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耀 东 王 思 源

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国内金融市场投资量的持续增加，我国资金流动更加呈现出集中性和倾向性特征，然而，大量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并没有同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一致。一般用劳动者报酬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测度劳动收入份额，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从2000年的51.34%下降到2020年的41.32%，总体处于下降序列。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滑不仅不利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利于满足我国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经济需求，更不利于我国实现国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现阶段，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的研究大多从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全球化、产业结构、二元结构、市场结构和人口结构等方面着手，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机制的分析比较欠缺。从现实来看，金融业良性及高质量发展可以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在企业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增进创新动力、提高劳动者报酬从而提升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金融的不均衡发展增加了金融的嫌贫爱富属性，造成资本性收入增量远多于劳动性收入增量的问题，从而降低了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上述分析，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还需要考虑金融发展各环节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这一问题上，已有的文献还缺乏机制与路径研究。因此，本文在梳理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提升机制、收入分配改善机制、产业结构优化机制三个维度构建金融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提升机制框架，分析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现实制约，并提出以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实现路径。

一、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金融的深化发展、均衡化发展、数字化发展、普惠化发展和绿色化发展等五个方面。

1.金融的深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金融的深化发展可以细分为金融业的高质量化和规范化发展。金融业的高质量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资本的集聚效应，为产业的扩容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良好的经济效应，带动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的有序推进，提高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量并增加劳动者薪酬。而金融业的规范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企业直接或间接获得资金的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改变各劳动要素的利润分配状况。

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报告》显示，从2004年到2020年，英国、美国和欧洲等金融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性收入占比都超过了50%，但是在金融业欠发达地区，这一比重仅为30%左右。这说明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在推动金融和产业动能结合方面做得更好。金融作为产业发展的血脉贯穿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提升产业动能的同时实现了增加人力资本资源禀赋的功能。

金融业的高质量化和规范化发展还规避了绝大多数套利和监管缺失行为引发的金融攫取效应，这有效制约了资本性收入的无序扩张，限制了资本性收入，扩大了劳动性收入比例，进而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2.金融的均衡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金融的均衡化发展包括产业层面的均衡化发展和地域层面的均衡化发展。均衡化的金融市场会基于公平和效率进行产业结构部署，激活金融的要素分配调节属性，降低不同产业由于金融行业周期不确定性带来的金融风险，从而缩小不同行业劳动性收入同资本性收入的差距。在我国全面推进金融行业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的均衡化发展还有利于矫正一些新兴行业企业借助金融杠杆进行的盲目扩张行为。围绕均衡化这一基本点，由点及面全面发挥金融业对企业收入分配的正向影响，从而带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提升。

地域层面的金融均衡化发展在金融资源全面配置的情况下，聚焦在金融政策、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等方面。金融业在不同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实质上是金融市场化提速、经济金融发展一体化交互的过程。利用金融均衡化发展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高效配置，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岗位质量和劳动性收入共同跃升。从现实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东部金融资源更为集中，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较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短板。《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以北京、天津、河北、江苏等省市组成的我国东部地区2020年劳动收入份额为44.73%，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40.21%的劳动收入份额。金融在各地域的均衡化发展可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从而实现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总体上升。

3.金融的数字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中国人民银行在2022年1月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明确了我国金融数字化发展的路径和目标。金融的数字化发展推动相关产业链升级，有利于提升金融的透明化水平和要素调配效率，引导金融部门形成长期稳定的投资机制。金融的数字化发展可以加大资金的保障力度，通过盘活无效低效的金融资产，更好发挥金融的资本运作属性，从而保障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

在经过生态建设和资源整合后，金融数字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将引领金融行业进入数据和科技赋能的新时期，从而推动金融现代化发展进程。身处新型金融运营环境，企业在金融数字化等新技术方面的各类资产投资也会带来更为确定的现金流，这会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稳定人力资本投入，以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带动实体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4.金融的普惠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金融的普惠化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为民众和小微企业提供信贷和资金支持，在带动就业的基础上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薪酬，减少不平等收入分配对普通劳动者的攫取效应。我国建设普惠金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根据我国银保监会在2021年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金融机构覆盖率已超过98%，金融基础业务已覆盖到行政村，并且惠及各乡镇一级网点。

