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兰

网上淘书，淘到理查德·巴奈特的《病玫瑰》，一本关于疾病与医学插画艺术的书。

1831年，欧洲暴发霍乱，维也纳一名二十三岁的女子染病。《病玫瑰》一书的封面，就是这名年轻女子不幸感染霍乱，一小时之内迅速凋零的脸庞。书名用了英国诗人、艺术家威廉·布莱克的同名诗作《病玫瑰》的题目。

书中，还配有两幅女子染病前后面部表情的绘画。根据原图附注，绘制第二幅画时，她染病仅一小时，而绘图完成四小时后，她就撒手人寰。染病前后虽然相隔只有一小时，但少女面部的表情已然大相径庭。

第一幅画作，女子健康饱满，保持着一个健康生命的完美形态。额头光洁饱满，面部皮肤红润；明亮的眼睛闪烁着迷人的光泽；挺直俊俏的鼻子下，双唇饱满，泛着玫瑰花瓣娇艳的色泽；嘴角微扬，人中微微凹陷，性感、有力、骄傲；低垂的眼眸，欲拒还迎的娇羞。

哦，来，抱紧我。当身体为情爱所疯狂，疾病如何表达它的溃败？秩序井然的发辫，锁骨上随意打了一个结的蓝色披肩，可以随时假装滑落。这犯下原罪之前的纯真，多么孩子气的自由与天真。二十三岁的女子以这样一种方式挑逗迎面朝她走来的情人。但愿，那玫瑰花瓣一样的嘴唇能够盛放这永恒的放纵。

你靠近我，带着踩碎了早晨野外露水的脚趾，我的嘴唇就危险起来。这纯洁的健康，让我做一个天真的孩子。

作为一个读者，或者一个作者，我想要拥有少女一样天真健康的爱，除了被爱情所占有，什么都可以不要。然而，这一切，都是我想当然地替一个1831年感染了霍乱的二十三岁女子所做的白日梦。

拥有并维持一副躯体，令人精疲力竭。

染病后的女子，溃败从一头金黄的头发开始。鬓角边垂下几缕凌乱的发丝，整张下垂的脸，川字纹、法令纹、鱼尾纹、木偶纹……从年轻到衰老，这些纹路的形成，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不动声色地缓慢渗透。当霍乱从内部侵蚀一个年轻女子的身体时，她对疾病有了新的体验。恶心、上吐下泻，伴随着剧烈的腹痛、极度的口渴。最后，身体严重脱水，濒临死亡。

于是，世界因此多了一张典型的霍乱脸。头发枯槁凌乱，面部枯萎下陷，双唇皱缩、发青；空洞、哀怨、干枯的眼神，眼底充血；垮塌的嘴角已经无力抿紧，露出一排苍白的牙齿；颈纹交错，乱相横呈。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少女染病后发青的脸色和嘴唇，呈现出的是蒂芙尼蓝的马卡龙色。这本是充满低调奢华与优雅之感的颜色。曾见过一幅奥黛丽·赫本吹着蒂芙尼蓝色泡泡的画。画挂在北欧美式混搭的轻奢风墙面上，整体色调以蒂芙尼蓝和千禧粉红为主。此时，如此悦目的颜色，却与死亡扯上了关系。

我捧着这本书，似乎被隔绝在了疾病之外的某个世界里。疾病、疼痛、凋零、死亡，它们成为一种综合艺术，融合为一个整体。《柳叶刀》介绍：“如果说医学插画的命运，同所有医学图书和文献一样，终将被更新更好的出版形态所取代，《病玫瑰》或许会作为纸书得以延续。这本书值得推荐给每一个人，无论你喜爱艺术、医学还是历史，或者只是对拥有并维持一副躯体而感到精疲力竭。”

目录中，每一种疾病都对应着一个极具艺术感的标题。比如“皮肤疾病”对应着“身体的边界”，“麻风病”对应着“超越肌肤之痛”，“天花”对应着“强制法案下的水泡”，“结核”对应着“白色死神”……“霍乱”，则对应着“畅行的恶疾”。所有这一切，被归结为“肉体的袪魅”。

