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明，关 锋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1）

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质和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历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在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常表现为其科学的方法论与该国具体问题结合的过程。列宁为此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俄国来，那不过是利用已经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可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影响广大而又深远。正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专家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所言，“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知道，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得以形成的方法——虽然是无意识地——已经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其实就是党结合中国客观实际，继承、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过程，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意识”及其话语表达，内蕴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汇聚集合和创新发展。

鉴于此，挖掘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关于“问题意识”背后的多维方法论，既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征程的必要路径，又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必要方式，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指导。

一、对问题实事求是地客观探究的唯物论方法

众所周知，各种社会问题、重大疑难问题、迫切问题以及各种新型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针对客观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矛盾，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贯彻“问题意识”，表现为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善于研究问题的客观状况，找准解决问题的现实路径，透过现象抓本质，反对主观空想、脱离实际、浮于表面的问题判断。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问题意识中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问题意识、贯彻问题导向的方法论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问题意识的唯物论方法具体表现为调查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方法，以及这两者在与问题的互动中深化发展而形成的方法论群。

从哲学上看，所谓问题意识的唯物论方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相对于唯心主义方法论体系而言的，即唯心主义在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中，靠的是上帝指引、聆听神谕、心灵感应等方法，而唯物主义主张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基层巡访、身临其境、掌握信息等基于问题的客观性的方法论群。关于这一层面的方法论阐述，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就有军事家、哲学家在实践中意识到这一点。如人们所熟知的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其《孙子兵法·用间篇》中，就明确提出不可求问鬼神，必须依靠人获得信息的唯物主义观点。第二层含义是相对于旧唯物主义而言的，即针对抽象的唯物论、缺乏人参与其中的唯物论以及只重视感性直观的唯物论，马克思超越一切旧哲学提出了实践的唯物论。在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区别于旧唯物主义执拗于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发掘问题的方法、以机械性原理解释问题的方法、以个别代替一般总结问题的方法、以外在偶然联系把握问题的致思路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方法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客观实际探索问题，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根本原因。这两层含义的唯物论方法，汇聚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问题意识”中，其基本内容和创新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做到“实事”，准确把握问题的客观状况。中国共产党关于“问题意识”的唯物论方法，既表现在为了使“主体的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中，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针对不同时期现实问题的深化发展中。在构思各种救国方案之时，毛泽东首先意识到了理解中国革命问题必须借助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的研究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从而对中国革命问题逐步形成了准确的把握；到了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中对中国革命一段时期以来的问题、方法作了归纳总结，并对问题意识中的调查研究方法作进一步阐述：“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则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强调针对新问题的调查研究方法，批评了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同时鼓励“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中国共产党正是关注客观存在的问题，长期跟踪社会的客观实际需要，注重大量收集基层问题以便于适时调整具体政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焕发出巨大活力。对此，江泽民也指出，我们要“善于抓住问题，摸实情况，掌握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科学的提炼、概括、总结，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针对客观存在的各种问题，习近平强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在调查研究方法的具体指向上，习近平强调要“下功夫查找突出问题和现实困难”，“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他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从发现问题的环节、从精准施策的前提等方面，把问题意识的唯物论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发挥能动作用实现“求是”，抓问题的本质展开实践。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事物和问题的本质、把握规律，对问题有着层层递进、逐步深化的“求是”过程，有着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坚定性。其一，“求是”首先就是要找到问题的本质。关注问题的本质就是关注矛盾。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有了对“问题本质”的自觉追求。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反对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就是“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就是满足于“现象罗列”，就是典型的“在做概念的游戏”；而真正把握问题的本质，就是分析矛盾本身，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把握最根本的原因，正所谓“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其二，要抓住问题背后所呈现的社会现象和事物发展的规律。在认识问题的本质后，要进一步进行规律性探究。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阐明的，只有懂得一件事的“情形”“性质”，以及“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才能达到“知道那件事的规律”，才能“知道如何去做”，并且把这件事“做好”。可以说，相较于近些年丹·希思提出的“上游思维”，毛泽东早在总结国内第二次革命战争经验时就意识到，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不追溯问题背后的事物规律，尤其是特殊性的规律，必然导致疲于应付、机械应对。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掌握规律才能游刃有余，逐个解决。其三，抓到了本质、把握了规律，再转化为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如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又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当“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努力回答实践不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尤其是针对突出问题，要“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和说明”。胡锦涛也指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他强调，针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要“在抓落实的实践中不断提高坚持求真务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其四，建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在前三者的基础上，“求是”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特殊的、实践的科学方法论上来。邓小平尤其关注新方法的建构，“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他指出，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要求一切政策“从实际出发”。简言之，“求是”最终要落到生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