金融的普惠化发展增加了其可得性、覆盖度和惠利性，在“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服务领域也表现出提速、扩容的势头。金融的普惠化有利于推动金融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互通互联，是以人民为本、利益普惠的金融发展思想的具体表现。统筹推进普惠金融的循序渐次发展，有利于厘清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方式方法，将金融的普惠属性遍布社会各行各业，从而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助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5.金融的绿色化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绿色金融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资金蓄水池，金融的绿色化发展主要是对绿色产业进行金融支撑，实现工业和实体经济的绿色能源低碳替代。根据202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签署的《巴黎协定》中碳排放量的限制规定，我国在绿色能源产业链上还有约150万亿元的金融需求，发展潜力巨大。

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抓手，在能源、碳排放、林业、建筑业和交通领域发展绿色金融，直接促进了生态的环保建设，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加了产业的发展后劲，提高了收入的存续程度。金融的绿色化发展还会对我国重污染、低能效的产业进行优化。作为市场选择的指挥棒，绿色金融可以引导淘汰行业落后产能，推动经济转换发展赛道，从而改善夕阳产业劳动收入份额持续走低的现状。

二、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制

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的效应主要有三种，分别是人力资本效应、劳动性收入效应和产值效应。金融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企业运营成本改变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要素分配调整带来的收入分配改善机制以及实体经济和金融充分结合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1.人力资本提升机制

金融发展能够从资本价格差异化、就业岗位扩容化以及人力资本配置优化三个角度共同推进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当前我国众多企业涉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提升也会带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

资本价格差异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实质上是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成本、扩大企业规模的过程。当金融深化到一定程度，市场调节机制使资本价格出现差异化，需求供给配比会同资本使用价格直接挂钩。这对生产企业而言，有效降低了人力资本的使用成本，从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大多遵循资本投资、生产及经营的固定模式，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离不开对资产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大多数企业遵循着规模报酬不变的替代弹性生产模式，即生产效率决定要素和资源的分配比例，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发展质量。得益于生产规模和产出数量不断增加，企业的劳动性收入也会随之增加。

就业岗位扩容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实质上是增加企业用人需求、提升劳动性收入水平的过程。金融发展对就业的扩容效应包含了个体自主创业和企业创新升级带来的企业就业岗位增多。《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就业岗位数量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北京、天津、河北、江苏等省市组成的东部地区的就业岗位为28696万个，占全国就业岗位总数的38.2%。金融发展促进了就业岗位增多，不仅可以减少失业率，让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工作中来，还可以减少同质化竞争，使劳动性收入整体提高。

人力资本配置优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实质上是缩小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完善人力资本结构的过程。金融的均衡、普惠发展缩小了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从人力资本的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劳力市场的供需不对等的现状。从区域异质化程度来看，我国沿海内陆、城市乡村都存在资源配置失衡问题。金融均衡、普惠发展提升了资源的共享程度，减少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从不同行业人力资本配置来看，金融业通过政策指挥棒引导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可以缓解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人才缺乏困境，构建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本结构。

2.收入分配改善机制

金融发展能够从收入分配环节梯度化、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和收入分配效率制度化三方面对劳动性和资本性收入进行调整，使劳动者的收入增量高于资产收益增量，从而带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

收入分配环节梯度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实质上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与资本收益率的过程。充分利用金融发展的资本市场调节属性，在初次收入分配环节提高生产要素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以贡献度取得劳动报酬的效率，降低资本收益率。利用金融发展的普惠调节属性，将资源倾斜到二次收入分配环节的公共服务中，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利用金融发展的应用工具属性，加大对三次收入分配中自主捐赠的转移力度，通过公益信托、公益基金等金融工具为高净值收入人群减免税收，从而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意愿。世界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的北欧地区，为了缩小收入差距，充分发挥金融工具的调节能力。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家有着规范且高效的金融资源分配制度，从初次收入分配环节开始就通过铆钉利率制约了高收入人群的实际收入。北欧各国全民参与社会保险，在二次收入分配环节就加大了对公共服务性资源的投入。北欧各国同时有着规模最大且监管最为严苛的金融捐赠福利体系，在三次收入分配环节逐渐形成了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实质上是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增加劳动性收入的过程。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提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即减少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收益率以及低收入人群数量，扩大中等收入劳动阶层规模。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平均收入，要根据各类劳动者工作的重要性、稀缺性、经验性区分出收入差距。这种区分可以依靠金融发展催生的成熟劳动力市场来完成：劳动力市场就业区分效应受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影响，弹性越大劳动力供给就业区分效应就越大，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弹性，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构。

