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恬骅

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的《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发表于1950年，它标志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正式诞生。70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的发展使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张，文学与人工智能的关联不仅指涉性地显现在科幻的叙事之中，也贯穿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观念更新的整个过程。从1952年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的“情书”程序开始，人工智能技术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均不同程度地参与、渗透到诗歌、小说等多种体裁的文本生成中。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已经催生了“人工智能文学”。但由于价值来源、判断标准乃至评价对象不断变化，价值上的不明确使“人工智能文学”面临概念上的诸多争议，停留于试探性的阶段。对此，有必要回到人工智能观念变迁与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境，考察“人工智能文学”的实践特征与发展逻辑，进而为理论探究提供更可靠的基础。

由“文本实验”走向“实验文本”的实践历程

“人工智能文学”始于技术研究者围绕计算机处理字词的能力所展开的“文本实验”。1948年，世界上第一台存储程序结构的电子计算机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诞生，图灵于次年开始负责该台计算机的软件工作。在他的邀请下，斯特雷奇加入了软件设计团队，并完成了“情书”程序。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文本生成程序。不过，1959年德国工程师泰奥·鲁兹（Theo Lutz）独立编制的“随机文本”程序更为知名，是“数字诗歌”公认的开端。虽然两项工作并无直接关联，但在原理上高度一致，都依靠编制者给定的规则表和词汇库，随机加以选择来产生文本。

早期“人工智能文学”与同时期萌芽的计算机艺术相互关联，其参与群体也大多具有工程背景。但是与同时代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相比，“人工智能文学”先行者对艺术价值相对忽视。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本泽（Max Bense）的《信息论美学引论》代表了从美学方面把握早期“人工智能文学”的一项尝试。他提出了“控制论的和物质的诗学”及“随机的与拓扑学的诗学”等口号。虽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信息论美学”以技术方式量化审美价值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尝试，但这些表述中对艺术创作目的与方法的设定，为技术在文学艺术中的参与赋予了意义，起到了类似艺术宣言的作用。

同时，用技术事项来象征文化概念，与“思维的本质是符号的”哲学观点引导下的早期人工智能技术相互契合。符号主义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围绕规则、事项的符号表示展开研究，而“人工智能文学”所处理的语言文本，正是程序和人共同面对的一种符号系统，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最直观的体现。在“信息论美学”艺术主张的中介下，人工智能技术路径和“人工智能文学”构成互为支撑、互为证明的关系，推动其文化意涵和艺术价值的建立。然而，随着符号主义人工智能技术路径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接连遭遇挫折，这种旧式的“人工智能文学”不得不隐退。

不过，随着以概率统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语言模型技术得到长足进步，新型的“人工智能文学”也应运而生。它们用生成文本的方式促使人们反思现代诗或冒险小说的边界，乃至反思“文学”这一观念，从而具有文学实验的色彩。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型“人工智能文学”要求一种新的看待方式，而过往与符号主义路径相适应的、针对模板和规则的批评策略，已不再适用。“人工智能文学”已经从最初为技术可能性作证的文本实验，经过技术路径与艺术主张短暂的互证闭环，转而成为实验文本，将技术为文学可能性作证的前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与实践层面上这一历史转变相对应的，则是“人工智能文学”在理论层面的偏转。

“人工智能文学”三个原始问题及其重心转移

机器思维问题、文本生成问题和机器创作问题等原始问题，贯穿于“人工智能文学”相关的探索与发展之中。机器思维问题推动了文本实验的发明，形成了“人工智能文学”的源头；而这些技术主导的实践，又对文学界产生影响，从而促发人们对文本生成问题的关切。最后，机器创作问题作为两个原始问题的集大成者，其中无法消解的价值维度成为实验文本阶段“人工智能文学”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

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开篇就明确回应了“机器能够思维吗”这一问题。“图灵测试”将“智能”的主导权从设计者转向了与之遭遇的评判者，从而把问题求解的重心从“机器思维”的内涵转向作出“具有智能”这一判断的条件，而“情书”程序的出现不仅表明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即使是较为粗糙、简单的程序，也足以让人相信机器能够进行某种形态的“思维”。此后，机器思维问题一再随技术发展被改写。在斯特雷奇看来，这一问题可以被改写为“人们能够编写‘思维’的程序吗”；而微软“小冰”的幕后团队则以“情感陪伴”和“人工智能创造”为目标，向“机器思维”注入知识和推理以外的要素，他们都认为，程序产生的文本是“机器思维”或“智能”的重要体现。

