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咪咪

（浙江树人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5）

卞之琳作为中国诗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他的诗想象丰富，跳跃性强，感情细腻，平常的文字下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人生哲理，并且善于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智性化”诗风。《距离的组织》诗味浓厚、用典生僻，是他的诗歌中比较晦涩难解的一首。因此对这首诗哲理化的写作思维方式、现代化的用典手法以及非个人化的抒情方式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便于深刻体会诗人独特的“智性化”诗歌风格。

一、哲理化的写作思维方式

随着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乘着西方炮舰而来的西方文化，无形中影响了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和变革。作为中国文坛“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卞之琳受到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积极探索宇宙与人生哲理。因而，其写作思维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哲理化色彩，将哲理之美摄入作品之中，使之充满着智性的趣味。他的诗所具有的哲理品格，是一种哲学意识、哲理化思维，是由这哲学意识、哲理化思维所催发的对于现象世界的诗性感悟。

《距离的组织》按照意义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二两句是第一部分写在冬日的一个下午，“我”想要“独上高楼”读书，却在报纸上看到罗马灭亡星的消息。诗人化用古诗中“独上高楼”的典故，将当下的空间转换为历史时间，将视线从现实拉到古罗马时期，以古罗马的衰亡暗示现代中国的悲惨命运。第二句又从历史时间转回现实存在，由古罗马帝国回到近代的中国，由古老文明聚焦到现代科学，引发读者对时空相对关系的沉思。

第二部分是诗歌的三至七行。“我”想念友人并独自进入梦境。“报纸落”说明“我”因宇宙意识与家国情怀交织，再加上想起远方的友人更是悲从心中起。“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中“寄来的风景”显然是指“寄来的风景片”，以表象代替实体。“暮色苍茫”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可以理解成与后文的“醒来天欲暮”“五点钟”相呼应；第二层是指友人的风景片寄来已经很长时间，早已模糊不清；最后一层是指诗人睹物思人，以至于眼前的风景模糊不清，一片苍茫。“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梦境与现实交织，诗人面对昏暗的现实顿感无力，只想沉入梦境逃避现实，也指诗人在宏伟的空间里的渺小，面对家国衰亡的现实，诗人自身的力量是极其微弱的。

友人的呼唤惊醒了梦中的“我”，诗歌进入第三部分。“一千重门”连接现实与梦境，诗人在梦境中迷茫之时，友人将其唤醒。“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化用典故，以一个荒唐的“法术”表现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表面上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物体，实则可以相互印证，盆中之舟即海中之舟，涉及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指“我”因在睡梦中并不知道外面下雪了，也并不知道天色已晚，而友人的到来使“我”意识到这些，引发读者对存在与觉识之间关系的沉思。

虽然诗人在注释中说：“整首诗并非讲哲理，也不是表达什么玄秘思想，而是沿袭我国诗词的传统，表现一种心情和意境”，但诗歌内容仍触及时间与空间、表象与实体、现实与梦境、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存在与觉识等多组相对关系，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世界。人们与社会的肌理都由这些距离组织在一起，世界不过是这些距离的组织。

二、现代化的用典手法

“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古诗或有来历的现成话”，这种修辞手法就是用典。“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用典受到一批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学者的严厉批判。然而，现代派诗人尝试以各种方式促进用典的革新，在诗歌中巧妙地化用古典，融汇古典韵味，创造极具现代性的新诗。

卞之琳在《距离的组织》中大量用典，大致可以粗浅分为两部分：一是深植于卞之琳文学基底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二是伴随西方文化而来的科学意象。一些评论家认为用典过多晦涩难懂，破坏了诗意，使这首诗没有太多的可读性，然而，其中蕴含的含蓄表达使得读者更深刻地感受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一）古典诗歌传统

