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轶丽，袁 靓，郭孟兰，尹晓红，余立平，刘 丹，俞 斌，燕 虹△

（武汉大学 1.中南医院放化疗科；2.公共卫生学院；3.护理学院，武昌 430062）

职业倦怠是指个体对工作中持续压力的长期反应，表现为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下降[1]。护理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护士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如护士需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普遍存在工作超负荷、强制轮班以及难以协调的工作—家庭冲突等问题[2-4]。护士的职业倦怠会对其工作积极性、护理服务质量、医院和社会效益产生负面影响[5-7]。因此，在护士工作压力短时间很难改变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措施以减少其职业倦怠尤为重要。近年来，一些研究探讨了在职业压力影响护士职业倦怠中可能起作用的个人因素，如情绪调节、自我控制和心理弹性等[8-10]。情感事件理论[11]认为，外部事件可通过改变个体情感状态（心境和情绪）而影响态度和行为，即“事件—情感—行为态度”模型[12]。研究发现，护士的负性情绪（如抑郁）不仅影响其工作效率、工作满意度，而且会引起其职业倦怠感的产生[13]。共情满意是指个体通过助人和做好本职工作而获得的心理上的满足感[14]。国内、外研究发现，护士长期暴露于患者的痛苦和个人工作压力之间，会引起同情心疲乏[15-16]。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共情满意明显降低，职业倦怠症状增强[17-19]。本研究根据情感事件理论和已有实证研究，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以抑郁症状和共情满意为中介变量的并行中介模型，以进一步明确工作压力影响职业倦怠的内在机制，为降低护士职业倦怠水平、增强护理工作质量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7 年9—11 月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中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湖北省新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和武汉市儿童医院）、十堰市（十堰市人民医院、十堰市太和医院）和荆州市（荆州中心医院、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荆州市妇幼保健院）共11 家三级甲等医院整群抽取护士2 392名。纳入标准：（1）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资格证书；（2）调查期间在岗工作；（3）从事护理工作半年以上，且有1 个月以上的倒班经历；（4）愿意参与此次调查。排除标准：（1）实习或进修的护士；（2）有明确诊断的精神疾病史；（3）当前正在接受心理治疗或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采用自编基本信息问卷进行调查，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学历、科室、年收入和所在岗位年限等人口学信息。

1.2.2 中国护士压力源量表 采用李小妹等[20]修订的中国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该量表共35个条目，包括5 个维度：护理专业与工作、工作量与时间分配、工作环境与资源、患者护理、管理与人际关系问题。各条目采用4 级评分，从1 分（没有压力）到4 分（较大压力）。得分越高，表明压力越高。此次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56。

1.2.3 抑郁自评量表 采用Zung[21]于1965年编制，王征宇等[22]于1984年翻译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该量表用于评价研究对象过去1周内自我评估抑郁水平。共20个条目，分别反映抑郁心情、身体症状、精神运动行为及心理方面的症状体验。各条目采用4级评分，从1分（几乎没有）到4 分（总是），总分20～80 分，部分条目为反向计分。计算粗总分后，取标准分（标准分=粗总分×1.25，四舍五入）的整数部分为临界标准，本研究中计算得到53 分为临界标准，与中国常模一致。＜53 分为抑郁症状不明显，53～62 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2 分为重度抑郁。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重。此次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33。

1.2.4 同情疲劳量表 采用Stamm[23]于2010 年编制，陈华英等[24]于2013年修订的中文版同情疲劳量表。该量表由3个分量表组成：二次创伤、共情满意和职业倦怠。子量表不可组合。各子量表含有10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5 级计分，从1 分（没有）到5 分（总是），部分条目为反向计分。本研究选取共情满意和职业倦怠两个子量表计分。共情满意量表总分越高，表示护士在帮助护理患者的过程中获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越高；职业倦怠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护士在护理工作时倦怠感越强。计算两个子量表粗分后，转化为标准分Z，再分别计算各量表的标准分T值（T=10Z+50），取≤25%T值和≥75%T值为临界值，本研究中共情满意的临界值为43分和129分，职业倦怠临界值为19分和56分。即共情满意得分＜43 分为低共情满意，43～129 分为中等，＞129分为高；职业倦怠得分＜19分为低职业倦怠，19～56分为中等，＞56分为高。此次研究中共情满意和职业倦怠分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904和0.716。

