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娟

我坐在饭桌的一角写作业，被无数只金元宝包围着。

姥姥的那间北屋里，堆满了纸折的元宝，地上、桌上、床上，筐里、笸箩里、簸箕里，一包包、一堆堆、一簇簇，但凡能放东西的地方，都被元宝占据了。折元宝的姥姥，坐在矮桌前，上身伏在桌上，手指在黄纸间不断翻飞着，她那头银发融在了金黄里，她那张满是皱纹但依旧白皙的脸被映成了金色，就连那件灰色的斜襟儿褂子也像能发出金光一样。

姥姥的元宝似乎永远折不完。元宝分两种，一种是用黄表纸折成的大元宝，把十几个大元宝粘在一起，就做成了一个莲花盆，莲花盆上边放的是用又小又薄的米黄方纸折成的小元宝。我晚上写完作业，也帮着姥姥折元宝。一开始姥姥教我折，用的就是那薄如蝉翼的米黄方纸，姥姥折一道，我也跟着折一道，折来折去，那片米黄色的薄纸变成了船型，对着“船头”上的一道缝隙轻轻吹一口气，“船”遇到了风，鼓了起来，一个元宝就折好了。吹了气的元宝受不了一丁点的挤压，稍稍一挤一压，那元宝便会脱型。我把元宝捧在手心里，像捧着一只刚孵出蛋壳的小黄鸡一样兴奋，怕把它挤了，又怕它飞了。

“姥姥，看！这是我的元宝！”我小心翼翼地把手心里的元宝挪到姥姥的跟前。

“这可不是你的，这元宝都是老母的。”姥姥笑眯眯地对我说。

“都是老母的？老母要这么多元宝干什么呢？”我不解地问。

“都是，老母的元宝用处可大了，很多事情都要靠这元宝。”姥姥说。

前些天，姥爷跟姥姥说：“哎！二闺女这几天痨病又重了，你当社的时候跟老母说说，听见了吗？”

姥姥说：“嗯，听见了！”

“哎！柳子村的外甥闺女马上考学了，你当社的时候跟老母说说，听见了吗？”

姥姥说：“嗯，听见了！”

“哎！邻居顺有的大儿子从县城退休回家就一直不想吃饭，我看瘦了不少，别有什么事儿，你当社的时候跟老母说说，听见了吗？”

姥姥说：“嗯，听见了！”

“哎！五闺女刚到县城，不知道挣到钱了没，你当社的时候跟老母说说，听见了吗？”

姥姥说：“嗯，听见了！”

“哎！孙子找媳妇的事，你当社的时候再跟老母说说……”

姥姥家所在的村叫石家河村，农历每月逢十都要当社，当社是我们那里早年间为祈求平安进行的一种活动。姥姥是童养媳，十二岁就嫁到了姥爷家，姥爷比姥姥大十岁，他叫她“哎”，叫了七十多年。那时，姥爷八十多岁了，记性非常好，小时候在私塾里背诵的《三字经》他依然能倒背如流。他虽然干瘦，但身板硬朗，经常自己上山拾柴，能一口气把一大捆柴背回家。他眼不花，但耳朵聋得厉害。姥姥的耳朵也一样，别人跟他们说话全靠喊，姥爷和姥姥说话，每回都要问一句“听见了吗”，直到姥姥回答“听见了”，他才放心。

“姥姥，老母也像您一样头发花白吗？”我一边折元宝一边歪着脑袋问姥姥。

“可能不是，我老了，老母是神仙，是不会老的。”姥姥直了直腰，放下手上的黄纸说。

“那为什么叫老母呢？”

“就是这么叫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姥姥低下头、弯下腰，继续折元宝。

“那谁知道呢？姥爷，您知道吗？”我把头转向坐在煤炉旁眯着眼睛烤火的姥爷，大声地问他。

姥爷没有回答。

“姥爷，您知道吗？”我又大声问了一遍。

姥爷坐在板凳上始终没回答，一开始我以为他睡着了，但我仔细看了看他的手，他那张开的双手快要贴到炉壁上去了，像是要把炉子抱起来，他的大拇指在不停地搓动。姥爷怕冷，他在搓手指就说明他没睡着，他只是没听见。