每天，他都叮嘱我，看书不要看得太晚了，更不要熬夜，熬夜太伤身体了，要注意休息。

我告诉他，我在读理查德·巴奈特的《病玫瑰》。我害怕我的嘴唇，会在某一天变成蒂芙尼蓝的马卡龙色。

他说，还可以读读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那是一本关于疾病、死亡、美学、文学与社会的书。

我问他，某一天，我的嘴唇会不会变成蒂芙尼蓝的马卡龙色？

他说，你会和奥黛丽·赫本一样，吹蒂芙尼蓝色泡泡。

我问他，等我老了，疾病缠身，你还会热爱我废墟一样的肉身吗？

他说，我不想和你谈论疾病，以及疾病的隐喻。

当我看完《病玫瑰》和《疾病的隐喻》，我病了。

对照着目录，以及书中的插画，我逐一对号入座，它们跟我的症状都对应不上。我既失望，又欣喜。一遍遍看镜子中的脸庞，小麦色的皮肤，淡红的唇瓣，挺直的鼻梁，光洁的额头。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淡淡的鱼尾纹。我尽可能地保持严肃骄傲的姿态，尽可能地不笑。如此，我就一直显得端庄年轻，没有多余的纹路。事实上，我一直端庄年轻，冷冰冰的美。

医院里，来来往往的病人比赶集的人还多。

我在肿瘤医院二楼妇科病区六诊室等待很久了。一星期前，网上挂号，挂了好几次才成功。高医生很忙，一个上午要看四十多号病人。这期间，我跑了好几趟卫生间，换了四条卫生巾。上卫生间也需要排队，病人们焦躁不安。呛鼻的尿臊味、身体某个部位的腐气、消毒水的味道……让人分辨不出究竟是香味多一点，还是臭味多一点。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由女儿搀扶着。她本身已经很老了，而疾病让她显得更老。女儿搀着她，从我身边飘过。她像一片被虫子啃噬得千疮百孔的叶子。

老妇人坐在椅子上，一直低垂着头，不敢和高医生的眼神对视。八十多岁，下体流血，仿佛不是病，而是羞耻。仿佛那鲜红的血，是罪恶的一部分。高医生询问老妇人的病史，她的女儿也说不清楚。说是前些天看见母亲偷偷摸摸地洗内裤，一遍一遍地打肥皂。洗好的内裤挂在阳光下暴晒，空气里飘荡着一股稀释的血腥味。倘若芳龄二八，豆蔻初开，那便是另外一种情形。初潮，它所接纳的是创造力。那些洇开在内裤上的血斑，是一朵盛开的花。现在，它曾经所象征的旺盛的生命力，是对一个老妇人的嘲讽。老妇人一遍遍搓洗内裤上的血渍。有一天，老妇人望着阳光下暴晒的内裤，突然佝偻着腰，掩面而泣。

女儿在陈述这些时，眼神躲闪、慌张、焦急，仿佛她母亲不是生病，而是犯下了某种不可原谅的罪行，并且，她是同谋。

高医生还想问什么，女儿不再吭声。她觉得她说得够多了，她把一个八十岁老妇人的羞耻公之于众，已然是大逆不道。虽然是在医院里，但是已经拥有了众多的听故事的人。她觉得她对不起母亲。

我是这个故事的局外人。

我回到我的身体，面对我的疾病，我意识到自己才是故事的主角。

高医生有一双漂亮的眼睛，盘起的头发上别着一个镶着水钻的簪子，透着高贵而严肃的美。单看那只簪子，她不像是一个医生，更像是一个贵妇。她的眼睛一望向病人，敏锐的洞察力使得病人一开口说出的都是真话。

她问了一些很私人的问题，却又直指病灶的根源。像一个灵魂的艺术家，具备解剖病理的超强能力。即使面对的是一个经验并不丰富的医生，我仍然拒绝对她说谎，或者保持缄默。我要尊重我的身体，尊重疾病。苏珊·桑塔格说，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我的身体不规则流血二十多天了。每天，我都像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一样，一遍一遍清洗内裤，可上面还是盛放着一朵朵花，怎么都洗不掉。对此，我非常矛盾。我一面希望它们凋零，正好可以匹配我日渐衰老的身体，一面又希望它们持续盛放，说明我还年轻。

