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悦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一、引言

中国作家余光中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是具有代表性的乡愁书写者。然而，他们对“乡愁”这一普遍性情感呈现出了不同乃至相反的认知及表达。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余光中以正面的态度看待乡愁，对故乡抱有长久而深厚的眷恋，用诗文抒发内心的情感。米兰·昆德拉看到的却是乡愁负面的因素，指出其影响当下的现实生活，并希望通过放下乡愁而获得平静。

“言，心声也。”本文将对余光中和米兰·昆德拉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解决一个由文本而生发的疑问：二者对乡愁的情感态度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差异？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故乡与乡愁的概念。本文中的“故乡”，主要是指儿时居住或长期生活的地方。“故”为“过去的”意思，在“故乡”一词中带有业已远离的前提含义。因此，故乡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时间上相对久远的从前和空间上远离当下居所的地方。

乡愁即是基于故乡的时间与空间不可复现而产生的一种深切的思念之情。四川大学张叹凤教授认为，“‘乡愁’是家园文化与离散现实冲突的结果，并人生旅途心灵诉求所触发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情思与感想。”乡愁最基本的诉求是抒发离散现实的愁苦。正如弗洛伊德对“生命本能”和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解读，乡愁情结始终潜伏在人类心灵深处。因此，无论地域、文化如何，乡愁都是普遍存在的情感。然而，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们对这种本能的情感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和评价。

本文对余光中和米兰·昆德拉作品的比较主要基于以下前提：一方面，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具有相似的个人经历。他们都受到本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们也都有离乡的经历，对离愁别恨有着切身的体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乡愁的书写代表着各自文化的鲜明特性，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因此，依据“文化洋葱理论”，可以将他们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现象或文化产品进行审视、分析，通过对不同文化中深层次价值观的比较，揭示出二者对乡愁的认知存在区别的原因。

综上，本文将分析余光中和米兰·昆德拉的文学作品中对故乡的时间记忆及空间环境的不同表述，比较二者对于乡愁的价值判断，进而探讨现象背后的文化差异及深层次原因。

二、对过去的怀念：留住还是放下

故乡的回忆处于相对久远的从前，而乡愁包含着对过去的怀念。在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下，对故乡产生的怀旧情感存在正面和负面的评价。通过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他们对乡愁中时间因素认知的不同。除了作者本身的经历之外，对时间认知上的文化差异也影响着两位作家对乡愁的价值判断。

在《思台北，念台北》中，余光中回忆过往的人、事、物和自身的经历，表达出对故乡深厚的怀念。他写道：“厦门街，水源路那一带的弯街斜巷，拭也拭不尽的，是我的脚印和指纹。每一条窄弄都通向记忆，深深的厦门街，是我的回声谷。”余光中在远离故乡后，仍会回想起在窄巷走过的脚步。虽然投入了新的生活环境，但是他依然饱含深情地追溯在故乡的记忆。

余光中的人生经历是其乡愁的源头之一。《思台北，念台北》创作于1976年，余光中离开台湾，居于香港已经两年时间。从22岁到48岁之间，余光中在台湾居住生活了十九年。他在台湾的经历包含求学、结婚、文学创作、教师生涯等关键的人生阶段。“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虽然余光中并不是自幼生活在台湾，但长期的人生经历使台湾承载了作者深厚的感情，成为犹如“妻子”的故乡。时间长度和特定回忆加深了作者的生命与故乡的联结，因此而产生了离乡后的愁绪。

反观米兰·昆德拉的乡愁书写，他们对故乡的怀念是一致的。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昆德拉揭示出故乡的不可再现，并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乡愁。相比于余光中的“留住”乡愁，他的态度更倾向于将其“放下”。

在小说《无知》中，主人公伊莱娜流亡二十年后重返祖国捷克，却发现故乡已是今非昔比。在回乡的聚会上，伊莱娜因重逢的幻想场景破灭而感到失望：“没有人对自己的奥德赛之旅感兴趣”。米兰·昆德拉写道：“对现时的眷恋驱走了他的回忆，使他免受记忆的干扰；他的记忆并未减少恶意，但是一旦被忽视，被排斥在一边，它也就失去了对他的控制力。”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命运揭示出“过去”的欺骗性——过往的时间如同一条赫拉克利特之河，“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在故乡中度过的时间仅存在于记忆中。

小说《无知》的主人公伊莱娜的经历也可看成是作者自身的投射。米兰·昆德拉于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米兰·昆德拉在电影学院的教职被解除，著作也遭到封禁。1975年，雷恩大学向他提供了一个助教的职位时，米兰·昆德拉就前往法国，踏上了流亡之路。作家在法国时期的多部作品反映出他在流亡状态下自我认知的迷失。在他的小说中，记忆中的故乡必然发生改变，离乡的人便无法再寻得身份认同，于是“回归”也就成为一种悖论。

