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文婧

迷宫（Labyrinth）与文学的渊源悠久且深厚。建筑形态的迂回多歧与神话传说的丰厚语义，共同成就了迷宫历久弥新的文学表述能力。20世纪以降，作为人类命运同义词的“迷宫”在文学领域受到空前青睐，并实现了从神话故事素材与地志性文本意象到叙事话语策略的功能延展。从“文本中的迷宫”（labyrinth in the text）到“迷宫文本”（text as a labyrinth），迷宫的自涉性（selfˉreferential）价值逐渐超越了既有的神话性（mythic）与模仿性（mimetic）价值。对于“迷宫文本”的认识同时指向两个层次：一是作家建构语言迷宫的创作层次，一是读者迷宫行走式的阅读体验层次。后设性迷宫叙事（postˉset labyrinth narrative）以语言内部的去稳定性技术，诠释了以差异消解同一、否定中心与出路、以无序启发秩序的创作思想，是后现代不确定性表述在文学领域的重要实现方式。

神话原型与文学想象

在文学中，迷宫的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其具有典型的空间建筑形态根基和经典的神话故事原型。为“迷宫”一词提供较受认可的词源依据并孕育迷宫神话的，是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遗址克诺索斯宫殿（Cnossos）的双刃斧（labrys）和公牛壁画。因为神话中的迷宫没有建筑遗迹可寻，迷宫的词源历史一直相对模糊。起源的神秘色彩和建筑的迂回构造，共同强化了迷宫的文学可塑性。经典的迷宫神话原型从古希腊流传至今，贯穿其从文学现象升华为叙述策略的整个进程。

早期，迷宫神话曾履行服务于宗教的历史职能。中世纪教堂中的迷宫路线是罪恶与混沌世界的象征，也是信徒必须经受苦难磨砺的象征。与此同时，基督教以“我即道路”承诺作为信徒引路的“阿里阿德涅线”。世俗化的文学迷宫表达较为集中地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迷宫不再限于借助神奇力量或上帝救赎方能摆脱的地志意象，主动“进入迷宫”寻找出路的思想意识得以确立。迷宫的价值波动主要出现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18世纪。彼时，西方文明表现出对于简明扼要和透明性的空前崇尚，迷宫及其挟带的曲线、混乱、含混等语义因而受到普遍贬斥。

19世纪中后期以降，对于生存意义的反思和阐释欲望催生了不可胜数的迷宫表达。一方面，20世纪与迷宫神话有关的表述常呈现“反神话”（antiˉmyth）特征，作家倾向于对迷宫神话展开“去神话化”（demystification）的文本解构。迷宫既往的凶险、复杂语义常被拆解，神话人物的品性与处境也可能随之反转，甚至涌现了一批聚焦牛首人身怪的神话重塑性文本。另一方面，对应着现代、后现代社会物质丰盈与精神迷失的迷宫表达，倾向于从森林、沙漠、花园等自然景观中走出，转向城市（及其道路和建筑）、图书馆、互联网等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实体或系统。

城市与迷宫在空间地形学上具有天然的相通性。现代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城市功能与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空间定位的无力感、空间处境的压抑感和精神世界的无出路状态相互交织，促使城市成为文学领域最为经典的迷宫变体。迷宫城市及其中各建筑空间从传统的情节发生场所演化为工具性符号，传递出不断巡逛张望于其间的“都市漫游者”的生存焦虑。建筑设计布局的特殊性以及其中书籍与知识体系的繁复性，在客观上促成了关于图书馆的迷宫联想。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图书馆的空间形态中投射的时间意识，为图书馆的迷宫隐喻赢得了广泛认同。作家通过图书馆重复和循环的建筑特征将无限循环的主观性时间观念客体化。迷宫路线的交错连结也常用于形象化描述互联网复杂的拓扑结构。艾柯（Umberto Eco）与万维网迷宫有关的符号学理论认为，网状迷宫与传统迷宫的根本不同在于其变化不居的根茎状结构（rhizome），连接结点间的“超链接”（hyperlinks）关系网可被视为一份不断扩充延展的超级目录，使看似随机混乱的空间关系演化为秩序本身。

迷宫文学现象的发展轨迹，充分反映了其神话性价值和对于空间结构的模仿性价值。在人类社会借助迷宫言说自我和他者的各个历史时期，其表述的核心内容均可凝练为对于“作为迷宫的世界”（world as a labyrinth）的描摹。因为从根本上讲，迷宫的时空特质符合文学借由外部世界的混乱复杂投射内心世界困顿状态的表述倾向。20世纪被称为“迷宫书写的世纪”，一方面，正是由于此种模仿性的“文本中的迷宫”现象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在文学经历语言学内转向的时代，迷宫的时空特质也在多个层次上契合文学文本寻求自我指涉的表述动机。