老母究竟是什么神仙，七十多岁的姥姥说不清楚，八十多岁的姥爷也说不清楚，他俩加起来一百五十多岁，一百五十多岁，也没弄清楚老母的事。

虽然没弄清楚，但每次当社，姥姥都会把她折的那无数个元宝用筐、笸箩、簸箕端到摆在石家河大街正中间的那张供桌前。那些元宝，都是姥姥为亲人祛灾祈福的，这些亲人，有近的也有远的，不管远近，只要姥姥听说了谁家有不顺利的事或者将面临人生中的重要关口，姥姥就会为他折上一对莲花盆，折上满满两盆小金元宝。

“一道纸的事儿，我给老母送元宝就是帮着他们行善。”姥姥经常这样说。

“姥姥，为什么送元宝就能行善呢？”我不解地问。

“为什么？呃……为什么？你这小丫头，怎么那么多为什么？”姥姥笑眯眯地说：“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一颗善心，用善心行善总是错不了的，行的善越多，人才会越来越好。”行善是姥姥认准的理。

“哎！二闺女、外甥闺女、顺有大儿子、五闺女、孙子……当社的时候别落下，听见了吗？”姥姥临出门了，姥爷还不忘提醒姥姥。

“嗯，听见了，记着呢！”姥姥不仅记着这些人，她还多折了一对莲花盆，是为薄孩折的。

薄孩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谁也不知道她的真名，她年轻时嫁给了宝畔台村的一个男人，男人打了她大半辈子，她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都成家了，她却突然疯了。她从家里逃出来，一路沿着大道往北走，越走越平坦，就走到了石家河村，那时的石家河是周边生活条件最好的一个村子，因为讨饭容易，薄孩就在石家河住下了，村里人问她是哪里人，她就直着舌头、流着口水说：“薄孩。”从此，这个来自宝畔台的女人便有了名字，薄孩。无论冬天还是夏天，薄孩都穿着那件又脏又破的大棉袄，背上挂着几十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她那银灰色的头发比鸟窝还要蓬乱，时常粘着干草，她满脸污垢，嘴边拖着一条长长的口水，整天游荡在石家河村的大街小巷里。她一手端着个破瓢，一手拄着根木棍，饿了就在人家家门口默默地站着，直到这家主人将饭菜倒进她的破瓢里，她才默默离开。她端着瓢，走到村头石碾旁，坐在石碾旁的石头上，用她那乌黑的手指，捞起瓢里的饭菜就塞进了嘴里。

薄孩的丈夫去世后，儿子们几次把她带回宝畔台，但她在石家河消失几天后，就又出现了。

那次，她站在了姥姥家门口。

那是一个雪天的中午，我透过窗子看到一个人影站在门外，我赶紧喊姥姥，姥姥打开门，看到是薄孩，她站在雪地里，浑身落满了雪，嘴唇冻得发紫，她不断地冲姥姥颠着手里的破瓢。听说很多疯子都会打人，我虽然没见过薄孩打人，但对她还是充满了畏惧，我一直躲在门后偷偷地看。姥姥赶紧从锅里舀了一碗热乎乎的粉条炖白菜倒在了她的瓢里，还拿了两个热馒头。薄孩直着舌头“呀哦咦喂哎”地说着，手一直指着瓢，姥姥似乎明白了，就把馒头放了进去，可薄孩还是“呀哦咦喂哎”地说着，指指瓢，又张开嘴巴，指指嘴巴，我看到她的牙已经掉光了，姥姥也终于明白了过来，她让薄孩到屋里坐坐，暖和暖和，说到屋里给她舀点菜汤把馒头泡一泡。薄孩一开始怎么也不肯进屋，一直指指自己的嘴巴，再指指瓢，姥姥站在雪地里，轻声细语地跟她说了好一会儿，尝试着接过她的拐棍，慢慢地把她身上的塑料袋一个个卸下来，她才渐渐地不再“呀哦咦喂哎”，默默配合姥姥将身上的塑料袋卸下，放在了门口的石阶旁。姥姥把她扶进屋，让她坐在了家里的弹簧沙发上，在我的印象里，姥姥家的那两个单人座弹簧沙发上坐的都是长辈或贵客。薄孩坐在沙发上，我缩在门口，姥姥让她把瓢放桌上，给她舀点汤，可是瓢在桌上立不住，菜汤顺着瓢把儿流了出来，姥姥就给她用碗盛了汤，又给她一双筷子，她把馒头掰碎，泡在了汤里，就一手拿着瓢，一手拿着碗，把馒头全部倒进了瓢里，她依旧端着瓢吃饭，她一边吃一边点头。姥姥问她怎么不回家？晚上在哪里睡觉？娘家是哪里？她“呀哦咦喂哎”地回答着，她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清，但她说得很投入，说着说着，我看到她的眼睛里竟然有了泪。