收入分配效率制度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实质上是通过金融发展的结构性制度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产阶层比例的过程。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金融市场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而分配过程的有效与公平需要有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作为保障。成熟的金融发展结构性制度保障了劳动技能型人才的要素收入，比如明确保护技能型人才的知识产权，同时，成熟的市场运行制度还能破除金融的灰色地带，隔绝因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本套利等行为，减少非理性的资本收益，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收入分配效率的制度化可以通过完善的金融结构性制度调节利率，从而提升投资效率：充裕的投资资金为企业聚焦创新生态，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型提供坚实支撑，从而增加中高级劳动者的收入，扩大中产收入人群数量。

3.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金融发展能够从产业协同发展、产业配置结构优化和整合落后产能三方面共同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产业的良性向好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提升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实质上是依托我国供应链和生产链的自身优势环节，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过程。目前，我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并有着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逐步形成了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且拥有高效率的供应网络的庞大产业集群。金融发展并介入实体产业能够不断扩大这一协同优势：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互相担保、专项基金等金融方式加大投入，进行多元产业协同发展，迅速推动各行业的产能扩张。金融发展的规模边际效应促进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产业的规模集群化和产能扩大化能够带来大量的劳动岗位，并且有助于规范行业整体标准，同质化人力资本市场，缩小因地域、产业和周期带来的劳动收入差距。

产业配置结构优化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实质上是聚焦产业的整体结构优化，加速企业科技化转型，提高劳动性收入的过程。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紧密结合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加速迈进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成熟的金融市场除了可以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撑，还可以加速新兴科技企业的孵化。与传统金融相比，现代金融的融资渠道更宽，且实现了从以银行为主的信贷体系到以资本市场为主的融资体系的转变。我国依托产业集群化发展推动企业扩张的做法，虽然为我国实体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产能，但是主要集中在生产链条的中下游环节，产品附加值较低，科技含量也不高。因此，我国生产制造业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在实体经济领域引入更多的现代金融因素，可以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比例，支撑企业科技创新，减少企业发展负债，平衡金融杠杆和扩大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行业劳动者的整体薪酬水平，增加劳动性收入。

整合落后产能、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实质上是通过金融手段整合效益不好的企业，淘汰整体处于产业周期末端的企业，推动大多数劳动者进入劳动附加值高的产业，完善就业人员结构的过程。该过程依托金融发展引导基金杠杆调节，引导金融市场进行资本金补充，对生产效率低下但能够实现科技化转型以及资源整合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专项债或将优质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为企业的并购、重组提供金融支持；对亟须改变落后产能的企业，可以通过专项基金形成统筹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以资本金补充等方式鼓励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企业生产方式升级。整合落后产能可以推动更多资本、技术和人才进入劳动附加值高的产业，从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

三、金融发展现状对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现实制约

1.金融市场融资渠道不丰富

近年来，我国众多商业银行在求稳的发展需求下，信贷业务的开展与之前相比更加谨慎，收缩了向信贷评级较低企业的贷款业务，这使众多企业陷入无法从商业银行贷款的窘境。大量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融资约束、金融环节受到抑制等现象。世界银行于2019年发布的《世界环境营商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有61%左右的融资来源于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缺乏其他的有效融资渠道。这导致企业难以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其经营模式更倾向于将所得利润进行内源再融资，从而造成企业降低人力资本支出、制约劳动者薪酬发放等问题。

2.金融行业发展不充分

从我国各类金融资产的分布来看，金融资产主要以银行的存款、贷款形式存在。我国银保监会公开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存取款金额总量占总体金融资产的95.6%，证券市值占比不足4%，保费收入占比仅为0.1%。金融行业发展不充分会对实体经济金融效率、金融资源获得渠道等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节奏，降低劳动收入水平。

3.世界金融环境不友好

金融资本市场规模的飞速扩张导致了世界范围内资产价格的疯涨，国内资产价格根据市场调节机制势必也会同步上升，这就拉大了资本性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的增长幅度差距。同时，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各主要经济体都制定了宽松的金融货币政策，中国作为外汇大国，迫于国际形势也在不断增发货币，这就造成了我国股市和热点城市的房价异动，资本性收益显著上涨。近年来，有外资属性的金融性资产不断出逃或被境外金融机构做空等行为频发，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国内资本市场的良好有序发展，使得国内企业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融资的成本和代价过高，导致企业大力压缩经营成本尤其是人力资本，从而造成劳动薪酬发放量的下降。

