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修见

在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历经千万年演进发展、至今未曾中断或变异的中华文明，其生生不息的内生活力值得我们从诸多学科领域深入探究。尤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充分认识诸如“天人合一”“刚柔并济”和“崇文尚德”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深入考察“礼乐教化”“文以载道”和“器以藏礼”等中华传统美育发生发展的路径，探究规模宏大、体系庞杂的中国文化如何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之间实现如此畅达而绵永之会通，从而研究思考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如何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继承发展优秀中华美育传统，使之激活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激发人们的家国情怀，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共识与合力。

一、中华美育传统三个维度的通达实践路径

中华美育传统是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演进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以贯之的人文化成之道，经过20世纪初西方“美育”概念的引介与激活后，逐渐建构起来的对传统育人目标、载体与手段的认识与概括。诸如崇尚“中和之美”和“尽善尽美”，重视“礼乐教化”和“耕读传家”，观照“生活趣味”和“精神境界”，讲究“文以载道”和“器以藏礼”，追求“成大人”的人格理想和“平天下”的社会抱负，等等。这些贯穿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的美育传统，给了世代中国人以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和崇文尚德的价值观，体现出中华民族以美立人、以美齐家、以美治国的伟大智慧。优秀中华美育传统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具体的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和百工造物、生活礼俗等传统文化内容传承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方法。从实践路径来看，中华美育传统使文化与审美在不同阶层之间、不同地域和民族之间、不同代际和朝代之间均保持着一种通达状态。

不同阶层之间的通达，打破了世袭制导致的阶层固化，激发了文化创造活力和社会发展动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门客、幕僚、从军等，最主要的阶层上升渠道莫过于科举考试。从隋唐至晚清开科取士的一千两百多年间，科举制使传统中国既保持了“精英治国”的有效社会治理模式，也形成了“崇文尚德”的有益文化传承世风。在所有人类社会形态中，几乎都存在着从王公贵族、名门世家到文人墨客、市民百姓这样一种阶层差序分布，即使按照社会学家所言的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纺锤形”稳定社会结构，也总会存在着不同生活趣味、文化品位和审美境界的社会群体。难能可贵的是，在传统中国的不同阶层之间，保持着一种文化的双向涌流状态，而并非单一向度的所谓政治专制和经济剥削的关系。比如周朝就设有负责采集民间歌谣、体察民俗民风的“采诗官”，不仅成就了一部能够“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并且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经》，而且使统治阶层了解到民生疾苦与社会百态，这无疑是极有助于治国理政、安民兴邦的。而最具特色的，当属因被贬谪或辞官等而“归去来兮”所形成的“重返民间”之路，一方面使“庙堂”之美有效地垂范和滋养着乡土中国，如唐代韩愈被贬潮州不到八个月间便通过驱鳄除害、延师兴学等措施赢得民心使“一片江山尽姓韩”；北宋苏轼一生三次被贬，但每到一处都撒播下文化的种子，故而自认为“平生功业”就在贬谪之地“黄州惠州儋州”。另一方面，这条“重返民间”之路也使千古文人墨客在山河间的行吟中走向天地境界，留下无数传世之山水画与田园诗，以及诸如严子陵“山高水长”之风范和张季鹰“莼鲈之思”的情怀，使知识分子得以存续一种“田园将芜胡不归”“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洒脱与风骨。

不同代际和朝代之间的通达，首先体现在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传承关系上。这与传统中国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对经验和力量的倚重有关，因为需要经验，所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需要力量，所以“人丁兴旺”是必要的，“多子多福”也是有道理的。这样一种“尊老爱幼”“望子成龙”的价值观为代际之间的人文美育和生活美育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且，这不仅体现在家庭中，还体现在“师道尊严”的学校教育和“长幼有序”的社会生活中。比如今天的学界也很讲究“师承”之说，虽然往往会有形成学术小圈子之嫌，但客观上也的确促进了某种学说的接续研究。这与古希腊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弑父”传统和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观点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可见，无论是私塾学堂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先生之“开蒙”，还是日常生活中礼教之规约与环境之陶养，都蕴含着“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养成之道。其次，由于传统宗法社会从家族到国族的超稳定结构和中国文化刚柔并济、崇文尚德等特质，使其具有诸如怀柔远人这样的同化整合力，也使得不同朝代之间有一以贯之的文明赓续。所以美育之道在中原地区的政权更迭中得以传承发展自不必说，即使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朝代中也能够得以绵延不绝。如自公元前1世纪就从大兴安岭开始南下至公元386年建立了魏国的鲜卑族，在长达五百多年的南迁过程中，坚持推行改官制、禁胡服、断胡语和改姓氏籍贯等汉化改革措施。当然，这种通达也是一种双向的，如赵武灵王“胡服射骑”虽然是出于战争便利之考虑，但也可以说明民族之间“美美与共”的实质。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蒙元和满清两个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建立的朝代间，尽管元代近百年间仅有16次科举，而且读书人地位低下到有“九儒十丐”之说，清代则大兴“文字狱”，但仍有元代散曲与杂剧、青花瓷和清代小说等文化艺术成就，以及清代考据学等学术思想及其丰硕成果，包括《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的编纂等，坚韧地赓续着中华文脉。