没等薄孩吃完，我就出门上学去了。等我下午放学回来，姥姥说薄孩跟她说了一下午话，刚走。她说薄孩命太薄了，摊上个不是人的男人，硬生生被男人打出了毛病，娘家没人了，她没家了。

姥姥的娘家跟薄孩的娘家在一个村。姥姥十二岁就离开了那个村。

姥姥家的那间小屋舶在茫茫的夜色里，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落在地面上也形成了一扇明净的窗。风飒飒地吹过屋顶，捋着树梢，极力想裹挟点什么，可什么也没带走就不知奔向了哪里，到了冬天，风还能带走什么呢？能带走的都早就被带走了。

母亲把装着我的衣服的包放在了姥姥家的床上，那张床快要被金元宝占满了，母亲把元宝往床角堆了堆，才给我腾出来了一块坐的地方。那床真高，我坐在床沿儿上，腿耷拉着，脚距离地面还有一大截。母亲临走时塞给姥姥一些钱，姥姥不要，她便远远地一抛，抛在了门口一个放元宝的笸箩里，卷成一个卷儿的钱在笸箩里绽开，我看着那些钱，鼻子竟一阵阵地酸了起来。

母亲抛下钱就走了。

我十二岁那年的冬天，母亲跟着父亲去了县城打工，我在家没人照顾，母亲托人把我转到了石家河中心小学，我住到了姥姥家。

姥姥包饺子给我吃，揉面的时候使不上劲儿，她就把面和得很软，面和好后在桌面上团一团，还没团光滑，姥姥就将面团捏成长条，切成剂子，擀面杖在面剂子上骨碌两下，饺子皮儿就擀成了。姥姥包饺子不是包，而是捏，圆圆的饺子皮儿里裹进一大团馅儿，食指把皮儿的两边往里一戳，然后大拇指压在食指上轻轻一捏，饺子就包好了，捏好的饺子圆滚滚的，像个元宝。

我说：“姥姥，饺子不是这样包的。”我拿起一张皮儿，回忆着母亲包月牙形饺子时的手法，结果馅儿放多了，饺子的肚子胀鼓鼓的。

姥姥让饺子半躺着，笑着说：“这样看，你包的也像个元宝。”

姥姥包的饺子香，我能吃两碗。大姨来看姥姥，姥姥就跟大姨说她包的饺子好吃，我一顿吃了两碗，三姨来她就跟三姨说，等四姨来时，她还说，我觉得被别人说自己能吃很丢脸，便说：“姥姥，不是我非要吃，是饺子一直勾着我的鼻子呀。”

姥姥的任务是给我做饭，但姥姥不会看表，做饭经常不卡时间。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看到姥姥和姥爷都坐在煤炉旁发呆，炉子上还坐着那只烧水用的铝壶，根本没有做饭的迹象。我一进门，姥姥看到我，像被从梦中惊醒一样，慌张地去看墙上的钟表。“几点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姥姥一脸疑惑。

我说：“不早了，都十二点多了，就该放学了。”

姥姥站起来一边忙着熘馒头，一边说：“很快的，很快就能熘好。”

我说：“光熘馒头，没菜，怎么吃呀？”

姥姥说：“有菜，有菜，我给你煎一块鱼，最香的菜。”