作为叙事策略的迷宫

在文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演进历程中，迷宫逐渐从文学现象维度拓展至叙事策略维度，日趋频繁地被用以指涉思维活动和语言本身。众多具有深远文学影响力的作家，以各具特色的创作技巧共同确立了迷宫策略在叙事范畴的本体地位。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文学教授法瑞斯（Wendy B.Faris）在其专著《语言迷宫：现代小说的象征性景观与叙事设计》（:）中结合乔伊斯（James Joyce）、博尔赫斯、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布托（Michel Butor）等作家具有典型迷宫叙事特征的文本，较为系统地剖析了迷宫叙事的主要表现形式。法瑞斯在研究过程中关注作家创作策略与读者阅读体验间的对应关系。迷宫特有的时空属性决定了对它的感知方式（modes of perception）可以分为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神话中，迷宫设计者代达罗斯全景式的感知方式是共时性的，迷宫探索者忒修斯行走式的感知方式是历时性的。与之相对应，作为创造行为的“迷宫叙事”也同时可以指向两个层次，即作家建构语言迷宫的创作层次和读者迷宫行走式的阅读体验层次。据此，法瑞斯的研究主要参考多路径（multicursal）迷宫的典型构造与情境要素，即分岔路（forking paths）、死胡同（dead end）、参照物、折返（backtracking）、兜圈子等，对于读者的阅读过程展开情境化分析。这种阐释学视角，为厘清迷宫叙事策略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思路借鉴。

分岔是迷宫叙事最常见的策略之一，与之形成类比关系的是读者阅读过程面临的多个层次的释义选择（choices of interpretation）。在词汇层面，叙事分岔主要对应读者因词汇的陌生形态或含混语义而不断进行意义选择的阅读过程。读者从一词到另一词的阅读进展常常面临选择，对于词语含义的不同选定可能通向不同的文本意义。在句段和篇章层面，缺乏逻辑衔接的表述通过制造语义的分岔来干扰读者的阅读进展，是作家制造迷宫情境的最常用手段。有时，注释、索引、破折号等形式手段也是作家设计意义分岔的重要工具。另外，叙述声音和视角的多元化也可能制造意义的歧变，叙事主体与视野的暗中转换常使读者在不经意间进入新的叙事空间。

迷宫阅读的“死胡同”主要对应戛然而止的叙事进程。有时，叙事文本直截了当地宣布叙事线索的断裂；有时，作家提出问题又旋即自我否定的语言策略将读者引入无路可走的境地，词汇在句法层面的推进不对应情节的发展或语义的延伸。

迷宫行走的折返运动主要以路线修正为目的。迷宫作家有意设计的叙事分岔和“死胡同”，常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折回上文进行意义的再选择。词汇或句段提供给读者的多重释义选择，表明迷宫叙事兼容不同情节版本的表述能力。阅读的折返与修正进程也常与迷宫路线的参照物有关联，法瑞斯称之为节点（node）。节点用以类比作家在迷宫叙事进程中设计的重复或相似词汇、句群或段落，以阅读体验的“既视感”（déjàvu）提示读者相同或相似叙事进程的复现，在本质上属于一种重复（repetition）叙事策略。

当重复出现的叙事节点始终不通向新的叙事岔路时，整个叙事进程便形成迷宫路径的环形（circular）结构。环形结构是一种反故事叙事，叙事进程回避传统意义上的情节终点，读者因此而不停地循着叙事轨迹兜圈子。“无结尾”的文本结构是环形叙事策略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迷宫叙事的具体表现形式无法穷尽，但通过观照读者迷宫行走式的阅读情境，叙事的基本构型模式和主要方法路径仍可厘清。还应当看到，迷宫叙事与文本中的迷宫现象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许多典型的“迷宫文本”也同时观照“文本中的迷宫”。这种配合反映了贯穿文学发展历史的一种恒常关系，即文本主题与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投射与呼应。

迷宫叙事与不确定性

20世纪作家对于迷宫叙事策略的集体观照意识反映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自我指涉动机。一方面，这种创作动机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熵（entropy）概念、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等科学规律相继证实了物质内部的不稳定状态、精确测量的无法实现以及事物演变进程的随机性。迷宫构造的复杂性与行走路线的随机性特征符合人类现阶段对于宇宙的整体认知感悟。另一方面，这一动机也同语言学科的发展变革直接相关。19世纪以来，语言的表意能力频繁受到质疑。在文学领域，语言既是问题，也是模型。作家通过文学表达的，是语言自身终极性的缺失。同时，这一表述焦虑激发了作家对于文本形式的关注，作家借助于创作形式的革新来质询先设文本经验的合理性。迷宫迂回多歧的形态构造契合语言系统“问题与模型”的二重属性，叙事以复杂多变的去稳定性策略质疑并消解叙事的线性时间线索。在叙事进程不断的分岔与兜绕中，语言关系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成为常态，唯一意义的绝对权威被取消了。