躺在诊疗床上，脱掉右脚的裤腿，一切便暴露在高医生的视线里。扩宫器进入身体，一股膨胀的力量，强迫性地打开，冰凉、生硬、尖锐，带着金属的暴力特质。

另一张诊疗床上，躺着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她袒露的身体显得目空一切。面对疾病，唯有坦然。她像一个听话的孩子，配合着医生的各项检查。刚刚问诊时表现出的羞愧荡然无存。用桑塔格的话说，那一大堆隐喻和疾病分裂开来。妇科病，不论是年老、年轻、年少，于普遍意义的社会规范而言，是一个暧昧的隐喻。既指向疾病本身，又指向疾病以外的道德、伦理、情感、社会。

老妇人很不幸，彩超提示子宫内膜增厚，有血流信号。高医生推断老妇人可能患了子宫内膜癌。因宫颈萎缩严重，不能完成宫腔镜操作，建议进行全子宫双附件切除，否则流血会进一步加重。

老妇人坐在诊室外面淡蓝色的椅子上，看上去很安静。女儿去一楼交费。生老病死，人之常态。妇科病，仿佛是艺术，或者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像一种叫花季热的病，这种病只在青草秀穗、花粉随风飘浮于水面的春天才显出症状。听说过一种严重过敏的症状，有人面对盛开的玫瑰花，就哗哗地淌鼻血。幸福到来的时候，疾病也随之来临。我和老妇人挨着，坐在走廊淡蓝色的椅子里。淡蓝色，《病玫瑰》里少女染病后的嘴唇的颜色。我在淡蓝色里，认出了我的美，以及老妇人的美。这是女人共同的美。

大妈，您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美人儿。

哈，生完娃娃之后，就不美了。

大妈，您有几个娃娃？

两个儿子，两个姑娘。

大妈，是他们拿走了您的美吗？

嗨，还有那个死鬼。死了十年啦。

接下来，老妇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老妇人生活在云南农村。她年轻的时候，村子里随处可见的美很多。小姑娘、俏媳妇，是一种美。桃花红梨花白，是一种美。老妇人具备的美，是农村人的善良、吃苦耐劳、勤脚快手。当然，年轻时的老妇人还生着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邻村的男人是个木匠，常常到老妇人的村子里做活。东家打个柜子，西家做张木床。那个夏天，谁也无法想象会生出什么样的美来。

美是突然来临的。二十一岁那年的夏天，她去村西的井里挑水，木匠做完活，去井边打水洗脸。木匠外出做活三天了，没刮胡子，看起来很性感。她弯腰挑起水，要走的时候，偷偷看了一眼正在井边洗脸的木匠。木匠下巴上的胡子，仿佛扎到了她的脸。起身的时候，一慌，差点滑倒了。木匠一把扶住了她。

这一扶，就扶了一辈子。

老妇人说，年轻真好啊，身强力壮，夜夜都有使不完的力气。于是，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出生了。那些年，肚子就没怎么空过。没想到，老了老了，还得了这样的病。

老妇人坐在淡蓝色的椅子上，从容不迫地说着，讲的像是隔壁邻家的事情。她是她疾病以外的局外人。她的讲述有一种吸引人深入到故事里的诱惑力。想要知道，那些使不完的力气，都是怎么样被挥霍一空的。到了年老，病了，瞧着阳光下暴晒的怎么都洗不干净的内裤，弯下腰，偷偷啜泣。既如此无能为力，又带着强烈的羞耻感。

老妇人的生命，曾经是那么新鲜旺盛。她把它消耗、磨损，并献给了爱与激情，包括疾病。

不过，比起维也纳染了霍乱的二十三岁的女子来说，老妇人是幸福的，她的疾病、衰老、枯萎都是按照生命的秩序一点一点循序渐进完成的，而不是几个小时迅速枯萎，并彻底消失。她在漫长的一生中，保持并摧毁了来自身体完整的新鲜，哪怕最后以疾病的方式结束，疾病和衰老仍然如此具有诱惑力。