我一听还要煎鱼，心想，等煎完鱼，我还不得迟到了？迟到了老师就要罚我的站。我越想越气，觉得是姥姥失了职，连招呼也不打，扭头就跑出了门，姥姥颠着小脚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喊：“吃了饭再走啊，很快就做好了。”我头也不回，喊了一句：“不吃了！”

我拐出胡同口的时候，看到姥姥依然呆呆站在家门口望着。

到了学校，教室里还没有人，我就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坐着，空荡荡的肚子叽里咕噜地叫了起来。

不知等了多久，同学们才陆陆续续进教室，我的肚子都要饿扁了。

同学琴琴进了教室，手里拿着一包桃酥，走到我桌前，把桃酥放在了我的桌上，说这是姥姥让她带给我的。姥姥往学校这边走，在路上看到琴琴经过，就让她把桃酥带来了。

我吃着桃酥，想到姥姥颠着小脚在路上疾走的样子，脸颊突然有些发烫。

从那以后，姥姥格外重视时间了，学校中午的吃饭时间比较长，我一点半从家出发到学校正好，因为怕睡过头，虽然时间宽裕，但我中午都不敢午睡。那天中午，姥姥让我睡一会儿，她给我看着时间，说到了一点半就叫我。我就躺在床上放心地睡了，那一觉睡得真畅快。睡梦中听到姥姥叫我，让我看看现在到底是几点了，我骨碌一下爬起来，一看表，心里咯噔一下，都已经两点半了。

“姥姥！这都两点半了，怎么才叫我？老师肯定要罚我站！。”我一边穿鞋一边哭着说。

“我一直没敢打盹儿，看表看了很多遍，越看越拿不准到没到一点半，就赶紧叫你起来看看。”姥姥坐在沙发上，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她扭着脖子仰着头，把墙上的挂钟又端详了一遍。

我撒开腿就往学校飞奔，踏在胡同里的响亮的脚步声撞到两边的墙壁上，又传回到我的耳朵里，在“叭唧叭唧”的回声中，我一遍遍地想，姥姥怎么这么笨，连个表都不认识，要是娘不去县城就好了，我就不用来姥姥家，就不会迟到。越想越觉得心酸，眼泪竞被风吹到了耳根。

我奔到教室的时候，第一节课已经下课了，没人注意到我，我溜进教室，没有被罚站，但我趴在桌上哭了整整一下午。

放学后，我红着眼、拉着脸回到了姥姥家，姥姥看到我就问：“是不是被罚站了？都怨我！”我说没有被罚站。姥姥又问：“那你怎么哭了？”我趴在姥姥的背上说：“姥姥，我想我娘了。”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滴到了姥姥的脖子上。

“想娘的滋味可不好受，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知道这滋味有多难受。”姥姥抓着我的手说。

姥姥生于1929年，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姥姥的母亲带着女儿和两岁的儿子艰难度日。姥姥从小长得白净俊俏，但在旧时人的观念里，脸生得好看远不如脚裹得好看。姥姥七岁时，虽然已明令禁止缠足，但姥姥的母亲还是偷偷给她缠了足，八尺长的裹脚布紧紧裹在脚上，还要用针把裹脚布密密缝好，疼得姥姥日夜哀嚎。缠足一年，又被迫放足，但拿掉裹脚布时，除了大脚趾，姥姥其他的脚趾早就被裹断了，也因为只缠了一年足，姥姥的脚成了小脚中的大脚。姥姥走路迈着八字步，尖尖的足尖不着地，只是用脚后跟走路，因为脚尖一着地，压在脚下的四根脚趾就会被踩得生疼，裹脚之后，姥姥一直都是这种姿势走路。姥姥十二岁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姥姥的母亲不得不托人为姥姥寻个人家。姥姥的叔叔把她送到姥爷家后，背起一袋麦子就走了。姥姥站在门口，扶着门框，看着叔叔背着那袋麦子渐渐地消失在黄昏里，哭成了泪人。