由此可见，一方面，作者对于乡愁的态度来源于其离乡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文化环境作为潜在的因素影响着他对乡愁的认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愁浓郁而深长，这个特点在余光中的乡愁书写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在《思台北，念台北》一文中，余光中引用贾岛的思乡诗《渡桑干》：“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由此生发出感慨：“如果十霜已足成故乡，则我的二十霜啊多情又何逊唐朝一孤僧？”“二十霜”即是指余光中在台湾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余光中与唐代的诗人贾岛遥相呼应，引发共鸣的便是这份跨越时间的离愁别恨。

那么，是什么使中国人对故乡的情感一以贯之？从时间因素来说，中国文化重视回望过去，从中获得经验，以史为鉴。具体到个人的情感，则体现为怀旧和乡愁。怀念故乡，也是反思自己的过往。根据克拉克洪的“文化模式理论”，中国文化属于“past orientation”，具有指向过去的特点。相较之下，西方部分国家的文化则属于“future orientation”，价值观朝向未来的目标，更倾向于做出改变和尝试。

中国文化中指向过去的时间观念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从西周的宗法制起，人们就通过传承制度规范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如费孝通教授所言，长期的农耕传统下，中国逐渐形成了乡土性的熟人社会。长老统治维持家族中的权威和管理，礼仪规范、风俗习惯得以稳定地传承。“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文化由此而形成了重视历史的传统。人们回顾过往，用经验来指导未来的行动。对离乡者来说，故乡的记忆即是一种确凿的经验，其中蕴含着人长时间下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中的乡愁作为一种情感也被赋予了道德价值。余光中写道：“有那么一座城，锦盒一般珍藏着你半生的脚印和指纹……珍藏着你一颗颗一粒粒不朽的记忆。”其中蕴含着他对台北的感恩和铭记。从谚语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待过往经历的态度。如“数典忘祖”，出自《左传·昭公十五年》，比喻忘本，也比喻对于本国历史的无知。忘记故乡，也同于“忘本”“忘祖”，被认为是一种对过去、对故乡的背叛。思乡如同饮水思源，结草衔环，象征着懂得感恩、不忘根本等道德品质。从先秦时期遵循典籍向周天子进献礼物，到个体无论身处何方也要铭记故乡，重视过去的观念加深了乡愁中时间因素的影响，使得乡愁在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受到肯定。

两相比较，余光中对乡愁赋予了审美价值和情感道德价值，而米兰·昆德拉对乡愁的态度则更倾向于实证主义，即关注乡愁对人带来的实际效果。这与英语中“怀旧”（nostalgia）一词的词源所透露出的意味形成了某种呼应。追溯至乡愁的近义词“nostalgia”产生的源头，它被视作一种病症。1688年，一位法国大学生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借来了nostos（漂泊返乡）一词，拼接在意为“疾病、苦痛”的希腊文词根algos上，在毕业论文里用以描述当时在欧洲四处征战的瑞士雇佣军中十分流行的“思乡病”。从词根来解释，西方的乡愁即是“因无法回归而感到痛苦”。斯维特兰娜·博伊姆认为，怀旧和忧郁有一些共同之处，都会造成躯体和情绪的症状。乡愁会影响远离家乡的士兵和水手的情绪，会致使人回顾过去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这种认知方式的背后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奠基。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宣扬“理性”，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人们通过探究原理认识世界，发现事物运行的规律。辜正坤教授提出，西方人擅长建立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重视逻辑与概念的建立。

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乡愁，他们倾向于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将乡愁看作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列举出其症状、病理和解决方法。米兰·昆德拉的《无知》中也有这种观点的文学化表达。他将故乡比作“一个不复存在的田园之梦”：“一把无形的扫帚扫过了他年轻时代的景物，抹去了他熟悉的一切。”乡愁作为“心理疾病”的症结就在于，回顾过去只会影响当下的现实生活。回归故乡亦是徒劳，记忆中的故乡已经发生改变。

由此，可以从比较中看到两位作家所处的文化对于乡愁时间维度认知的不同影响。余光中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中，重视过去的传统引导着人回顾来路。同时，思乡被赋予道德情感的价值，具有正面的意义。米兰·昆德拉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则揭示出过往时光的不可再现，聚焦于“乡愁”的徒劳及其对于新生活的干扰，因此对“乡愁”形成了负面因素占主导的认识。