总而论之，对问题的“实事”与“求是”，可以用习近平的三句话作为概括。一是体现在面对问题上，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二是体现在针对问题上，就是要透过现象抓本质，真正做到“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三是落实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上，就是“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对问题的“实事”与“求是”，其背后的“问题意识”既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生动呈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方法在中国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

二、以问题为导向促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认识论方法

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时曾说：“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问题意识内蕴的多维方法，同时也意味着将问题作为导向来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关注问题中，一方面基于新的实践不断涌现的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方面又通过新的理论不断解答问题而推动、促进实践创新发展。将问题意识作为思维前提，意味着既带着问题反思旧有理论，又以问题的眼光审视现实，使主体在认识上超越“现存状态的直接反映”，进而实现新的实践创造。

从哲学上看，人的认识活动本质上是反映、选择与建构的统一，因时因地获得了不同的感性具体材料，选择加工形成理性具体思维。但是，如何反映、以何标准选择、怎样建构等，由于思维前提的种种差异，人们对同一事物甚至会有千差万别的定性。树立问题意识，就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前提，这就有必要对问题意识展开认识论层面的分析。正如波普尔在《猜测与反驳》中指出，“只有通过问题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坚持一种理论。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从认识论的角度表明了问题意识的重要意义。另外，他还指出，“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只能始于问题，终于问题”，这是问题意识在认识方法论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问题意识既是一种认识动力，其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方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强调，贯彻问题意识，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就是以问题为中介不断促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其问题意识认识论方法，主要有两种视角。

第一种视角：贯彻问题意识，反思旧有认知和观念，进行理论创新，进而促进实践创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进行理论学习与运用尤其要反对脱离实际问题，反对固守僵化不变的理论教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批评过许多同志对待书本理论的态度：“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只会片面地引用”个别词句，不会运用“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一心向往着如何学习教条。换言之，缺乏对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关注，只能是“有样学样”“照搬照抄”，既无法领悟、继承现成理论的精髓，又做不到超出现成理论的创新。针对教条主义，针对许多同志缺乏问题意识，毛泽东明确指出，研究理论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最终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国问题为中介，推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新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带着问题意识的理论创新对改革开放实践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在思想层面，邓小平站在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立场上指出，“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在实践层面，江泽民指出，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就是为了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际问题的解决”。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而且层出不穷”。对此，江泽民从人才方法论的角度指出，“对理论学习不重视，对重大实际问题不进行战略性思考和研讨，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因此，在党的十五大上，他号召全党同志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强调学习理论要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面对继承与创新、改革与发展、计划与市场、借鉴和抵制、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关系，胡锦涛在《坚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中指出，“凡是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分清事关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是非，学习效果就比较好”，突出了问题意识在理论学习、理论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是“既用以改造客观世界，又用以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学习、理论创新，强调学用统一、知行统一。

第二种视角：以问题意识审视实践，推动在实践创新中对问题的反思，反过来促进理论创新。毛泽东对问题意识认识方法的自觉追求，表现在他最先阐明了如何在实践中分析问题。他指出，“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毛泽东尤其强调“分析”与“问题”的互动：除了解决问题需要分析，“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否则“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他十分反对“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而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革命实践中的问题一步步得到有效解决，逐步上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的一系列理论创新。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对问题意识的理解则带有明显的“试探性”特点。他强调要解放思想，大力鼓励研究新问题，推动对实践中客观问题的反思；常以局部为单位的试点实践来推动理论创新，以试点地区的实际问题解决来凝练经验，从而推动整体实践的超越。例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将问题逐步试点解决。面对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刚起步，有了“总的方向、原则”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具体章法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针对“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这一问题，他指出，“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允许试探，主张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强调“坚定不移地搞下去”，又表明“发现问题赶快改”，在时间、空间上给予足够的宽容，为客观问题的反思、实践状态的超越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也成就了改革开放中大量的理论创新。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问题日趋复杂，面对崭新的实践状态，江泽民鼓励“原始性创新”，将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科学精神相结合。他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化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要“按照科学精神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而当前“一些突出问题”，“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科学精神办事造成的”。江泽民还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原始性创新、发扬科学精神的认识论方法彰显强烈的问题意识。胡锦涛在论及问题意识时则带有初步的“改革方法论”主题，强调“必须用改革精神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他看来，“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大多是在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发生和突出起来的，也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来解决”；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既要继承和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好经验，又要注意探索新办法、总结新经验”，以问题为中介，并把它作为实践反思超越的路径，从而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思想水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我们党在贯彻问题意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最终要回到解决问题上来，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解决问题”三者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上日程，“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解决问题”三者在习近平关于问题意识认识方法重要论述中得到进一步阐发。习近平主张“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特别是要“以新的思想认识推动实践，又以新的实践深化思想认识”。可以说，习近平始终把理论创新、实践创新、解决问题贯穿于问题意识认识论方法的始终。