老妇人说，死鬼死了，她也活够了，如果他还活着，她肯定就活不够。老妇人在意的是感情，不是疾病对感情的侵蚀。

女儿拉着老妇人去住院部办理入院手续。老妇人和我告别，说，姑娘，你还年轻，别亏待了自己。

可是，我也病了。子宫内膜增生。B 超显示，内膜厚度10mm。黏膜下还有两个大小不一的子宫肌瘤。酸杏般大小。

高医生建议做宫腔镜手术。护士开给我一张单子，到医技楼二楼预约手术时间。拿着手术预约单，茫然、害怕、担心、对抗，觉得自己已然是一个绝症患者，身体似乎没怎么使用，就变成了废墟。激情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摧毁一个人。但是，激情于我而言，一向是彷徨无措、不知所以的。那么老妇人呢？她比我年长几十岁，从年龄上来说，她永远比我老。但当她讲述那夜夜使不完的激情时所表现出来的欣喜和羞涩，她又永远比我年轻。

疾病和激情，都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

我拿着B 超单和住院预约单，身体的某个部位开始一跳一跳地疼。有那么一瞬，甚至可以把疼痛等同于快感。疼痛，并没有束缚和限制那些与爱和激情有关的快感。所有的女人都将拥有疼痛，所有的女人都将拥有爱。爱和疼痛，都是女性的权利，也是女性的自由。如果说，爱是一种超脱，并非疾病的隐喻，那么，它们各自独立，毫不相关。病，仅仅是身体的某个器官出了问题，需要治疗，而没有上升到道德的裁量，需要隐喻、批判和惩罚。

哦，我是否想得太多了，我不由自主地进入到苏珊·桑塔格关于疾病隐喻的悖论中了。

想那么多干吗呢？就按照高医生的嘱咐，好好治病吧。疾病之外，还有未经触碰的爱、激情和欢欣。

我告诉他，我病了，需要做宫腔镜手术。

来，让我抱抱你，再去手术。

踮起脚尖，我要吻一下你的额头。

三天后，我进入了手术室。

预约手术的时候，我着迷于冒险，计划选择局部麻醉，想在清醒的疼痛中体验手术的整个过程。我想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疾病远离一些莫须有的意义。远离，便摆脱束缚，获得解放。道德的评判，使生病的身体蒙受误解、羞耻、痛苦，甚至耗尽青春的代价，来为疾病的隐喻买单。一场疾病，被当作一桩道德事件，并演变成更多蒙羞的事实。

二十四岁那年，我还是单身，因为雌激素水平分泌过旺，患上了乳腺纤维瘤。我是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乳房里的硬块的。惊慌、担心、羞愧……花季一样的年龄，那个年代，这个年龄，这个部位的这种疾病是不能得到宽恕的。我还没有开始恋爱，我怎样跟未来的男友说出这一秘密，说出身体的隐喻？我觉得我像是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坏事。我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令人羞愧的秘密。

疾病带给我精神的焦虑，像乳房里的硬块越长越结实。

当时，我在沿海的某个港口城市工作。手术是在充斥着腥咸海水的气味中进行的。七月的大雨，没日没夜哗哗流淌。腥咸的海水的气味，使得手术台上的我，像是太平洋北部湾里的一条鱼，浑身敷着一层薄薄的盐霜，被放在了刀俎之上。我想，我就要死了。医生划开乳房，取出那两个硬块。我的乳房空了，我的爱情还没开始，就消失了。

主刀的医生姓彭，高高帅帅的，皮肤白净。手术实施局部麻醉，乳房失去了知觉，但身体的其他部位都醒着。我听到手术刀划过乳房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我对主刀的彭医生说，能让我看看被划开的乳房的样子吗？彭医生及其他的护士都笑了，说，云南的姑娘是不是都这么大胆野蛮？彭医生把切下来的病理组织给我看，葡萄般大小，血肉模糊，在玻璃瓶里盛开成一朵花。

手术完成，我被推进病房。身体突然失控地颤抖，肌肉一跳一跳地发颤。我想，我就要死了。跟随着玻璃瓶里盛开的花朵，去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二十四岁的年龄，手术刀在我的乳房上划出了一个完整的十字架。我将背着这个十字架，在未曾开始的爱情及婚姻中承受道德的审判。或许，还远远不止这些。