1967年，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题为《控制论与幽灵》的演讲中指出，机器的运作“陌生化”了文学的创作，也使过往种种对文学文本何以产生的原因和动力解释，遭到新的质疑。在卡尔维诺看来，程序产生出的文本不仅是一种“组合的游戏”，属于“诗”的范畴，而且程序进行的生成过程具有数学和逻辑的精确和严格。卡尔维诺指出，这样严密的因果关系正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种种理论解释所缺乏的——“灵魂、故事，或者社会，或者无意识，如何才能转化为白纸上一行行黑色的字？即使最杰出的美学理论也缄默不语”。是什么将意义赋予了文本？这一切又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这一文本生成问题，成为“人工智能文学”向文艺理论提出的新的核心问题。

卡尔维诺大胆指出：“作者（这个无意识的被宠坏的孩子）消失了，让位给一个更有意识的人，他明白作者是一台机器，明白这台机器如何运转。”“更有意识的人”也就是读者的阅读活动取代了创作，成为文学文本价值诞生的确切时刻。文本的意义、价值与文本生成阶段相分离，其裁判权被放到了读者手中。卡尔维诺身为作家的创作经验，与他对现有理论近乎激进的批判，将机器、程序的运作和人类作家创作活动被等价地放置在“文学机器”隐喻下衡量。遗憾的是，文本生成长期以来仅被视为机器执行的一个过程，卡尔维诺的洞见并未得到接续。究其原因，卡尔维诺回避了这种产生文本的机器的技术细节，认为“文学机器”仅仅因其理论可能性就足以“开启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设想”，而实际的、生成文本的机器却是“没有必要制造出来”的累赘。这样，文本生成问题与现实的应有关联就为纯概念的思辨所切断。

机器思维问题激发了“人工智能文学”技术发展，而技术发展又催生了文本生成问题。“人工智能文学”诞生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标志性的原始问题，在交汇中产生出了第三个原始问题——机器创作问题。其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842年，洛夫莱斯夫人（Ada Lovelace）在对“分析机”设计图纸的著名评论中，认为进行符号运算的机器，无论可以用于怎样精巧的用途（如排版和编曲），都“不能原创出任何东西，它只能做我们知道如何命令它去做的事”。“情书”程序的出现在直觉上推翻了洛夫莱斯夫人的论断。从图灵、斯特雷奇到本泽，早期的技术专家和美学研究者都试图对“机器创作”作出自己的解释。对技术专家而言，他们往往选择搁置价值判断，更多地将机器创作问题视为机器思维问题的一个特例。而以本泽为代表的美学研究者则致力于为技术要素寻求文化上的对应，认识到建构新价值标准的重要性。

机器创作问题作为机器思维问题和文本生成问题交汇的产物，已成为实验文本阶段“人工智能文学”的关键，而其核心则在于文学价值如何确立。现有的论证策略无法回应机器创作问题对文学价值的关切，对此，需要从“智能”与“创作主体”之外的读者、观众、参与者视角，从看待文本生成过程和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器着手回应这一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施行的表达性重复

从为技术可能性作证的文本实验，转变为文学价值自证的实验文本，关键在于人们在何种情境下愿意认可“人工智能文学”与文学的联系。如同机器创作问题是技术视野下机器思维问题与文学视野下文本生成问题相向而行的产物，对这一问题的求解，同样可以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殊性和文学中的机器这两个方面进行。从图灵与斯特雷奇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发现人工智能从一开始就被嵌入了情境约定性的要求。“智能”的情境脱离了实验室的约束，但“模仿游戏”的原则——面对情境中的行为而加以判断——却存在于日常情境的方方面面。同时，卡尔维诺所发现的更为原始文学活动——在仪式中讲述口传文学——则为技术专家直觉性的类比提供了文学的证言，明确了文学的情境要求。人工智能的情境要求与文学情境的融合，意味着人工智能系统充当了特定文学活动的施行者，为“人工智能文学”艺术价值的实现提供基本的“地点和时间”。