关于“独上高楼”，中国古典诗词常通过这个典故表达诗人哀伤与孤寂之情。如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又有宋代方凤《江神子》（晚泊分水）：“边风萧飒动江城，独上高楼故国情。碛裹征人三十万，空教弟子学长生”等。古往今来关于“独上高楼”的名句，有的表现了冷清孤寂的离愁别绪，有的表现了漂泊在外的萧索，还有的表现了雄浑厚重的历史感。可见“独上高楼”已经成为诗人一种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独特方式，诗人因内心的苦闷之情无法纾解，故而登高怀古。诗人以“独上高楼”入诗，为整首诗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情感基调，也重新置换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感，历史时间转换为当下的空间，营造出一种遥远的崇高感，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似命运与遭际使忧国忧民的暗叹共鸣古今。

“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与何其芳的《画梦录》中运用的典故相似，“盆舟”来自《聊斋志异》的《白莲教》篇。写白莲教某让自己的门童看护盆中的小草叶舟，结果门童玩弄小舟，使白莲教某险些落入海中。诗人在睡梦中那般惊险，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盆舟”被人动过了呢？诗人在自己的梦中还如此恐惧，无意中泄露了诗人已焦虑成灾，内心极度的不安与紧张，“盆舟”是连接梦境与现实的纽带，表达了诗人面对家国衰败的现实，想要继续沉入梦境逃避现实的苦闷与失落感。

（二）科学意象

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卞之琳这一时代的诗人多少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这也表现在了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距离的组织》表现出了卞之琳诗歌中西式意象的使用：“罗马灭亡星”这一天文意象，被卞之琳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从主客观上来讲，宇宙星体的新生与古罗马帝国的覆灭本是两件毫无关联的客观事件，然而诗人主观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使抽象的时空与时间的概念在现实生活得以呈现。从时空观上看，罗马灭亡星的出现已是千年以前的事，而“我”此时“独上高楼”，将过去数千年的事物拉到了现实，由古罗马帝国回到近代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中，“罗马灭亡星”暗示着这个曾经强盛的国家也将如古罗马帝国一样衰亡了。时空相对的宇宙意识与忧民忧国的爱国情怀交错，使得诗人在这个令人绝望的时代里更感无力。

卞之琳在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地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使其诗歌意象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和理性化色彩。他接通了西方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在诗歌中巧妙地化用古典，融汇古典韵味和西方科学认知，创造极具现代性的新诗。

三、非个人化的抒情方式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非个人化”的诗学理论，在他看来，“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艺术的情感是“非个人化”的，诗人要想实现这种“非个人化”，就需要把自己纳入更大的历史语境中，站在世界的高处去理解宇宙万物，这必然会使诗人逃避或者说“隐藏”自己的个人情感，只单单呈现诗人自己的感觉。卞之琳因翻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身受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的影响。他在创作中跳出小我，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世界，从而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实现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一）抒情的冷处理

卞之琳的诗歌总是隐晦含蓄地表达她的情感，故意去回避自身的情感，对抒情进行冷处理。她自己也曾说“我写诗，而且一直是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己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在《距离的组织》这首诗歌中，诗人同样对抒情作冷处理，使抒情客观化，其中表达的家国情怀同样需要读者从字里行间来细细品味。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其中“独”和“高”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常用来表达哀怨孤寂之情的字，而“《罗马衰亡史》”与报上的“罗马灭亡星”则是这首诗歌的关键性意象，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中，诗人看不到中国的未来在哪，只是读到报纸上罗马灭亡星的消息，仿佛就看到了拥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轰然倒塌的模样。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连用三个“灰色的”，描绘了一幅压抑沉重的画面，说明“我”梦中的世界是灰色的，是暗淡无光的，让人从心底感受到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无力感，这也暗示着梦境中路途的漫长且前途迷惘。“灯下验土识途”的荒唐进一步烘托出诗人在梦里的迷失感，也暗示了一大批像卞之琳一样的知识青年们面对社会动荡不安的无力感。按理说世人对此应该感慨颇多，但是他依然忌讳放纵自己的情感，选择在诗中隐藏情感，并不直接抒发自己对个人与国家民族未来的关切，而是选择通过对抒情进行冷处理，这更像是一种冷静的自嘲，充斥着无法挣脱现状的无奈和辛酸。

