。但陆氏的“补遗”同样没有严格遵守“纪事”这一原则，而是采取只要是传世的佚诗，就一律加以采录的方式，因而尽管收录诗作众多，但很多是与“纪事”无干的。与其说这是一部《宋诗纪事》，不如说是一部《宋诗辑佚》。

孔凡礼的《宋诗纪事续补》（中华书局，1987 年版），搜集厉、陆二氏所辑之外的宋代诗人凡1826家，主要采用的史料是方志、类书等史部、子部典籍，对搜罗宋诗佚作有功，但同样没有严格遵守“纪事”这一体例，绝大多数作品都没有“本事”可证。

钱锺书先生对《宋诗纪事》的补正工作前后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可见他对这部著作的重视。但目前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共同出版的署名“钱锺书著”的《宋诗纪事补正》，只是钱锺书的助手栾贵明根据钱先生在《宋诗纪事》边页上所作大量批注整理而成。应该说，这只是钱锺书先生为重编《宋诗纪事》做的准备工作，而非有意出版的定本，因此这部《宋诗纪事补正》同样存在大量问题，不能视为一个完备的本子。但从钱锺书先生留下的大量批注看，他显然是力求探本求源，寻找到所录诗歌本事的真正来源和出处。同时，他自己的著作或读书笔记也多次涉及对《宋诗纪事》的补正，比如《谈艺录》谓：

《侯鲭录》卷二言亲闻贡父向顾子敬诵此诗，亦曰：“却从云气望蓬莱”，与《彭城集》中句同，是贡父服改，的然可据。《诗话总龟》卷八引《王直方诗话》载贡父原诗，作“却将云表”，《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五亦引《王直方诗话》，作“却将云里”。《宋诗纪事》仅选贡父诗，无引征。

这实际上是在补正《宋诗纪事》所录刘攽《自校书郎出倅秦州作》一诗，引证《侯鲭录》等笔记、诗话，揭示刘攽写作此诗之本事、背景，认为《宋诗纪事》只录其诗，对本事毫无引征是不当的，正中《宋诗纪事》的最大缺陷所在。无疑，钱先生是有重编《宋诗纪事》愿望的，只是这个愿望没有最终实现而已。

纵观《宋诗纪事》及其各类续补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限于当时没有一部与《全唐诗》相当的《全宋诗》，编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了编撰《宋诗纪事》的初衷，将《宋诗纪事》编撰成一部“宋诗辑佚”或“宋诗选”，存在着许多“自坏体例”之处。公正地说，前贤们的这些努力，对于后来编撰《全宋诗》是有所帮助的，但对于《宋诗纪事》来说，却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些著作所录诗歌，很多是“无事可纪”的，参证的史料也多有随意删改之处。在掺入众多“无事可纪”的诗歌外，又存在大量真正应收入《宋诗纪事》却没有收入的情况。

笔者在考察自古至今编撰的历代诗歌“纪事”作品后，认为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无疑是一部体例最为完善、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其所录诗歌，皆有本事可证，有文献来源可征，其他诗歌一律不予收录（参看《清诗纪事·前言》）。正因为《清诗纪事》的编撰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同时采用了现代较为规范的文献研究模式，因而较好地实现了编撰目的。

基于此，本文提出：不能再以厉鹗辑撰的《宋诗纪事》为基础，继续做修修补补的工作，而有必要打破其原有体例，真正从第一手材料入手，从头编起。在数百年宋诗研究的文献和成果基础上，借鉴《清诗纪事》的编撰体例，全面吸收和利用已有各类文献，对存世的可以“纪事”的宋代诗歌做出全面的深度整理。

二 新编《宋诗纪事》的必要性

其所以要打破原有体例，从头编起，是因为《宋诗纪事》由于编辑目的不明确，文献搜集也受到严重局限，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突出表现在该收入的诗不收、不该收入的诗滥收，而且出处来源多有不明确、不准确乃至完全错误等问题，修补只能导致原书的格局更加混乱。