一星期后，彭医生给我拆线。当他的手指滑过我的乳房，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一双异性的手，是以“手术”这样特别的方式触摸我的乳房的。乳房上留下了一道三厘米左右的疤痕，像一条多足蜈蚣，丑陋中又杂夹着无法言说的惊喜。彭医生是这条疤痕的制造者，同时，又是我疾病的破坏者。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手术。病房外，南方城市的雨水没日没夜地下着。

疾病的隐喻仍然继续。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的确超出了我的预料。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寄自云南某小城的信。

写信的人，是一个倾慕我多年的同学。

就在我手术的那几天，他搭乘一辆货车，几经辗转，抵达我工作的港口城市。单位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同事告诉他，我生病住院了，住的是妇科。

这并不是他所要的结果。在他眼里，那个姑娘一直被一种透明的事物包裹着，像一颗琥珀，却突然显得混沌、肮脏。他在港城的大街上奔跑，七月的大雨淋湿了他。他去了医院，朝着手术室不可预知的深处探寻，以此确证一个想象出来的事实，或者予以否定。可是，一切都是浑浊的。妇科病区身穿蓝白条纹的病人，都宛如枯萎的花朵，神情萎靡。是这没日没夜的雨水腐蚀了她们，还是爱破坏了她们？他找不到答案。在他的认知里，尚未结婚的姑娘，是不可能得妇科病的。

妇科病区，否认纯洁的自带隐喻的区域。疾病的隐喻，可以在这一区域扩大、发酵，继而成为不洁的日常象征。

从妇科病区出来，他跳进腥咸的海水中，大雨浇在他的身上。如果这铺天盖地的大雨能够清洗掉疾病的隐喻，还一个女人最初的简单透明，他便会走上去，抱紧她。

他在腥咸的海水中泡了一个下午，敷着一身的盐霜，连夜搭乘货车返回出发地。

后来，他娶了一个医生，她每天在检验室化验那些从身体上切下来的血肉模糊的病变组织。

很多年后，我们说起那封信，说起港城的医院，以及医院里的妇科病区。我们释然，又无奈。我们连承受错过的遗憾都丧失了。乳腺纤维瘤，并没有责任承载这么多来自道德的裁量。它不过就是一种很普通的疾病。只是手术刀落下的部位，是女性身体隐秘的一部分。

当二十四岁的那场手术不再神秘，不再被疾病的隐喻赋予道德的惩戒，青春已然不在，包括一场未曾开始，就已然结束的爱情。

当我在这个早晨写下这些文字，我的嘴唇变成了蒂芙尼蓝的马卡龙色。溃败中的惊艳。二十四岁，患乳腺纤维瘤的我，和《病玫瑰》中患霍乱的二十三岁的女子一样，被疾病赋予纯质的色彩，纯质的悲伤。

今天，切除乳腺纤维瘤，只是一个小手术，不需要住院，也没有隐喻。当十八岁的侄女在微信上向我咨询乳腺纤维瘤的相关病理知识时，相同的疾病让我和侄女成为盟友。这样的过程，突然变得很美好。我们在坦诚地交流中，保持并给予了身体自由的权利。我对侄女说，你的乳房很美，积极治疗。

从二十四岁的疾病中抽身返回，回到2021年3月16日。

这个下午，四位病人预约了主刀的郭医生，都是做宫腔镜手术的。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女人因为宫腔粘连出现反复流产、继发性闭经、不孕等一系列临床症状，需要进行输卵管通液术和镜下粘连分解术。女人生得乖巧清秀，等待手术的时候，一直赖在丈夫的怀里，一会儿抬起头蹭蹭丈夫的下巴，一会儿又伸出手摸摸丈夫的嘴唇。从精神到身体，好像他们与生俱来就是一个整体，从来没有分开过。他的下巴，就是她的下巴。他的嘴唇，就是她的嘴唇。那么，她即将要承受的疼痛，也会是他的吗？他又能替她承受并分担多少？

女人要进手术室了，丈夫使劲抱了抱她。

在夫妻关系最稳固的那个阶段，恩爱是最难以作为秘密藏起来的。这对小夫妻正恩爱，你侬我侬。当然，不爱的时候亦然，冷漠是缓慢释放的。当激情变成日常的琐碎平庸，便会用道德来作为束缚的托词。