姥姥到姥爷家没多久，姥爷就被国民党拉去当了兵。在我的印象里，姥爷从未对人提及他那几年的当兵经历。很多年后，我问母亲，母亲对他的那段经历也知之甚少，她只听别人说，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姥爷全靠钻死人堆，才保全了自己性命。姥爷不在家的那些年，姥姥成了姥爷家最多余的人，姥爷走后生死未卜，音讯全无，姥姥刚进门没多久姥爷就被拉走，姥姥因此也被当成了一颗“灾星”。姥姥在姥爷家当使唤丫头，没日没夜干活，不仅挨饿还经常挨婆婆和姑子们的打。尽管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姥姥跟我讲起那段经历时，还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姥姥说她好不容易被婆婆姑子们放出来一回，颠着小脚走一上午回到娘家，满肚子委屈要跟母亲诉说，中午到了娘家门口，家门却紧锁着，她坐在门口等，等到过了晌午都不见人回来，她越等越觉得委屈，便呜呜地哭起来。叔叔家就在隔壁，婶婶听到哭声，站在大门口往外看，看到是她在哭，婶婶远远地说了一句：“呦！是闺女回来了！”姥姥擦擦眼泪，叫着婶婶。婶婶连续出来看了她好几次，终究没有让她去家里吃口饭。姥姥对我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虽然姥爷家的那袋麦子被叔叔背回了家，但婶婶怎么也不舍得拿出一口饭来给她吃。等到太阳偏西，仍然没等到母亲回来，她就饿着肚子，哭着，一步步挪回了姥爷家。

姥姥哭着往回走，路过薄孩家门口，她看到薄孩的娘抱着薄孩站在大门口，正大嘴对着小嘴给薄孩喂煎饼。

供桌前放着一堆堆的金元宝，供桌上摆满了杯盘茶碗，桌上香炉里的香也已被点燃，伴随着袅袅青烟，一群女人站在供桌后，她们大都头发花白，弯着腰、佝着背，双手合十，耷拉着眼皮杵着，嘴里哼着唱词。站在最前边的女人是所有人的老师，老师是当社的召集人，也是唱词的领唱，她哼唱的声音最大，后边的人都随着她的声音附和着，姥姥就是站在后边附和的人之一。

“邀请那老母来座席，哎嗨呦，端上茶呐点上烟，也有酒啊也有肉，嗷嚎，还有那鲜果在上面，哎嗨呦，老母看见就喜欢呐，哎嗨呦……福哇怜旱旱怜旱旱，旱旱弥怜旱旱……”

老师的唱词极长，她能反反复复哼唱大半个上午，但大多唱词是模糊不清的，只有“福哇”那一句最清楚，因为那句会在多个章节出现。每当老师唱到“福哇”两个字时，女人们参差而低沉的哼唱声就会突然整齐而宏亮，那声音像是没有经过嗓子，直接从肺里迸发出来的，整个当社的场面也被这句响亮的“福哇”一步步推向高潮。处在当社高潮中的女人们身体前仰后合地晃动着，浑浊的眼睛里流出一汩汩的清泪，因为眼泪的缘故，当社便增添了几分悲壮的意味。她们双手合十，沉浸在悲壮的氛围里，无暇顾及脸上的泪痕。只有当抱着酒壶、茶壶的女人从她们眼前晃过，给供桌上的杯盘茶碗添酒倒茶时，有的人才会回过神来，微微睁大眼睛，吸一吸鼻子，暂缓了眼泪的流速。除了添酒倒茶的女人，其他人是一律不能出现在供桌的前方的，站到供桌的前方就是对老母的大不敬。偶尔有哪个不长眼的孩子从胡同里窜出来要横穿大街，远远地经过了供桌的前面，女人们便会一个激灵，突然集体厉声将孩子呵走。孩子听到呵斥，呆站在远处，不知所措，像是被扒光了遭众人观瞻一般，等他反应过来，吓得拔腿就跑，他这跑总要绕着大弯子的，跑到离供桌最远的地方，打个圆弧，再跑到大街的这边来。

