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从卫校毕业了，在父母的安排下去了地级市的一所三乙医院。能进这个大医院，除了关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医院看中了我的助产士背景。那年我十九岁，满脑子里装的是尼采与八大山人、张爱玲与米莱斯，学校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看书和幻想的避难所。我用艺术来逃避现实的压力，对步步逼近的外部世界视而不见，被安排到妇产科门诊时，整个人完全是懵的。男人和女人们匆忙地进来，再匆忙地出去，吸引器里的黏膜，玻璃管里如透明海马的胚胎，膨胀的肿瘤和各种脓液，辅以轻描淡写的调笑和麻木的眼泪。

病人麻木，我也麻木。这份工作带给我最大的痛苦，是每天目睹生命毫无尊严地被抛掷，是美被践踏。认真说起来，我也没尊严，脸孔藏在口罩后，没有独立签字权，病人既不知道你叫什么也不关心你长什么样，明明是正式招聘的员工，却没有一分钱工资，要戴着练习生名牌，和县城来的中年进修医生挤在学生宿舍里，来度过长达一年的试用期。不管出于谋生还是自尊，这都是个艰巨的考验。一次漫长的加班后，我睡到第二天的下午醒来，想要喝水，张开嘴却流出一股温暖黏腻的液体，流淌的血把手和床单都弄脏了，原来是嘴巴被黏住，一动被撕裂了。我没感到疼，只感到孤独，在初夏的夕照里心脏莫名发冷。

这件事成了我离职的导火索。在父母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找院长签了离职书，私自离开。在同学的接济下，我在社会上晃荡了一个月，考了教师资格证，旁听了导游课程，还去郊区招聘公务员的监狱里看了看，但这些选项，都只是遥远距离下的另一种幻想，最后迫于生计，我在报纸上找了份工作。那是个理疗器材公司，入职后，我才发现，虽然他们有一套精致的话术，但公司所有产品都无法用医学解释，更不具备任何疗效。在这个中部地区的小城里，我这个专业，想要挣份良心钱，竟然只有公立医院这个选项。在小城朴素的道德观里，没有工作就相当于小混混，没有正经工作就相当于捞偏门。从理疗器材公司辞职的我，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困境，还有更严重的社交困境。

我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从来只会逃避和苟且，在千夫所指和憋屈忍耐之间，我摇摆的时针指向了后者。在犹豫了两个月后，我辗转到下面一个县城的二甲医院去上班。

这个新医院，坐落在长江边上，旁边是省内有名的化工厂，急诊室大门口就是一个车祸频发的三岔路口，滚滚黑烟不分昼夜地笼罩在医院上空。这份工作是同学介绍我去的，面试在12月底。我穿了一件粗花呢外套，下半身是短裙丝袜，踩着双紫色猄皮鞋，挤上县际巴士去面试，过程很顺利，面试官提的问题都是我熟记于心的，只是办公室里的人有点多。

一周后，我去上班了。早上刚开完晨会，我还没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副院长突然出现在走廊里，先是和主任说了两句业务上的事，然后突然话风一转，问我，你那天面试为什么要穿皮鞋？主任和另一位院长也看向我，看来这是个萦绕在男士们心中良久的困惑。我尴尬地解释，说觉得短裙配长靴不怎么搭。他们得到答案后，各自交换了个眼神，终于离开。后来听同学说，那天我面试的时候，本来应该只有一位院长，但是，听说我穿的是丝袜皮鞋，所以另外几位也跑来看热闹了。我觉得，倒不是他们对于女性穿搭有多么热衷，而是在一个闭塞的小环境里，突然来了个不一样的人，就觉得奇怪，值得来凑热闹，来探究一下。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还没入职，就已经成了医院的谈资。

关于这点，我很快有了体会。不管我是去供应室借东西，还是去食堂吃饭，路上总有不认识的男女同事，一边不加掩饰地打量我，一边彼此小声议论。我无从分辨善意与恶意，索性都当作是纯粹的好奇。每天上班要戴帽子，一头长发必须盘起来，那种带网兜的蝴蝶结发夹实在太土，看起来像售货员，而且头发多了，那个发网会沉甸甸地压向后颈，跑起来的时候就会和皮肤摩擦。我的头发是用发簪盘起的，又简单，又紧凑，下班时发簪一抽，头发还会带出点慵懒的大波浪弧度。

小城里的女性既然从不在冬天穿深口皮鞋，当然也从不用发簪盘头发。很快，就有一位大胆活泼的女老师来问我了，说你怎么用根筷子盘头发。我说是簪子，那是根很简朴的牛骨发簪，头发盘紧后只微微露出一点白色的头。她好奇地摸了摸，惊讶头发为什么一根不掉。我以为她会问我怎么盘的，但是没有。医院的时尚发型是统一的酒红色中小卷，不上班时，她们就在门口的盘发店里用水钻小卡子把发辫精致地缠绕在头上，风格都是繁复华丽型。