三、固定的故乡：驻足还是离去

时间与空间上的特殊性共同构成了故乡的主要内涵。除时间取向的因素之外，故乡所处的固定空间为乡愁提供了物质环境，承载着游子复杂的情感。

不同的文化价值判断体系内，看待故乡所处空间的视角存在差别。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既能勾起对故乡的怀念，也能引发故乡改变的痛苦。具体到文化中的个体，这种差别影响着余光中和米兰·昆德拉对乡愁的认知。

厦门街的市井街坊承载着余光中关于故乡的记忆。这些记忆中有的关乎他的文学事业，“多少篇诗和散文，多少部书，都是在临巷的那个窗口，披一身重重叠叠深深浅浅的绿荫，吟哦而成”；有的是街坊邻里的厚谊真情，余光中离乡多年后与药行的老板娘重逢，听她一口潮州国语，“心里满溢着温暖的乡情”。故乡的空间因这些回忆而变得特别，它联结着事业、情感、自我认同等等人生中关键的方面，犹如树木的根系盘根错节，交织成对故乡深刻的眷恋。

家文化、安土重迁等是中国文化突出的特点，这也体现出中国人对固定空间的独特情感。辜正坤在《中西文化比较概论》中提出“万物自协调理论”，文化通过自我协调、自我适应找到在所处环境之中最好的存在方式。通过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文化形成的原因。中国的地形、气候条件与农耕的生产方式相协调，农耕定居则“促进了家族体制的完整延续”。这使得中国人长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安居乐业而少有迁徙流离，静态的文化模式因而发展起来。中国的百姓自古长居于稳定的环境中，安土重迁，不肯轻易迁移。因此，中国人安于固定的空间，在经年累月中加深对故乡的感情。对余光中来说，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曾是他怀念的故乡。乡愁不一定局限于唯一的地点，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种对过往生活空间的依恋，可以指向多处长期生活过的地域。

相较而言，米兰·昆德拉对于过往生活空间的感知则不尽相同。在其小说《无知》中，有一段关于田园之梦的描述。伊莱娜和丈夫被别墅和花园的美景吸引。走近时，却发现“他们闯进了一个被废弃的工地，到处是机器、拖拉机、土堆和沙堆。”作者在书中发出疑问：“《奥德赛》在今天还可能想象吗？回归之英雄史诗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吗？”从这些片段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乡愁的怀疑。时间的流逝改变了故乡的原貌，使其呈现出陌生而疏远的状态，因此而带来的是无奈与悲伤。

对于这份乡愁的痛苦，米兰·昆德拉写道：“这就是受虐记忆性的规律：随着自己生命的构架坍塌在遗忘中，人就会摆脱他不喜欢的东西，从而觉得更为轻松，更为自由。”作家对乡愁提出了质疑，并把放下乡愁当作一种解决之道。

米兰·昆德拉所采取的认知方式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根据辜正坤教授的中西文化比较理论，与中国静态的文化不同，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文化，血缘的纽带相对薄弱。韩少功也提出，“‘马背上的民族’难有家园，习惯于浪迹天涯”，即便有较为固定的活动大区域，“家园”概念也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不断变动的生活空间促使他们及时融入新的环境，而非固守一方，止步不前。因此，为了解决乡愁带来的干扰，米兰·昆德拉提出应当“忽视、排斥”故乡的记忆，摆脱回忆的控制，投入现实生活。就如同牧民逐水草而居，商人为从事贸易而漂洋过海，不断远离熟悉的空间是一种必然，放下过去则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这种需要存在于人的意识中，从而形成对怀旧的负面判断。乡愁是余光中和米兰·昆德拉重要的人生体验和写作主题。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二者对乡愁认知上的差异。乡愁是一种对过往时空的怀念，寄托着对理想生存状态的向往。同时，乡愁也是一条赫拉克利特之河，过度的怀旧会影响当下的现实生活。

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价值判断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无论是余光中深沉的怀想，还是米拉·昆德拉清醒的质疑，都承载着他们对乡愁这一人之常情不同侧面的思考。留住与放下，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选择。

对乡愁书写的区别进行追根溯源，我们最终发现的是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经过深入的理解，我们更能以包容的眼光看待文化的差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的文明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才汇聚成世界文明的浩瀚汪洋。

①美国学者R·博亚特兹提出“文化洋葱理论”，指文化的核心要素可以由外而内分为四层，分别是符号（包括语言）、英雄人物、礼仪及价值观。

②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提出“文化模式理论”，根据不同文化中的人对时间的观念将文化分为过去指向型，当下指向型和未来指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