在编撰理念和原则上，我们强调新编《宋诗纪事》必须从“诗歌纪事”这种特殊的著作体例出发，明确《宋诗纪事》不是一种宋诗选本，更不是一部宋诗总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辑佚”，而是旨在反映和汇集宋代“以诗存史”类诗歌的一部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宋诗汇编。编辑的宗旨是：力求竭泽而渔式地全面收集散落于宋人文章、笔记、诗话、小说等各类文献中的有明确史料来源的诗歌纪事作品，不做人为遴选。所谓“纪事”，包括本事、创作背景、重要影响等方面，通过这样的编排，使诗文相资，文史互证。对于现存《宋诗纪事》及其补正类著作中收录的大量非纪事类诗歌或者无本事、无背景可征的诗歌，予以删汰剔除，不再纳入，因为这些诗歌并非《宋诗纪事》所要承担的任务。

在上述编撰指导思想中，最主要的是严格按照文献学的原则和标准，对于宋代纪事类诗歌及其文献进行整理汇编而非人为筛选。这里试以几个实例说明我们将要做的一些工作、遵循的方法和原则以及最终呈现出来的面貌。

其一，对《宋诗纪事》收录而考订不完备的大量作品进行真正的溯源工作。比如《宋诗纪事》的“梅询”条下收录了《送夏子乔招讨西夏》诗，注谓诗出自“《许昌梅公年谱》附”，但没有注明本事出处，《宋诗纪事》中这类情况极为普遍。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指出“亚夫联重见本书卷二十梅尧臣”，也就是说，《宋诗纪事》将此亦作为梅尧臣的轶句。但《宋诗纪事补正》同样未注明出处。《宋诗纪事补正》在梅尧臣条下补入《送夏郑公守长安》句，并引文献来源：“《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三引《诗史》：景佑末，昊叛，夏郑公守长安，梅圣俞送诗云：‘亚夫金鼓从天落，韩信旌旗背水陈。’郑公独刻此诗于石。”据此，则此诗似为梅尧臣所作。但《诗话总龟前集》此则校记言：“按卷四十三作‘梅昌言’，是。”《诗话总龟前集》又引《中山诗话》，则“梅”应为梅询而非梅尧臣。今本《中山诗话》亦明确载有此则。由此可见，此诗实为梅询所作，《宋诗纪事补正》在梅尧臣下补入此句，实为失误。

类似这些问题，在《宋诗纪事》中非常之多，积累下来，可以发现大部分文献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包括钱锺书先生在内的补订、补正等，亦存在文献失察等问题。

经过上述辨析和梳理，新编《宋诗纪事》在梅询条下拟做如此处理：

梅询（964—1041），字昌言，宣城人。端拱二年进士及第，知杭州。《宋史》卷三○一有传。

《送夏子乔招讨西夏》

丹墀曾独绎丝纶，御札亲题第一人。莺喜上迁张笔力，马谙西讨仗威灵。亚夫金鼓从天降，韩信旌旗背水陈。耆致尔功还奏阙，图形仍许上麒麟。

夏子乔，夏竦，字子乔。

刘攽《中山诗话》：景佑末，元昊叛，夏郑公出镇长安，梅送诗云：“亚夫金鼓从天落，韩信旌旗背水陈。”时独刻公诗于石（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第284 页）。《送夏子乔招讨西夏》诗出自陈天麟《许昌梅公年谱》附《许昌梅公诗略》，《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2 册，第88 页。

《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三：“景佑末，昊叛，夏郑公守长安，梅圣俞送诗云：‘亚夫金鼓从天落，韩信旌旗背水陈。’郑公独刻此诗于石。”（《诗话总龟》，第151 页）按，两书谓此诗为梅尧臣作，均误。

由此可见，即使对于这样一首小诗，亦须参考大量原始材料，经审慎考辨后才能确定。

再如《宋诗纪事》在“杨允元”名下录入《贻诸馆阁》诗，出处引《古今诗话》一则。同时，厉鹗又加按语谓“《渑水燕谈》作杨亿诗”，并在卷六杨亿名下亦收录此诗。这种一诗两收的方式看似客观，其实是由于未做文献辨析所至。《渑水燕谈录》卷七载：

杨文公初为光禄丞，太宗颇爱其才。一日，后苑赏花宴词臣，公不得预，以诗贻诸馆阁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诸公不敢匿，以诗进呈。上诘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贴职，例不得预。即命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晚宴，时以为荣。

