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

我上大学后发表了第一篇作品。

那是一篇五千来字的小说。

其实是一篇征文。进校大约两个月，我们写作老师在班上说，四川省要举办首届大学生征文，小说散文诗歌都行，望大家积极参与。我在重庆读书，当年重庆隶属四川。写作老师姓张，名叫张家恕，是个作家，当过知青，写过一个表现知青生活的小说，至今我还记得叫《梦断六桶山》，小说并不长，但在阅览室的刊物上读到后，心里很崇敬，他让参与，当然没有话说。

更为重要的在于，我上大学期间，正是中国文学的春天，读中文系本就是我的梦想，我报考的所有学校，填的志愿都是中文系，最多再附带一个历史系、外语系。是否就梦想当作家，很难讲，想必是的，否则不会在专业选择上那样执着。因此凡提到读，提到写，心里就有难以遏制的冲动。

张老师在班上宣布后，下来又特别指定了几个重点人，这几个人进校的第一次作文，都得了80分以上。其中包括我。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标题叫《妹妹》。什么文体根本就没去想，只知道是篇“文章”。写在一个开本很大也很厚的笔记本上，我把笔记本交给了张老师。过了半个月左右，有一天，我正准备睡午觉，张老师找到我们寝室来了，问谁是罗伟章，叫我跟他去一趟。

是去他寝室。他的寝室就在学生宿舍楼。我们住四楼，他住三楼。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只是个普通教师。他家大概就一室一厅，客厅很小。我跟他坐在客厅里，他取出我那个蓝皮硬封的笔记本，说：你这篇写得很不错，但要略微修改一下。他拿着笔，在本子上戳来戳去，一会儿前，一会儿后——本来戳到后面去了，又突然戳到前面去。我听得有些懵。不是他讲的问题，而是我性格极端内向，怕见人，更怕见老师，坐在他对面，完全手足无措。

然后我就把笔记本拿回来，修改了，并誊写在稿子上，又交给他了。

学校组织这件事的，是另一个老师，名叫董味甘，教过张老师，也教我们新闻写作。董老师记忆力惊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样的通讯，每一个标点他都记得，因此他讲课从来只带一只粉笔。当时有两个老师的记忆力让我们津津乐道，另一个名叫尹从华，讲现代文学，茅盾的《子夜》也是背诵。两位老师上课，都激情飞扬。听张老师说，他把参赛的文章给了董老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直到那学期结束，也没有任何消息。

我也从没去等消息。

别的学校和班级我不知道，单是我们班，就有才华横溢的同学，念中学时就得过全国奖，多种学生选集里收录过他们的文章，阅读之广泛，更是超出我的想象，他们能很顺溜地说出叔本华、弗洛伊德这样的名字，很顺溜地说出力比多、潘多拉的盒子这样的术语。而我所知晓的，只是家乡的春雨冬雪，以及竹笋怎样拱出黑土，蛇为什么倒挂在树上……他们是我的榜样，我每天做的事，上课之余，就是钻阅览室、图书馆，让自己在听他们高谈阔论时不至于满脸傻相。这当中学习的意愿肯定有，但同样有的，是虚荣心。

回家过了春节，就进入大一下学期了。好像到了四月份，我夜里做了个梦，说我那篇文章得了奖。醒来时笑了一下，笑得很宁静。就是说，毫无激动之感。本来也是，为梦里的事激动，也说不出道理。

最多过了一个星期，那天上午上了四堂课，下课后我不知什么事，耽搁了一会儿，总之比其他同学回寝室晚，他们都去了食堂，寝室里空空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照在四人公用的书桌上。书桌正中，躺着一封信，信封修长，是省会成都寄来的，寄给我的。拆开看，见盖着公章，内容简短，说我的《妹妹》得了第一名，7月9日去成都领奖。

依然没有任何激动，只觉得那个梦真是奇妙。

放了暑假，直接就到成都了。那时候重庆到成都，要坐十二个钟头的火车。路途中，除了挤和热，印象深刻的就是铁轨两旁的夹竹桃。我就读的重庆师范学院，中心花园附近就有很多夹竹桃。花正开着，红得艳丽，红得亲切。我是个极度缺乏方向感的人，下车后也不知是怎样撞到了指定报到的锦江宾馆。

当年的锦江宾馆，是成都最高级的宾馆，现在也不差，一些重要会议还常在那里举行。步入铺着红地毯的大厅，我生怕把地毯踩脏了。颁奖典礼上，有四五个人讲话，其中包括领导、知名教授，也包括省作协主席马识途。

而今一百零八岁的马老，那时候就该是个老人了，可他至今说话还声色朗朗，去年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新书。前年春节期间，我和两个同事去他家里看他，他抓住我的手，说正读我的小说，说他自己更多的是个革命家，“写的作品是流传不下去的”。这种自我审视，给予我很深的教育。其时马老正红，姜文根据他的小说拍摄的电影《让子弹飞》，虽然过去了十年，还在被人谈论；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没有硝烟的战线》，正投拍；中国作协也为他召开了作品研讨会，铁凝主席在发言中说：“从《清江壮歌》到《夜谭十记》，马老的奉献、马老的创造和劳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鲜明、独特的印记。”

那天我忘记了告诉马老，我念大学时得的那个奖，就是他亲手为我颁发的。他还在我的本子上签下他的名字，“途”字的最后一笔“走之”，拖得很长。

领了奖，主办方带着获奖者，去了武侯祠，去了杨升庵和艾芜的家乡新都县（而今成都市新都区）。然后我又跟在成都念书的两个同乡去了峨嵋山，一天之内，爬上山顶，又从山顶返回，脚踝肿得摸不出脚踝，下地针扎般疼。走到洗象池，再不能动步了。苍茫暮色中，前面一对老夫妻回过头，问我们是哪里来的，说他们是从辽宁来的，是退休教师。见了老者，不好意思说走不动，就挣扎着跟上去，一路说着话，疼痛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开学返校，我好像就成了个名人。那篇《妹妹》，先是成都的刊物登了，然后重庆的报纸登了，包括我们的校报也登了。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种刊物、四种报纸刊载过。中文系奖励我，领了奖品（其中一本《唐诗鉴赏词典》，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让我发表感言。我的脸轰的一声就烧着了，一句也说不出来。可不说就不准下台。于是我说：张老师让写，我就写了一篇。

就这么一句话。

可这篇处女作，这篇被称为小说的“文章”，尽管稚嫩得无以复加，对我却意义重大。它改变了我的性格。更确切的说法是，它引导出了我的另一种性格。慢慢的，我敢于和人说话、敢于与人交流了。在余下的大学时光里，我有了谈文论诗的朋友，接着又做学校广播站编辑、文学社社长，便不仅与校内，还与校外的大学生文朋诗友，建立了联系。

大学期间多以写稿为生，毕业后，十来年除了做记者为报纸写稿，很少发表文学作品，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写作。我以前说那十年没写作，是因为没发表，不好说自己在写作。那些日子，我写过一部《饥饿百年》，这部三十七万字的长篇，二十多岁写，三十多岁才发表，上四十岁才出单行本。自从三十三岁那年从报社辞职，就很少停下写作的脚步了。虽然后来又上班，又当编辑，很忙乱，但写作这件事，始终是放在心里的。

如果没有那篇本是征文的处女作，我不知道现在会怎样。我感谢那篇还不能称为作品的作品，也时常记得马识途老人那笔拖得很长的“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