（二）戏剧性手法

卞之琳的诗“倾向于写戏剧性处境”，这是卞之琳诗歌创作追求的独特方式之一。卞之琳总是写抒情诗，而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极其看重诗歌的“意境”，另一方面他又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喜欢通过“戏剧性处境”创造“戏剧性台词”。他还曾经表达：“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尔用出了戏拟（Parody）。”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客观事物与诗人主观情意的有效距离,以此来避免抒情的无节制。卞之琳跳出了自己的作品之外，像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静静地将事物的本来面貌呈现给读者，让读者客观感受到社会现实和诗人的思想感情。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诗人的自注说是“友人(即末行的‘友人’)将来前的内心独白，语调戏拟我国旧戏的台白”。诗人有时候在创作中会刻意避免主人公以第一人称“我”的形式出现，并且经常性将自己一分为二，亦主亦客。在《距离的组织》这首诗中，诗人自己是唯一的叙述者及当事人，“友人”其实就是诗人自己或者说是诗人的第二自我。卞之琳虚构一个“友人”是为了使抒情客观化、抒情非个人化，这是诗人戏剧化抒情的常用方法。这样戏剧化的处理，看似描写的是个人面对沉重现实的感受，实则在不经意间却精心透露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四、“智性化”诗风的文学价值

“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胡适等人为了摈弃旧诗的一系列限制，倡导“新诗运动”，为中国现代诗歌注入新的血液，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新篇章。作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卞之琳在诗歌的语言与表现形式上都有所创新，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艺术高峰，具有重要的文学地位。当大部分诗人致力于“主情诗”的创作时，卞之琳已经开始在“主智诗”道路上艰难探索了。他善于从中国传统诗歌中吸收营养，结合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的精髓，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探寻人生与宇宙的哲理，将智慧与情感相结合，使诗歌呈现明显的“智性化”特征，形成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新智慧诗”，顺应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并为日后的发展注入新的灵魂。

唐祈认为，“卞之琳既吸收了从法国象征派到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又将中国传统哲学和艺术思想创造性地融汇于一身，独辟蹊径，凝成了自己独特的诗的结晶。”卞之琳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与西方文学的哲理化思维相融合，将人文学科与哲学相结合，巧妙地化用中外新旧典故，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用典进行了颠覆性探索。卞之琳在《距离的组织》中用典繁多且生僻，以新闻报纸、人物传记、西方著作、古典小说入诗，扩大了中国现代诗歌典故的来源范围，打破了中国诗歌运用典故的基本形式，也使典故含义与诗意表达更加多元。

《距离的组织》的诗歌内容涉及宇宙万物间的相对关系，诗人以哲理入诗，描写的不再只是个人的感受，而是以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探索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哲理化的写作思维方式和“非个人化”的抒情方式，使诗人自身从诗中走出来，理性的语言下实则蕴含着诗人难以抑制的爱国情怀。在卞之琳的笔下，诗歌不再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是民族情感的化身，是与时代同呼吸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在那个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其诗歌中蕴含的智性特征影响一大批诗人走出“小我”“本我”，去追求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让诗歌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是简单地说教，而是在更广阔的精神世界里升腾。

注释:

①白建西:《“悟境”写真——卞之琳〈距离的组织〉的还原式解读》,《现代回眸》2005年第6期，第41页。

②⑥⑧⑨卞之琳：《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第1页，第3页，第36页。

③罗积勇:《用典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④何其芳:《画梦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⑤艾略特著，卞之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页。

⑦卞之琳：《人与诗：忆旧说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

⑩庸祈：《卞之琳与现代主义诗歌》，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编：《卞之琳与诗艺术》，河北教育版社1990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