二、近现代美育的兴起对中华美育传统的续接

作为启蒙的美育同样是注重实践的。在20世纪上半叶，不仅有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等通过演讲和撰文力倡美育，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还通过制定注重美育的教育方针、在北大征集民间歌谣、开设美学课程、举办“画法研究会”等举措，尤其是1918年倡导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所国立高等美术学府——北京美术学校，实质性地推动了美育的落实。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并开始面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两年后，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又两年后《歌谣》周刊创办。歌谣征集运动既是中国现代文化“重返民间”的一种传承，也可以视之为中国现代美育“上下通达”之路径的一种疏浚；1919年冬，由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发起的中华美育会成立，1920年4月，中华美育会机关刊物《美育》杂志创刊，共出版七期；1927年5月，由当时的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林风眠发起组织的“北京艺术大会”开幕，展出各类艺术作品三千余件，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规模空前的艺术展览；1928年，蔡元培在杭州创办了国立艺术院即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还有192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即今天的定州市开始“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31年，希望以儒家文化塑造“新农民”的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展开了以兴办乡学为引擎的乡村建设实验；也是在1931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次年又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等。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这些怀抱一腔热血的知识分子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化艺术教育作出可贵探索，也为续接中华美育传统、拓展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再度通达的美育路径而筚路蓝缕。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真正使阶层之间的文化教育实现彻底通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延安文艺所创造的新木刻、新年画、新秧歌等一大批红色经典，成为中国现代文艺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17年的文化艺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代洪流中进一步涌现出大量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而且，民间文学艺术也得到高度重视。1950年3月即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以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学艺术，增进对民间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了解为宗旨，先后出版了“民间文学丛书”“中国民间叙事诗丛书”和《中国各地歌谣集》《中国各地民间故事集》等。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不仅有大量传统文化经典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被作为“四旧”遭到破坏，本应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也失去源头活水，代之而风行一时的工农兵宣传画、“样板戏”以及“大字报”等使传统审美、艺术品味和文化心灵变得粗粝。所幸的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民族文化自信的深刻意义被充分认识，尤其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民间文化与人类文明遗产相对接，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岁时礼俗、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手工技艺等焕发出生机活力；而古典书画、传统戏曲等大量优秀文化经典也通过与现代科技的有机融合并借助融媒体形式得以激发生命活力。

三、以中华美育传统的创新发展激活中国文化生命力

首先，要系统挖掘整理中华传统之美，并使之融入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陶养人们形成一种追求审美素养和艺术品位的新时代生活美学观。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这种文化适应时代变化所能赋予人们面对新生活的智慧和力量。已历时近三年、且我们仍在经历着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不同程度地冲击到全人类的生产生活，对享受到自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来“时空压缩”般快速发展的中国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年代和这样一种价值观在疫情影响下显然将成为历史。尽管自鸦片战争以来由列强入侵而带来的民族耻感与痛感和复兴民族的紧迫感，仍萦绕在人们心头，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智慧与生活美学观，重新审视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时代，开启一种内向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单纯外向的狭隘功利化和简单娱乐化的生命状态，以化解无济于事的潜意识急躁情绪和深层次焦虑心态，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从近年来人们对“低美感社会”中各种“审美匮乏症”的批判，以及近期人们对中小学教材中不美和不雅的插画形象的质疑，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对民族审美素养整体性提升的迫切需求，感受到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的中国人对建构一种审美的世界观、艺术的人生观和重视“无用之用”的价值观的强烈渴望。所以，大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美育精神，全面深入地挖掘整理传统艺术之美、器物之美、礼俗之美等，使之在参与现代生活中“活化”起来，显然是一项十分迫切的时代课题。

其次，在艺术之美、器物之美、礼俗之美的再发现、再创造与再运用的过程中，要注重融入新科技元素并符合新媒体传播特点，使之返本开新、去芜存菁，给人以全新的审美体验。在这方面，文化艺术传媒等领域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和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唐宫夜宴》《陇上踏歌行》等节目的走红，故宫《千里江山图》和《何以中国》等大展的火爆，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时代需求，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意义。再比如2022年“立春”之日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让世人为之惊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之美。曾经作为农耕文明产物的农事时间指南，早已化为凝聚着千秋万代中国人“晴耕雨读、诗书传家”的生活情结和天地情怀的岁时礼俗。开幕式以现代高科技手段所营造的黄河之水、中式门窗、冰凌雪花等充满诗情画意的审美意象，瞬间唤起作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记忆和乡愁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兴起的各种沉浸式、体验式展览就其美育意义而言也特别值得称道。艺术家们在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以经典艺术作品为依托，采用声、光、电等元素营造出令观众身临其境的艺术氛围。如《画游千里江山——故宫沉浸艺术展》将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长卷通过全息投影和数码感应互动等新媒体艺术手段，使观众进入三维空间，沉浸于山水人文的大美，体验到青绿色彩的生成。再比如2021年8月由中央美术学院美育研究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节目部联合举办的大型5G融媒体直播节目《新时代中华美育故事》，挖掘拍摄了近年来中央美术学院师生以艺术之美塑造青年一代美好心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典型案例，以“大屏+小屏”即电视纪录片与网络直播的融媒体形式，既生动展示了写在大地上的美育实践故事，又通过现场访谈阐释了其中的美育意义，成为一堂令人耳目一新的兼具开创性与开放性的大美育公开课，创下央视频新媒体端全网分发总播放量破百万的收视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