4.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社会融资占比分别为52%、21%和19%。金融社会融资代表着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额，东部地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支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在金融资源配置上确实存在地域差异。从不同行业金融资源配置来看，截至2020年年底，互联网金融相关产业占金融服务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在30%以上，对比之下，制造业相关产业这一占比不超过10%。金融资源地域、产业异化、配置不均衡的现象会导致出现经济发展滞后效应，扩大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因金融因素的实体经济发展差距，进而造成因地域、行业不同，劳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5.金融结构性改革不完善

从1979年开始，我国逐步恢复和设立了国家专业银行，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的开始。但相比社会中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金融市场的深化及自由化改革却是相对迟缓的。近些年提出的金融发展方向如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发展困难和选择困境。比如在全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如何满足“三农政策”“环境可持续发展”“技术全面提高”等层面对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的要求。推进金融结构性改革，有助于运用金融手段帮助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提升应对复杂国际形势和风险挑战的能力，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民生改善。

四、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实现路径

通过对我国金融发展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理论机制的分析，探究金融发展不同阶段和环节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了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现象，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从政府层面增强企业改善员工劳动收入的意愿

要改变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滑的现象，不仅需要完善人力资本市场规章制度，切实保护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要正视企业所处的金融困境对劳动者报酬支付的影响。政府需要充分重视部分企业的融资困境，包括部分企业融资申请难、融资成本高及融资渠道窄等。因此，政府不仅需要优化企业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准入门槛，还需要帮助企业增加良好经营的信心，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从宏观政策层面推动企业同比例增加要素分配中劳动支出的比重，从源头上提高企业改善运营条件的意愿，增加劳动者报酬，从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2.建立成熟的金融资本市场，从企业运营层面增加劳动者报酬

要严格监管，加速推进金融业改革，尽快建立成熟的金融资本市场。在未来的金融资本市场改革中，要坚持“多层级金融资本市场”的建设理念，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本融资职能，满足证券市场对中小企业上市扩容的改革需求。良好的金融资本市场可以减轻企业在未来流动资金方面的压力，从而提高企业运营成本的支出预期，增加劳动者报酬，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3.谨防金融过度自由、无序化发展，从政府监管层面加大对过量资本性收入的限制

金融的自由深化发展在提高金融效率的同时也会带来金融脱实向虚、资本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新兴行业等问题。对金融市场的掌控不能只依靠市场调节或只依靠政策调节，也需要将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和政策调节“这只有形的手”充分结合。这就需要政府从根源上适时调整金融政策取向，把握企业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使金融自由深化发展为实体经济所用，达到为更多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根本目的。资本性收入的平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稳定资本收入份额，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4.完善金融资源配置，从企业发展层面增强人力资本的投资

完善金融资源配置，需要深化金融体系信贷系统改革，使真正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资金。同时，在符合监管条件的前提下，相关部门要继续加强对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惠及广大劳动者的金融政策的支持，将金融优质资源尽可能多地用于劳动者身上。较低的资金使用成本以及覆盖面广阔的金融资源可以为企业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带来更多的信心，有利于企业加大中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增加企业内员工的薪酬涨幅比例、扩大员工规模等。这些有利于劳动性收入增加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会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增加劳动收入份额。

5.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实体经济层面实现产业优化

不断深化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升实体经济的金融效率，这不仅为企业融资节省了成本，还为企业运营压缩了沉没成本。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在政策层面加大金融业改革和创新的同时，还应对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进行梯度优化，适度放开企业金融化的尺度、加大金融机构的信贷自主性选择以及推动金融科技等实现技术性创新，从市场、技术和产品等多层面共同提升金融配置的效率，降低企业运营过程中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从而增加企业对员工劳动薪酬的发放比例，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结 语

基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现状，以及当前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本文经过对金融发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研究，阐明了其内在的影响框架和提升逻辑。同时表明，金融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主要聚焦在人力资本提升、收入分配改善和产业结构优化上。在以金融发展推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路径选择上，要拓宽私募基金和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发债渠道，为金融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资本金和交易流动量，推动形成“一级专、二级活”的金融资本市场。同时，要发挥金融资源商业性、开发性、政策性和合作性的金融能动性特征，顺次有序推进金融数字化和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的融合发展，增强资本市场的服务保障功能，拓宽融资渠道。此外，对资本价格严重扭曲、无序野蛮扩张的行业，政府监管部门需要配合中央政策指示精神，严格防范过量资本性收益对行业及金融资本市场造成冲击，加大行业内的资本流量监管力度。通过对金融发展路径的不断完善，推动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