意义的缺席本身也可能构成一种意义。迷宫叙事关注语言内部结构、看似毫无牵涉外部世界的自释性策略，在消解前语言与前表达先设经验的同时，也向语言与文本程式中潜在的诸多意识形态规约提出质疑。与此同时，基于语言的不可表达属性，在自涉性的迷宫叙事与外部现实之间，也始终存在一个难以用语言弥合的裂隙。迷宫文本不断将读者置于选择处境的叙事技术，对应的是作家通过不断发问的方式实现的人与世界之意义的延宕。迷宫叙事的自我指涉性与指涉性价值完整地呈现于意义的这种悬而未决之中。

首先，迷宫叙事策略显著反映了后现代思想以差异消解同一的解构意识。一方面，这种意识投射于文本迷宫结构与读者阅读体验的联结中。从空间构造来看，迷宫的形态特征显著融入了同一性至上的建筑原则。迷宫叙事常以大量的趋同性元素为读者营造似曾相识的阅读感受，将其置于选择的两难处境。在此意义上，迷宫作家邀请读者参与其中的阅读行为本身即构成对于同质表象的反抗。迷宫作家通过文本结构制造的单调感和同一性压迫，借助阅读行为的融入而转化为一种原型差异。另一方面，迷宫叙事以差异对抗同一的思想主张也充分体现于其消解“元叙事”（metaˉnarrative）的基本结构中。典型的分岔和环形结构显著地否定了宏大叙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宏大历史的客观性和公允性也随之一并遭到质疑。在迷宫叙事中具有本体地位的“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以其不可化约的异质性特征，将宏大叙事与宏大历史的同化动机问题化。

其次，迷宫叙事也在多个层次上取消了迷宫行走寻找中心或出路的传统目的。迷宫叙事对于中心和出路的否定首先直接表现为叙事策略本身对于中心和出路情境的回避：叙事结构主要仿拟迷宫路线的迂回多歧，对于建筑布局的中心和出口问题甚少关注。从叙事的自涉性动机来看，迷宫叙事关注语言与叙述过程的结构性方法本身即构建了一个关于语言的去中心封闭系统；而迷宫结构对于读者阅读介入的显著要求，又取消了作家长期以来掌控文本意义的中心性主体地位，对应着从“可读的文本”到“可写的文本”的叙事类型转变。去中心化的迷宫叙事结构与叙事逻辑直接源于语言及其逻各斯中心主义权威的解体。自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以来，语言的起源与语言表述的意义一同经历了从中心走向缺席的边缘化过程，人的主体性地位也随之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迷宫叙事象征性地投射出思维主体的集体精神困局。

结语

一个多世纪以来，迷宫的建筑形态与神话语义逐渐内化于文本的叙事构型，投射于书写与阅读的双重实践当中。从地志性的文学现象到结构性的文本形态，文学迷宫的叙事转型反映了迷宫作家以混乱启发秩序的迂回性艺术策略。这一看似矛盾的策略仍然可以从迷宫建筑空间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体验方式中得到类比，即迷宫内部路径的幽暗混沌与迷宫外部几何学形态的精确之间的矛盾关系。与本文开篇对于神话原型和文学想象的追溯一致，最初这一矛盾用来表现人间的混乱与上帝的秩序间的对立，而后又逐渐转向人类行走其间失去控制的困顿情境与主动进入迷宫的意识选择间的对立。迷宫叙事显然应归于后者，一方面，叙事显著表现为以空间的无序类比时间的无序，变乱的语言、多歧的结构以及因果逻辑的断裂首先证实了一种秩序的缺失。另一方面，叙事看似杂乱无章的话语形式源自作家有意识的精巧构思，呈现的是一种以语言关系的混沌无序表现语言意义延宕的艺术自觉，一种“有序的无序”。迷宫叙事在折射表象世界复杂无序的同时，也显露出对于世界深层结构性秩序的渴望。这一动机显著地体现于作家对于神话原型的追溯，即从集体无意识的“秘索斯”出发，发掘其结构性潜能的建构意识。在这一意义上，后现代作家观照叙事话语策略的迷宫书写，也可被视为对于神话原型的一种沿革与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