老师的唱词唱完后，嘴里就开始念念叨叨、咕咕哝哝，女人们也跟着念念叨叨、咕咕哝哝。姥爷之前提到的二闺女、外甥闺女、顺有大儿子、五闺女、孙子就在这时被姥姥念叨了出来，念叨完这些人后，姥姥还为薄孩念叨了几句。结束后，女人们就要朝前作揖三次，一边作揖一边说：“弥陀佛，弥陀佛……”

作揖和“弥陀佛”都是对老母的致谢。

女人们的愿望有多有少，女人们弯腰作揖的动作有早有迟，一群混乱折腰的女人就像一棵棵被阵阵秋风摁下头颅的野草，风吹过，她们的头颅又慢慢抬了起来。女人们嘴里的“弥陀佛”被风裹挟着，在村子的上空不断回荡盘旋。

堆放在供桌前如山的金元宝被点燃了，一阵阵青烟蒸腾起来，如果青烟能载得动愿望，女人们的那些愿望大概就是搭乘着那青烟被送到老母那里的吧。

我问姥姥：“您替薄孩许了什么愿望？”

姥姥说：“希望她能祛除病灾，儿孙孝顺，吃饱穿暖，当个正常人。”

可是，薄孩还是不见了，就在那个冬天。

当社结束的那天，姥姥一直在哼唱白天老师带她们唱的唱词，唱词太长了，而且，似乎每回都不固定，姥姥努力回忆着还是没法完整地唱下来。她眼巴巴地看着我，就等我写完作业。

“我唱着，你帮我把词记下来吧？不然过两天又都忘了。”姥姥说话的语气像个在求人的小孩。

我立即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拿起铅笔，开始为姥姥记唱词，姥姥唱完第一句，我才写了半行字，姥姥就叫我停住了。

“不对，我看别人写字都是从上到下写，你怎么从左到右写呢？”姥姥盯着那张纸上的字问我。

我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行。”

姥姥说：“这可不行，我看老师写字都是从上到下，你姥爷写字也是从上到下，你看每家门上的对联，不都是从上到下写的吗？”

我说不清从上到下和从左到右有什么区别，姥姥要求，我便把纸上的半行字用橡皮擦掉，从上到下写了起来。

姥姥唱一句，我写一句，姥姥唱完，我还没写完，姥姥就趴在一旁看我写的字，等我写完那句，姥姥又总是忘了她自己唱到哪一句了，就不得不又从头把唱词唱一遍。姥姥的唱词里夹带着很多方言词，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字，就用同音字来代替。

本子纸的正面写满了，反面又被写得满满的。

姥姥说：“今天就先记这些吧，写这么多字，可别把你累坏了，写字不比干活轻松。”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给姥姥，姥姥犹豫了一下才接过了那张纸。

姥姥打开那张纸，仔细端详着，说：“给我没用啊，我一个字也不识。”

“姥姥，你想认哪个字，我给你认。”

姥姥随便指了一个，说：“这个看着最简单，这是什么字？”

“‘上’，是‘端上茶点上烟’里的‘上’字。”我说。

“哦，‘上’是这样写啊。”姥姥似乎一下领会了。

“那这个呢？这个字怎么这么多？”姥姥指着“旱”字问我。

“那是‘旱’字，‘福哇怜旱旱’里的‘旱’字。姥姥，‘怜旱旱’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老师一直都这么唱，大家就都一直跟着这么唱。”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hàn’，就用这个字来代替了。”我说。

“字还能相互代替？”

“同音字太多了，大差不差，我们自己能看懂就行。”

姥姥若有所思。

“我的名字你会写吗？我的大名叫郭中兰。”姥姥说。

“姥姥，原来您姓郭呀！我会写！”于是我在纸上写下了“郭中兰”三个字。

姥姥把那张纸拿在手里说：“哦，我的名字长这样啊！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我突然想起来，我学到的读“zhōng”的字可不只有“中”这一个，还有“忠”。

“姥姥，还有一个字也读‘zhōng’。”于是我把纸拿过来，把“忠”字也写在了纸上。

姥姥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指着两个字问姥姥：“姥姥，您是哪个‘zhōng’呢？”

我这一问，把姥姥问得不知所措了，“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个‘zhōng’，这两个‘zhōng’哪个好啊？”

