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陈良

（作者系湖北黄梅县委党校高级讲师，文史学者）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纂的著作。据说成书后，吕不韦将书稿悬挂于咸阳城门，声明谁若能改动其中一字，便赏给千金。消息传开，诸国学子争相前来浏览，却没有人能改动一字，足见此书写得很精粹。后世学者对此书颇为欣赏，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给予“牢笼天地，博及古今”的极高好评。

《吕氏春秋》被称为“杂家之典籍”，旨在“文以载道”。儒家崇尚“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修身，强调“修”，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为”。虽属杂家，但《吕氏春秋》同样注重“修为”，书中有大量篇幅谈“修为”之道。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吕氏春秋·先己》）这里所说的“治身”，类同于儒家所说“修身”，都是为了“务本”。“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吕氏春秋·孝行》）很明显，“治身”意在“务其人”，就是通过自我完善，提高人的涵养与品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治身” “务其人”，即为务其本。

“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吕氏春秋·贵生》）人都有七情六欲，有欲求，是人之常情。但是放纵擅为，必然有害于自身。所以，如何控制欲求，则是“治身”之关键。与此同时，《吕氏春秋》将其引申，进而强调：“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意在告诫为官者，要恪尽职守、有所节制，不得擅自妄为。用现代话说，为官者必须尽职尽责，严格遵守法纪，有权不可任性。

当然，“治身”不仅仅为了自我完善，而是要有所作为，即治国、平天下。《吕氏春秋》内容多有谈论治国之道，其中不乏闪光点。最难能可贵的是，处在家天下时代，《吕氏春秋》却大胆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氏春秋·贵公》）治理天下，务必把公正放在首位，做到公平公正，天下才能太平。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原则是政治学上的最高原则，“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这一点，《吕氏春秋》与西哲异曲同工。

与“公”对应的，则是“私”。人性无疑有自私的一面，若要做到公正，必须克制“私”。是故，《吕氏春秋》有一节谈论“去私”。文中引用了晋国大夫祁黄羊举贤不避亲仇的故事：祁黄羊推荐仇人解狐为南阳令、推荐儿子祁午为尉官，只是考虑他俩胜任职位，并非出于私心或个人恩怨。孔子对祁黄羊的举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他做得很公正。

吕不韦主持编纂此书，目的性很强，尤其寄希望于君主阅览与借鉴。因此，书中有不少篇目谈论为君之道，如《审分览》《恃君览》等。大意说来，君主必须正名审分，清净无为，任用百官。

当然，《吕氏春秋》所说的“无为而治”，并非不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政者关键要善于选贤任能，书中援引故事说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实是任用管仲与“五子”（五位大臣）的结果；宓子贱在鲁国单父为官，身不下堂，时常弹琴自娱，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主要是善用贤能。

民为邦本，如何用民与治民，无疑是治国之要务。对此，《吕氏春秋》中《离俗览》做了多维度阐述。“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义者，宜也，即适宜、合理。“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无所不用。”没有无缘无故的权利，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义务。国家有保护民众的责任，民众有服务国家的义务，这就是用民的原则。“古之用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治民，要施行仁政，用富足安定，用忠信教导，为民众除灾难、谋福利。“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治理需要权威，但权威要适度，不能专恃威权。“威愈多，民愈不用。”权威就像盐一样，要适度，用得太多反而不治。

《吕氏春秋》涉猎广泛、内容丰富，除了修为之道，还探讨了如何观察世间、辨别事物等等。在新时代，应当对《吕氏春秋》加以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则其中观点与方法多有值得品味与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