1.3 调查方法

于2017 年9—11 月，在抽取的三甲医院中，通过医院护理主管部门的协助向研究对象发放问卷，填写后当场收回。共调查2 392 名护士，有效问卷2 17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0.8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据，采用SPSS 22.0软件对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应用Pearson 相关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SPSS-Process 插件的Model 4 以及Bootstrap 法用于检验抑郁症状和共情满意的中介效应[25]。如果Bootstrap 估计的95%置信区（CI）间不包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假设成立。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2 172 名护士平均年龄（30.78±7.35）岁，其中35 岁以下占78.4%；未婚占63.4%；以初级职称为主，占72.3%；近40%的护士工作不超过5 年，工作10 年以下占67.1%；约88%的护士年收入未超过10万元。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2.2 护士工作压力、职业倦怠、抑郁症状、共情满意得分及相关性分析

护士工作压力平均得分（84.03 ± 21.21）分；抑郁症状平均得分（42.16±6.73）分，其中轻度抑郁者529 例，占24.4%，中度抑郁者159 例，占7.3%，重度抑郁者81 例，占3.7%；共情满意平均得分（33.24±7.68）分，其中低共情满意者1 968 例，占90.6%，中度共情满意者204 例，占9.4%；职业倦怠平均得分（26.23±5.74）分，其中低职业倦怠者253 例，占11.6%，中度职业倦怠者1 918 例，占88.3%，重度职业倦怠者仅1 例。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抑郁症状呈正相关关系（r=0.451，r=0.384，P＜0.01），与共情满意呈负相关关系(r=-0.301，P＜0.01)；抑郁症状与共情满意呈负相关关系（r=-0.540，P＜0.01），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关系（r=0.597，P＜0.01）；共情满意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关系（r=-0.626，P＜0.01）。

2.3 中介作用分析

2.3.1 共情满意与抑郁症状影响职业倦怠中介模型的路径分析 在控制年龄、婚姻状况、职称、工作年限、年收入和科室等因素后，护士工作压力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09，P＜0.001），抑郁症状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97，P＜0.001），共情满意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407，P＜0.001），见表2和图1。

图1 抑郁症状和共情满意在工作压力影响职业倦怠中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表2 共情满意与抑郁症状影响职业倦怠中介模型的路径分析

2.3.2 抑郁症状和共情满意在工作压力影响职业倦怠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抑郁症状和共情满意在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分别为0.112 和0.121，分别占总效应的25.34%和27.31%，见表3。

表3 抑郁症状和共情满意在工作压力影响职业倦怠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2 172名护士职业倦怠得分均值为（26.23±5.74）分，处于中等水平，与韩国护士职业倦怠得分相近，较美国护士得分低[26]。护士工作压力可以正向预测职业倦怠，这与以往调查结果一致[27-29]。综合性医院普遍存在临床护士缺乏，在岗护士工作负荷重等问题[30]，而且护士相比医生而言，经济收入不高，而临床护理工作对护士专业技能的要较高，且在临床护理中时刻面临相关职业风险，因此护士在工作中很容易产生较大的职业相关压力，相比其他医务人员可能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倦怠[31-33]。

中介作用分析发现，抑郁症状和共情满意在护士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护士的工作环境及职业特点决定其在工作中必然有较多压力源存在，一方面这种难以消除的工作压力可使护士产生淡漠、焦虑和抑郁等情绪症状，其心理健康水平降低，进而转化为另一种心理压力被带入工作中，致使职业倦怠；另一方面，持续的工作压力可使护士的共情能力受到一定损害，使其在护理患者时缺乏同情心，在护理过程中难以收获幸福感和快乐感，工作成就感下降，由此导致职业倦怠增强。因此，应增加护士或助理护士数量并实行双人夜班和长夜班制度等为护士减负。同时，护理管理者还应关注护士工作过程中个人情感状态的改变，并及时进行干预，以帮助护士保持良好的心理状况，如通过音乐疗法[34]、巴林特小组活动[35]和情绪调节训练[36-37]等，以缓解护士因工作压力产生的负面情绪，从而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促进护士的身心健康，保障护理质量。

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的“事件—情感—行为态度”框架，从情感视角切入探究护士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丰富了职业倦怠领域的研究，同时对护士工作压力的干预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1）研究结果是基于横断面研究的数据，在一定的理论假设框架下分析得来，尽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作用机制研究，但推断因果关系仍然要慎重。（2）由于男护士人数太少，本研究中未纳入男护士，故无法得知男护士的职业倦怠情况。（3）除了抑郁水平和共情满意的中介作用之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变量如社会经济地位、心理资本等起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更为复杂的模型中探讨护士工作压力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