人工智能系统的反复运作过程，是其获得认知，进而被承认为一种“智能”的基本途径。不过，“人工智能文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循环往复的文本生成过程带来的相似文本形式。恰恰相反，早期的文本实验正因为它只能停留在“排列组合的游戏”，所生成的文本明显呈现机械性重复的特征，因而无法被读者接受为文学。然而，“人工智能文学”的最新发展已使情形发生了改变。新型“人工智能文学”中，反复进行的文本生成虽然还是依靠程序的运作，却展现出与机械性重复迥异的面貌，并与仪式中的文本存在相似之处。仪式中，具体的“文本”相对于仪式而言不过是次生且次要的，这些文本与其说是讲述者自身个体性的“原创”，不如说是仪式施行者使用的道具，用来传递仪式所要求的文化观念。类似地，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性”、是否在从事“模仿”，无关于对其文本生成过程意义的把握。

仪式体现出“表达性重复”的特点，具体包括四个主要特征。其一，仪式中的重复具有时空上的限定性，即情境性。其二，在情境中，它维系、传达了一个集体所共有的信念与价值，因而也具有集体性。其三，表达性重复的施行者与其表达形式中承载、暗示的意义主体之间可以是相互分离的，可以称为施行可分性。其四，逐一检查被一再重复的每个具体行为表征，譬如仪式的动作或讲述的单个文本，也不能取代对重复过程的整体考量，因此表达性重复还具有整体性。

上述四个主要特征在新型“人工智能文学”中均有所体现。首先，“写现代诗”或“编冒险故事”的系统，只有在人们从其所生成的文本中辨识到现代诗或冒险故事的特征时，才达成了它作为“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目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情境要求，在此与文学情境的约定性嵌合在了一起。其次，在集体性方面，人工智能系统背后是设计者对特定文学体裁的选择、整理及用户的接受与认同，体现了人们对诸如现代诗等文学流派的集体性认同。同时，每一次的文本都构成了“现代诗”的一个样例，从而呈现了此类作品的创作者集体性的面貌。再次，在施行可分性方面，“小冰”等只是计算机系统，它“自身”是否具有主体性、是否有所表达，并不影响人们运用它向现代诗的先贤致敬。表达性重复的施行者不同于得到表达的主体，尽管在文本上（由于先前所说的情境性和集体性）服从于某个群体所持有的文学观念。最后，当前的新型“人工智能文学”要求整体性的视角，其中既包括对各次“重复”——诸多生成出的文本——的综观，也包括将某个计算机系统本身视为一个整体，而非片面择取它的某些“产品”或将其视为某种单纯的工具。

新型“人工智能文学”促使人们反思“现代诗”乃至“文学”的观念，并将个别的文学风格、意象、内容与更广阔的文学实践与文化观念相联系，呈现出人工智能对于文学的可能贡献。表达性重复使“人工智能文学”成为人们表达共有的文学观念的方式，显现为“人工智能文学”确立自身文学价值的方式。

余论

名副其实的“人工智能”只能是在行动中得到认可的“智能”，社会文化的观念与之相辅相成；作为施行者，人工智能系统不会取消或代替创作与编排演绎，也称不上将人“取而代之”。“人工智能文学”的历史使我们看到，艺术所“拯救”的与其说是未有技术之时的心灵，不如说是技术作为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原来面目：在艺术所开辟出的情境中，技术临时的、局部的、与特定应用紧密结合的情境相关性得到了充分的突出，从而让它至少是暂时地脱离于商业逻辑，成为人类群体进行表达的一种方式。

文学不会因为单纯技术的原因而被迫地面对“人工智能”，技术也不会“自动”地催生出新的文学形态；即便文艺创作与技术融合的声浪看似来势汹汹，“人工智能文学”以自身的发展历程展现了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技术与艺术的相通相成，开辟了从文化与技术的二元对立中抽离出来的路径。“人工智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原始问题、运用技术施行的表达性重复，以及在问题求解时由“创作者”“主体性”向“观众”的重心转移，能为人们恰当把握这些新的文艺形态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