还有一对中年夫妻，丈夫一直在玩手机，妻子显得残损不安。她的残损，是从嘴角的木偶纹开始的。“木偶纹”亦称“流涎纹”、“奶奶纹”。女性的残损，除却皱纹，更重要的是内部的碎裂。当激情不再，残损和麻木，便成为女性的日常。妻子起身进了手术室，背微驼着。丈夫继续玩手机，动也未动。

我是否需要一个拥抱，哪怕是象征性的？我说服自己不去依赖他。我更不想让他看见我残损的样子。他曾经对我说，你真美，美得都不敢和你说话了。彼时，我是一朵盛放的玫瑰。我们拥抱，带着与众不同的力量。我们把彼此交给了爱、激情和智慧，余下的，是不值一提的疾病，以及疾病的隐喻。此时，我病了。一想到那个染了霍乱的女子迅速衰老的脸庞，我就找到了缄默的理由。抛开爱，把疾病交给疾病的制造者吧，把爱从疾病和隐喻中剥离出来。

等我从手术室出来，我会和奥黛丽·赫本一样，吹蒂芙尼蓝色泡泡，去见他。

宽大的病号服，装着我瘦薄的身体，未施脂粉，一眼看上去，干燥、脆弱，略显凌乱。那些隐藏在内部的饱满和潮湿，只有他看得见。他看到的是盛放，医生看到的是枯萎，我看到的是爱。关于疾病的，另一个层面的隐喻。对着卫生间的镜子微笑，我看见嘴角弯起一个上扬的弧度，一朵病玫瑰，也是可以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姿态的，安静、平淡、甜美，同时，千疮百孔。像我所热爱的，他的脆弱、孤独、强大，无可回避的骄傲。

在医生的建议下，我选择了静脉注射麻醉，全麻的一种，也叫做保留自主呼吸的全身麻醉。用于创伤小、时间短的小手术，比如无痛人流、无痛胃肠镜、宫腔镜息肉切除或宫腔镜检查、膀胱镜检查等。

手术室内，灯光雪亮。麻醉师是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刚从另一台大手术上下来，还保留着那台手术的记忆。他说，那个患乳腺癌的女子才三十六岁，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手术前，病人恳求医生一定要救救她，说她的老公很爱很爱她。又一个热烈的生命。疾病，并没有削弱她生命里最灼热的爱与渴望。脑海里跳出《病玫瑰》152——153 页的图片，一名为乳腺癌所苦的女性，乳房组织已经坏死、溃烂，但胸部肌肉和胸腔依然有着触目惊心的美。

麻醉师给我的静脉注射麻醉剂。接下来，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麻醉，使我远离了疾病、疼痛、隐喻。我在麻醉里得以解放，甚至短暂死亡。肉体和灵魂都失去了认知，连梦都不曾有。我们曾交流，梦里，也会抵达欢欣。我们的交流，像安吉拉·卡特的魔幻与巫术。一边破坏，一边建立。我不再是小姑娘，他也不再是小伙子。我们，是彼此的敌人，亦是彼此的亲人。同时，我们是疾病的宽容者，拒绝疾病的隐喻。

我醒过来，身体空荡荡的潮湿。

麻醉师摇摇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名字。麻醉师伸出食指和中指问，这是几？我说，两个手指头，食指和中指。麻醉师满意地点点头，示意我起来。麻醉师不经意地碰到了我的身体，我感觉到一股温暖。我获得重新热爱这个世界的力量。

我坐起来，穿上宽大的蓝白条病号裤。有轻微的反胃、目眩和疼痛。躺在休息室里，沉沉地睡了过去。睡梦里，我将手伸给了他，他刚刚抽完一根烟。我多么熟悉他身上烟草的味道，以及他小麦色的皮肤。他的指甲饱满、明亮。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以及来自他身体的温度。我们，两个多么骄傲的灵魂，疾病依然无法剥夺我们的爱与激情。

护士将我叫醒。肿瘤医院的樱花，正开得热烈。

三天后，取到了病检报告单，单纯性子宫内膜增生。一个月后，去医院复查，已经完全康复。

我的身体又挂满了新鲜的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