三、对问题动态剖析、全面把握的辩证分析法

众所周知，社会问题总是复杂交织、发展变化、辩证互动的，也是具体、拥有历史过程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针对复杂多变的种种问题，善于在复杂的问题中把握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交织的问题中把握问题的多元联系，推动问题间的良性互动转化，并以问题的互动变化实现良性发展，从而反对对问题的固化、简化认知，反对无所作为任由问题恶化，反对忽视历史阶段谈论问题。这是我们的基本经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问题意识中的体现，也是具有强烈问题意识、贯彻问题导向的方法论要求。

从哲学上看，正如黑格尔所主张的：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他指出，辩证分析法的核心是关注事物因其自身具有的矛盾所带来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明了黑格尔辩证分析法的特点，把事物描述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毛泽东更是直截了当地阐明了问题与矛盾二者的同一性，并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没解决的矛盾就表明有问题，从而构建了对问题作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的辩证分析法。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面对不同的问题，掌握了深刻的辩证方法，体现在注重轻重缓急、里应外合、恰到好处、防微杜渐、适时转化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针对各种问题本身的运动、变化、发展属性提出的防微杜渐法。问题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防微杜渐、谨小慎微，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历史经验。从大局上看，“解决问题不能拖”。从微观上讲，对于本地区或部门、单位的问题，要“及时发现和掌握”，“坚持抓早抓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从时间上说，“出了问题能够想办法及时解决”，而不能放任自流，对于“问题和怪事出来之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和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我们必须注意。从空间上讲，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早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疏导群众情绪，防止矛盾扩大和激化，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对矛盾熟视无睹，甚至回避、掩饰矛盾，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坐看矛盾恶性转化，那就会积重难返，最后势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第二，针对各种问题本身的情况、性质、个别特点提出的分清主次法。问题本身是具体的，只有对症下药、切中要害，才能使我们党的事业走向胜利。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曾阐发过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即在不同情形下矛盾的地位会发生变化。然而，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问题的定义就是矛盾，相应地，在方法论上也必然有对待问题分清轻重缓急的辩证方法。比如，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这一战略策略方针，就是对待问题分清主次法。针对“面前的许多困难”，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问题意识，但这种问题意识是带有辩证法色彩的问题意识，不是形而上学式的要求立刻解决所有问题、消除所有矛盾，而是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时间段的综合条件，从而把不同的“问题”安排上日程，逐步地、巧妙地在解决问题中实现发展。邓小平在论及科学和教育工作时，提到对于某些困难要“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原来条件比较好的，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原来条件比较差的，要逐步改善”，“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困难，要抓紧解决”。这充分体现了对待问题的先后次序——既要看到解决问题的机遇，又要注意解决问题的条件；既要防止无所作为，又要避免超越实际。

第三，针对各种问题之间的互动、联系、转化特点提出的普遍联系法。毛泽东指出，“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鲜明的问题意识中带有联系观，从而为统一战线中的文艺工作问题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在问题意识中融入了全局观、时代观。江泽民指出，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而且“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就在问题意识中把握了关键部分，从而推动整体发展。习近平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简言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问题往往是网状联系、彼此勾连的，正是我们更为自觉地建构和践行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形成问题间的良性互动。