我说：“一个是‘中间’的‘中’，一个是‘忠诚’的‘忠’，一个没‘心’，一个有‘心’。”

姥姥问：“啥心？”

我说：“‘忠诚’的‘忠’有个‘心’字做底，‘中间’的‘中’底下没‘心’这个字。”

姥姥说：“那当然是有‘心’的好，没心不就光剩个皮儿了吗？就跟包饺子似的，馅儿好吃还是皮儿还吃？当然是馅儿了。还有，敬老母就是发善心，没心光个皮儿，行善有啥用？”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姥姥。

“名字连着一个人的命啊。”姥姥说。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见过父母的结婚证，他们的结婚证上就有他们的名字。

“姥姥，把您和姥爷的结婚证拿出来看看，上边有您的名字。”

“没有结婚证，跟了他六十多年了，也没人给发过结婚证啊。”

“那有别的证吗？”

“没有证。”姥姥想了想才回答。

“按照大人取名字的规律，您中间这个字应该是辈份，舅老爷叫什么？”

“你舅姥爷叫郭zhōng学。”一说完，姥姥的眼睛突然瞪得更大了，嘴巴微微启开，她似乎意识到了更严重的问题，姥姥这辈子最在乎亲人便是她的胞弟 —— 我的舅老爷。

我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因为我没法确定舅老爷的名字里到底有没有“心”。

姥姥不唱唱词了，像一尊泥菩萨一样呆呆地坐在火炉旁，直到天黑，姥爷推门回家，她才一下回过神来。姥姥站起来，迎上去就问姥爷：“大兄弟的名字里有没有‘心’？”

“啥？”姥爷皱着眉头反问，不知他是没听清还是没听懂。

“我问你，大兄弟名字里的那个‘zhōng’，是有‘心’的，还是没‘心’的？”

“你说啥？”

“啪！”姥姥突然猛地一巴掌打在了姥爷的背上，姥爷被打得肩膀猛地一耸，一脸惊愕地看着气汹汹的姥姥。

“可把我气死了！你就聋死算了！说多少遍，你怎么就听不见？可把我气死了！”姥姥一边说一边气喘吁吁，似乎是真要被气死了。

我赶紧跑到姥爷跟前，大声地跟姥爷说：“姥姥是问您，舅老爷的名字郭zhōng学的‘zhōng’是哪个‘zhōng’？‘中国’的‘中’还是‘忠诚’的‘忠’？”

“‘君则敬，臣则忠’的‘忠’！上边是‘中’下边是‘心’的那个‘忠’。”

我一听，赶紧跟姥姥说：“是有‘心’的忠。”

姥姥终于松了口气，说：“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的名字呢？是哪个‘zhōng’”？姥姥继续问姥爷。

“大兄弟是哪个，你就是哪个！”

我坐在饭桌的一角写作业，被无数只金元宝包围着。

姥姥坐在矮桌前，双手在不停地翻飞。她看看手上的元宝，又看看我，问：“‘元宝’这俩字你会写吗？”

我说：“简单！”翻过作业本就在反面写下了“元宝”两个字。

我拿给姥姥看，姥姥仔细看着这两个字，说：“看起来确实不难。”

我把铅笔递给姥姥，让她也照着写一个试试。

姥姥接过铅笔，将笔握在手里，她那握笔的姿势跟她吃饭时拿筷子的姿势一摸一样。我看到她一笔一划地写，似乎很用力，像是在刻字，写一笔，右手就往笔尖滑一点，她就用左手抓着笔头，把手里的笔往下拔一点，她把笔画写倒了，但“元”字最终还是被“刻”好了。姥姥又开始在“元”的下边动笔刻“宝”字，姥姥写了一点，又写了一横，左手把笔尖往下拔一点，又把横的两头用两条歪歪斜斜的竖堵上了，姥姥直起腰，发现她写的这几笔离真正的“宝”字差很远了，就说：“这个字太难写了，这根铅笔又太滑，我的手老往下出溜。我画个宝吧。”

于是，姥姥在“元”字的右边，用几根线条画了一个小元宝，那小元宝跟姥姥用米黄方纸折的金元宝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