这里引述杨亿《贻诸馆阁》诗的写作背景，证明《渑水燕谈录》与《古今诗话》的记载必有一误。按，杨允元《宋史》无传，但其兄杨允恭《宋史》卷三百九有传，谓：“杨允恭，汉州绵竹人。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傥任侠。……王小波之乱也，李顺之兄自荣据绵竹，土人多被胁从。允恭兄允升、弟允元，率乡里子弟并力破之；又为王师乡导，执自荣诣剑门以献。王继恩表其事，诏赐允升学究出身，授本县令，允元什邡令。明年，召赴阙，授允升右赞善大夫，允元大理评事。”据此，杨允元事迹很清楚，他早年一直在四川生活，未在京城担任过光禄寺丞这类职务，怎么可能创作出《寄馆中诸公》这样的诗呢？

更为奇特的是，《全宋诗》又根据《翰苑新书》后集上卷一九，补入一首“杨允”所作《不预曲宴诗》，诗的内容相同，但少数字句有异，如“仙凡”作“仙风”，明显是因文字相近之讹。同时，还煞有介事地为“杨允”立了一个小传：”杨允，徽宗崇宁四年（一一○五）为开封府仓曹参军（《宋会要辑稿》刑法四之八五）。高宗建炎元年（一一二七）由知筠州降三官致仕（同上书职官七七之六三）。”由其“生平”看，与所谓《不预曲宴诗》完全无关，《全宋诗》这个所谓“辑佚”是荒唐的。《翰苑新书》所谓“杨允”即据《宋诗纪事》中的“杨允元”夺一“元”字而致。

上述例子提示我们：宋代类似《翰苑新书》《古今诗话》这类不知编辑者为何人的汇编性质的书籍，在文献上多有不准确之处，其文献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使用时必须小心谨慎，同时要参证考察其他相关文献，以确定是否引用。

其二，宋代笔记、诗话等文献中包含大量有关宋代诗歌创作的“本事”纪录，堪称宋诗研究的第一手宝贵文献。《宋诗纪事》及其各类补订当然也注意到这类文献并予以采集，但仍然存在严重遗漏，有些文献甚至新编《全宋诗》及其各类补订都没有给予关注。比如宋初大臣王化基，据《玉壶清话》卷八载：

王参政化基，兴国二年及第于吕蒙正牓，释褐授赞善，知岚州。赵韩王学术平浅，议以骤进之少年，无益于治，特诏改淮幕。公叹曰：“不幸丞相以元勋自恃，特忌晚进，男儿既逢明时，岂能事幕府，承迎于婉画之末乎？”抗疏自荐，表称“真定男子”。公常慕范滂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疏略》，皆切于时要。太宗壮之，曰：“化基自结人主，慷慨之俊杰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遗，召试中丞，补阙，知制诰。翘楚有望，尤善为诗，《感怀》有“美璞未成终是宝，精钢宁折不为钩”之句，可见其志矣。后参大政，赵熔以宣徽使知密院，上特命参政班在宣徽之上。

笔记称其“尤善为诗”，并引述《感怀》诗的一句“美璞未成终是宝，精钢宁折不为钩”，体现其为官廉洁、刚正不阿的情怀。这样的诗歌及其纪事文献，恰恰是《宋诗纪事》应该收录的。

其三，宋代文集中实包含有大量散落的诗歌，尽管以往学者做过一些收集、辑佚工作，但并未全面展开。事实上，这些文献清楚地交代出一些诗歌写作的时地背景、寄赠对象等，对于解读这些诗歌的思想内涵而言是真正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纪事”方式，将这些宝贵的文献汇集起来，可以形成一部内容丰富而翔实的真正意义上的《宋诗纪事》。但是现有的《宋诗纪事》及其各种补订本，由于没有做这项繁复冗杂的基础工作，同时受当时所见文献的局限，自然无法承担起汇集一代诗歌纪事的任务。比如，欧阳修在其《笔说·辨甘菊说》中写道：

《本草》所载菊花者，世所谓甘菊，俗又谓之家菊，其苗泽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卖菊苗，其味苦烈，乃是野菊，其实蒿艾之类，强名为菊尔。家菊性凉，野菊性热，食者宜辨之。余近来求得家菊，植于西斋之前，遂作诗云：“明年食菊知谁在，自向栏边种数丛。”余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觉发于斯。