第四，针对各种问题的过程、背景、主流、主线、本质等提出的大历史观法。从宏大叙事中动态剖析问题，离不开大历史观方法，这既是辩证分析法在历史问题中的运用，又是问题意识在辩证分析法中的呈现。正如毛泽东既熟读二十四史，评说中国帝王，为应对治国理政问题积累了大量历史经验，又强调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时也指出，“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经验和错误都是我们的财富，从而准确定论改革开放前的一系列历史问题，为改革开放稳步前进打下坚实基础。江泽民强调，了解历史渊源有助于思考问题，否则“就不能全面了解这些问题的由来”。他认为很多问题如政治、领土、民族、宗教矛盾等，“从历史的角度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正所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四、对问题根本突破和彻底解决的群众路线法

众所周知，历史上各种社会问题、各类矛盾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群众的呼声，就是群众的生存发展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原理的中国化表达，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方法，也是服务人民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群众实践中发现问题，团结群众问计于民，解决问题造福群众，反对忽视主体力量、轻视主体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问题意识中的体现，也是具有强烈问题意识、贯彻问题导向的价值方法论要求。

从哲学上看，正如《神圣家族》中所强调的，“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行动着的群众”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然而，解决各种问题的根本工作方法其实就是群众路线法。这可以追溯到恩格斯所明确指出的：正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决定历史的变迁。纵观中国共产党方法论创新的百年历史，强烈的问题意识时刻与群众方法紧密相连。从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主体、根本目标、根本方法出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追问，深化我们对问题意识中群众方法的理解。

其一，问题从何而来？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发展、变革，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相联系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生成和发展的关于人的生存生活、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需要的问题域。基于此，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在创造历史中所面对的矛盾、疑难、现存状态与现实性之间的差距。诚如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阐明，“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强调要注意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米、房、衣问题，乃至是群众生小孩子等一切问题，从而得到广大群众“铜墙铁壁”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爱戴。换言之，问题从群众实践中产生，脱离了群众实践就无法把握问题，无法寻得问题的原因，也难以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去解决问题。

其二，问题向何处去？贯彻问题意识并解决问题，最终受益者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在国内层面，如毛泽东曾指出我们问题的中心，“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江泽民对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强调要“不断研究和解决新问题，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在国际层面，如邓小平从人类的视角贯彻问题意识，指出我们“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习近平针对全球性问题指出，“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全球问题意识紧密结合。因此，思考、研究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中来，一切为了群众。这既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价值指向，又是在群众路线方法中彰显问题意识。

其三，问题何以解决？问题来自群众的实践，终归需要靠群众的实践去解决，从而推动历史发展。人民群众对自身的实践最为了解、最具话语权、最有参与感，只有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凝聚力量解决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里又有三层含义。第一，从经验来源、信息来源的认识论层面依靠群众力量。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不能设想经典理论家提供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要“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独立地解决问题”。第二，从检验政策、发展真理的实践论层面依靠群众力量。邓小平认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从而制定合乎实际的政策，“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这就是，不仅在解决问题的经验上向群众学习，而且要更进一步在反馈上与群众进行互动。第三，从思想教育、政策宣传的动员论层面依靠群众力量。对于中央的决定，邓小平指出，“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护，中央的决定就能行得通”，把问题讲清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和拥护，在解决问题的力量上取得群众支持。

习近平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心系老百姓所盼望、所期待解决的问题，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时，无论面对任何问题、遇到任何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与人民生死相依，深入群众凝聚力量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中贯彻问题意识凝练而成的群众方法，必须长期坚持、永葆本色。

五、结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最初革命的星星之火，解决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的历史问题，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解决“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问题，继而探索前进与改革开放，解决“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问题，再到新时代的今天，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问题，我们拥有了越来越丰富的科学方法论，不断见证着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在问题意识中践行唯物论方法、认识论方法、辩证方法、群众方法的守正创新；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崭新的方法，巧妙运用来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是对问题意识的多重方法论运用的集大成者，无论在治党治国治军，还是内政外交国防，围绕改革发展稳定每一方面都展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丰富的方法论群。中国共产党正是自觉在贯彻问题意识中不断坚持、创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不断自觉运用新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在两者的互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新时代，我们只有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待“问题意识”，才能使我们在认识中具体地掌握而不是抽象地了解，在实践中全面地贯彻而不是片面地落实，从而有效避免了我们对“增强问题意识”的简单化倾向、形而上学理解、形式化执行。作为百年大党的方法论汇聚，“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结晶，在新时代中终将会被人类的实践所继续证明、运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