我以为这种好奇在一个月后就会消散，但我大大低估了小地方对重复性消遣的容忍度。因为地方偏僻，医院里的半数医生和我同等学历，放在护士群体里，我的素养就算是拔尖的了，在还没正式拿到执业证之前，医院就大方地为我开了每月四百块的基本工资，科室也是分到效益最好的骨外科。一次检查后，医院为了紧跟潮流，决定临时安设一个导医台，护理部主任觉得我善于沟通，也会讲普通话，把我从住院部调出来。新建的住院部大厅里，搭了一套白色桌椅，我就坐在那里开始了分诊工作。来到医院里的大多是农民和农民工，他们老实巴交，从没有麻烦别人的习惯，只有我看到有人在门前徘徊主动上前询问时，他们才会羞涩地说出自己的需求。来到导医台的同事远比病人多，上下班，去食堂，去血库，去会诊，只要他们有机会路过一楼，都会跑来看我一眼。

医院给了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我心安理得地挣钱，心安理得地花钱，平时还可以在同学住所里打打牙祭。它的坏处是位置太偏，坐落于县郊农村，想买点东西都不容易，也几乎没有娱乐。每天门神一样坐在大厅，既怪异又无聊，坐了几天我就憋不住了。医院对面有一家很小的租书店，楼上是别人的住宅，低矮的石棉瓦从招牌上斜笼下去，罩住了所有阳光。在那个店里，随着阴暗滋生的是欲望，各种野史、粗制滥造的成人杂志、台湾艳情小说、青春校园小说，全是低劣的盗版书，纸张发黄，上面沾满了干涸的未知体液。我用一双在旧书店里练出来的火眼金睛，在那些发泄的文字里，找到了几本村上春树。

至今我也想不明白，村上春树是如何混进郭敬明和席娟中间的，这也许就是畅销书的待遇吧，从光鲜亮丽的机场候机室到乡野租书店，永远能找到它的读者。冬天的寒风实在太凛冽，最适合沉浸式阅读，我选了本最厚的《海边的卡夫卡》，放下十块钱押金，把它带回宿舍。

导医台正对着打开的大门，为了御寒，我在工作服里穿了件棉袄，脚下踩着厚厚的黑色棉鞋，手里抱着热水袋。但是五十块钱的太空棉袄子和十块钱的棉鞋御寒能力实在有限，帮我扛过寒冷的是村上春树。在那个租书店里，我完成了日本当代文学的启蒙。我在桌上放了两本书，叠在一起，有人来的时候，就看上面的专业书，没有人的时候，就抽出下面的小说看。除了靠近上下班的时间，基本没人来，我保持着一到两天看一本书的节奏，把村上春树的小说看了个遍。遥远异国里，氤氲潮湿的情感，迷离暧昧的忧郁，看不见去处也没有来处，仿佛无根浮萍般的少年，在那个雪花飘飘的冬天，奇异地打动了我的心。沉浸在文字的世界时，我就从这个寒冷、荒僻的世界逃离了，进入一个纯净无垢的所在，在那里，我会忘掉冻得发木的脚，忘掉我的尴尬和沮丧。原来什么都不想做的流浪并不是罪过，许多意义也不过是我们强加的解释。一个人像浮萍般在尘世飘荡，未必就活不下去。人有时候害怕的是未知，是与众不同，透过裂隙看到另一种生活后，就会发生一些不动声色的改变。

装点门面的工作维持了一个多月后，由于太过冷清，护理部主任也觉得浪费，又把我放回住院部。没想到开春后，我又被外调了，被派去做高考体检，我被分到和普外科主任搭档，给学生们做外科检查，他做诊断，我填报告盖章。按照传统，除非是严重到一眼能看出的缺陷，比如一只腿比另一只腿短了五厘米，我们才会填异常，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例行公事而已。偶尔遇到一个有O形腿的，我还会安慰他，没关系的，这根本没到手术指征呢，来安抚学生紧张的情绪。主任也觉得这个工作神圣，鲤鱼跃龙门的高考，体检可是第一道防线呢。

下午清闲时，他就在那儿吹牛，从某台被省医院专家夸奖过的手术，到上个月去患者所开的鱼庄钓了条五斤重的大草鱼，事无巨细，像一只开屏的孔雀。于是我们的诊室又热闹了起来，每天要招待好几位女青年，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总归是主任的熟人。这比之前被同事们单纯围观更让我难堪，不小心陷入了这种旋涡，轻不得，重不得，分辩两句反倒像是心虚。直到体检结束，我才松了口气，赶紧逃回病房，暗地里祈祷下次这种露脸的美差还是不要来找我的好。

可惜事与愿违，一直到我离开这家医院，依然是作为奇观的猴子离开的。也许是我太不一样了，也许是彼此气质不大相符，等到热闹看完了，潮水落下后露出坚硬的礁石。我先是被科主任强行带去参加了一场庄重又滑稽的相亲，后来又遭遇了人事的调动和同事一厢情愿的追求，我的不配合几乎把医院里有头有脸的人得罪了个遍。这样不知抬举的人，十年都难得出一个，反倒是名气更大了。

在他们的心里，其实并没有恶意，再也没有比关心一个女孩终身大事更妥帖的善意了，何况人家拿出来的人选并没什么不好。我自以为的柔顺与妥协，仍然是根根尖刺，偏偏我还不自知。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等到护理部主任来劝退时，我才发现，憋屈一点用也没有，除了损耗，还是损耗。猴子就应该待在森林里，不应该来到动物园。

我终于动了离开的念头，或者说，这几个月的尝试终于让我有了一点勇气。那应该是我的第一次觉醒，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处境的察觉，虽然软弱又飘摇，却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野草浮萍也能在水洼里生活下去的可能。这也许，就是文学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