从上文可知，“明年食菊知谁在，自向栏边种数丛”乃欧阳修的一句佚诗，欧阳修在自己所作笔记中摘录此句，并称“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觉发于斯”，可见他本人很重视、欣赏自己的这句诗，也可称研究和理解欧阳修晚年思想、心态的重要文献；但就是因为“埋藏”在笔记中，长期以来不为人所重视，不但像《全宋诗》这样汇集一代诗歌的文献没有收录，即使欧阳修的各种诗歌集也都漏收。如果《宋诗纪事》也不收录这样的文献，那么还能有哪类文献可以收录呢？

再如方岳《秋崖集》卷三十八《跋李氏唐告》：“往年泊吕城，寻竹巷李氏，求观王仲言所谓《唐告》百余轴者，主人翁入城府，辞焉。他日馆丹阳，客有携咸通中大花绫告相示者，问之，大郑王之胄，家金坛西冈，又非仲言所见也。‘唐家三百年冠盖，谁有诗书到远孙’，盖范文正公道吾宗事。尝为客诵之，甚恨不曾作卫公故物记也。后十年客复来，请余记当时语。客名梦得，连取荐书，为名进士。歙人方某。”

可见“唐家三百年冠盖，谁有诗书到远孙”两句为范仲淹佚诗，其来源是可靠的。今人李勇先等编著的《范仲淹全集》，收罗完备，也辑佚了范仲淹若干零句，但仍没有注意到范仲淹的这句诗。“唐家三百年冠盖，谁有诗书到远孙”这句范仲淹的佚诗，既有史事可征，又有重要史料价值，关乎唐宋时期方氏家族文化传承，应予收录在《宋诗纪事》中。

还有一种情况，很多宋诗诗题有明确交代创作本事、背景，或有长序交代作诗背景者。比如南宋朱继芳《和颜长官百咏》，其《小序题解》谓：“龙寻邑东有颜长官仁郁祠。长官五代时能抚循其民，使不见兵革。《龙寻志》所刻诗百篇，皆道民疾苦皇皇不给之状。余生三百年后，奉天子命字兹邑，晋谒祠下，因次韵以寄甘棠之思，且使来者知我爱桐乡之意云。”这是作者亲自交代诗歌的创作背景，内容亦涉及宋代的士大夫祠信仰现象，按照“纪事”体例，应予收录。

这些实例说明，宋代传世文献中“蕴藏”着大量尚未被学界关注和采录的重要诗歌文献，需要踏踏实实去阅读和收集整理。

其四，《宋诗纪事》亦应收录虽无其他文献对诗歌创作“本事”的记载，但属于真正的长篇纪事诗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长篇纪事诗”是指对具体的事件通过诗歌形式予以详实记录、首尾连贯的作品，一般的登临、感怀等作品不在其列。钱锺书先生早就关注到宋诗中的这类作品，在《容安馆札记》等著述中有所采集，并对《宋诗纪事》的漏收提出批评。比如《容安馆札记》第七八九则谓：

皮相之徒侈称《秦妇吟》篇幅之长，冠冕古诗。以余睹记所及，宋人《鬼董》卷一载王氏女《妾薄命叹》五言中杂七言十七句，都二千五百三十四字，厉氏《宋诗纪事》、陆氏《宋诗纪事补遗》皆未采录。

钱先生在这里拈出的一首宋代女性作者所作长篇纪事诗——王氏女的《妾薄命叹》，在篇幅上超过了韦庄的《秦妇吟》，在记录的详实上也有过之。钱先生显然认为，这样的诗是应该收入《宋诗纪事》的。钱先生能够指出这一点，自然与其博闻强记有关，需要在大量阅读宋人别集文献的基础上才能挖掘出来。《宋诗纪事补正》据《鬼董》卷二补入此诗。可惜的是，《宋诗纪事补正》的实际编撰者栾贵明，尽管根据钱先生的指示收入此诗，但仍只注明出自《鬼董》卷二（实为卷一），至于《鬼董》的“本事”原文却依旧没有录入。笔者认为，《宋诗纪事》除了录入诗歌外，也应该将其出处原文照录，这样才更有价值。《鬼董》为南宋沈氏所撰小说，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今收入《全宋笔记》中。《鬼董》卷一：

巨鹿有王氏女，美容仪而家贫，同郡凌生纳为妾。凌妻极妒，尝俟凌出，使婢缚王掷深谷中。王偶脱而逸去，入他郡为女道士。作《妾薄命叹》千余言。

在笔者看来，这段数十字的背景交代，与那首长诗一样，是《宋诗纪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可省略。由上例表明，钱锺书先生不拘一格，搜寻大量散落在宋代笔记、小说中的真正应该收入《宋诗纪事》的宋代诗歌作品，为新编《宋诗纪事》提供了范例和依据。

从上述例证可见，应汇集宋代有明确文献来源的纪事类诗歌及其纪事文本，在吸纳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上，对所有收入的宋诗（含散句）一一考辨其“文献来源”，并详尽列出原始文献的确切出处。编撰中以“文献有据可依”为第一要义，根据这一原则编辑出一部体例完备、文献准确、考订翔实的新编《宋诗纪事》是完全必要的。

三 新编《宋诗纪事》的可行性

从上节内容可知，编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宋诗纪事》，实为一件相当繁难之事，在明确编辑理念后，需要在宋代文献的阅读上下大力气才行，因为此书的编撰不仅仅涉及宋诗，也涉及宋文、宋代笔记和小说等各类文献。清编《宋诗纪事》及其后的各类补编、补正，编著者多为当时第一流学者，但仍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客观上说，与当时对宋诗文献尚未进行全面整理，学者囿于各自所见有关。

但这种局面在21 世纪的今天得到了很大改善。近四十年来，宋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除了一些学者对《宋诗纪事》本身做了大量纠误和拾遗补阙外，很多学者还对《宋诗纪事》的成就和问题做出过深入研究，为新编《宋诗纪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或启发。

更重要的是，当代学者集体编撰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等大型文献相继出版，宋代诗话的整理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这些集一代典籍的大部头汇编文献，尽管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毕竟呈现出宋代诗、文、笔记等的总体面貌，为编辑全新的《宋诗纪事》提供了资料上的保证，奠定了一定基础，也方便学者使用。现在的问题就是踏踏实实研读原典，严格遵守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结合细致的考辨工作，从中发现和挖掘出详实、珍贵的宋诗纪事资料。

对已有古籍文献，大体遵照其原有体例而重新编订，学术界已有先例。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主持的《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对于民国年间丁传靖编著的《宋人轶事汇编》，其在基本沿用丁编体例的基础上，重新编订，在体例上更为完备规范，在文献来源上更为可靠清晰，同时也吸收了丁编的一些可取之处。周编《宋人轶事汇编》出版后，可以完全取代丁编。《宋诗纪事》也需要这样一次重编，而重编的难度和意义都不低于重编《宋人轶事汇编》。

从理论上说，《宋诗纪事》对于探讨中国古代诗史、诗文之间的关系及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对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所具有的“纪事”“存史”性质，也能提供较为完备的资料，具有一定意义和价值。

按照新的编撰原则，新编《宋诗纪事》将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首先，打破原编按人物身份排列的窠臼，所有人物一视同仁地按照时代先后排序。无法确切考知其生卒年代的作者，则参考《全宋诗》《全宋文》等总集的排序。这样，力图从时间维度上，从一个特定角度展现宋代诗歌乃至宋代社会发展的某种面貌。

其次，所录文献以宋代存世文献为主，兼顾后世文献。但对后世文献采取较为严格的收录标准，以确保文献的准确性。对于方志类文献，特别是晚近编撰的方志文献，本着确有可征、宁缺毋滥的原则，在全面核对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去除一些可疑或重复的文献，重新加以汇集，所有本事史料，准确征引原文，注明出处，以备学者进一步查考。

第三，对《宋诗纪事》及其各类增补、补正类著作所列文献来源，做出全面核查，剔除无事可纪者。对有事可纪的，则严格按照原始文献录入其文本，除明显刊刻错误外，绝不轻易改动原文，同时详尽注明文献来源，对有多种文献来源或有记载分歧的，则适当加以辨析，以保证文献的完整性、准确性。

我们相信，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样一部新编《宋诗纪事》一定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对推进当代宋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旧编《宋诗纪事》作为一部历史文献，自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两者并行不悖，各自发挥自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