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体系，决定着国家、政党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观念上，“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这一“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斗争异常尖锐复杂，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必须从战略和时代高度进行总体考量和系统谋划。

一、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环境进行了深刻分析，明确提出了以政治、意识形态为首的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作为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和战略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并被摆在突出的位置。这既是意识形态自身内在规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需要。

早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图特·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和范畴，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关于意识形态本质规定的认识见仁见智，但对意识形态自身功能的认识却比较一致。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可以与军队、警察等相提并论的国家统治工具之一，能够以一种无形的、渗透的和隐蔽的方式控制、统治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西方意识形态思想，对德国思辨的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抽象普遍性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从唯物主义的一般意义上对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进行了阐释。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思想、观念、价值、思维等的有机整体，并建基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具体来说，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其一，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关乎旗帜，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列宁曾指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历史视野来看，当代中国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高举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其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关乎道路，是事关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确保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曾把马克思主义比作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和奋进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和“万里长河之泉源”，指出“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其三，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首要保障。意识形态如果出了问题，不仅可能亡党，而且可能亡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分析前苏联复杂形势时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方面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意识形态领域尤为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作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中枢神经和基石，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战略高度全面把握和防范化解。

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重大历史判断。“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在新征程中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重要形势判断。

从成就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历史定位，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前提下所作出的重要结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整体工作格局的重大转变，是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阶段性质变，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一是党的理论创新成绩斐然。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新发展、步入新阶段。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通过广泛宣传、教育，借助网络媒体、文化载体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已日益融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与全过程，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三是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文明发展与文化建设，自觉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文化自信显著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四是意识形态主流态势积极向好。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不断加强，体系更加完善，机制更加健全，意识形态领域向上向好的态势不断巩固。

“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不仅是对历史成就的肯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步入新征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这种全局性、根本性和前瞻性的重大变化，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一，从世界大变局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加剧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崛起，世界多极化、多边主义以及新的世界政治版图和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制度的竞争和较量发生了重大转变。虽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和统治地位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但也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转机和新变化，中国制度、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和被世界所认可。与此同时，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也更加尖锐复杂，形式更加多样，对华渗透更加灵活和更具隐匿性，如以现代化之名进行“民主输出”，以文化传播之名进行“价值输出”，披着学术、舆论、网络等形形色色外衣的各种错误思潮甚嚣尘上等，极大地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引领作用。其二，从国内战略全局来看，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新的历史方位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仍然存在，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去中国化”“去主流化”“去价值化”等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此起彼伏。在党内，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已从一个仅有几十人的党组织演变为近1亿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组织，党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历史方位下“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更趋复杂，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是当务之急。其三，不同领域风险交织、频发和错综复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部，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线上线下各种危险、矛盾、思潮等叠加，形成了复杂多变的“舆论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和威胁。意识形态领域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党的建设、外部环境等诸多领域的重大风险相互交织，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加大了风险等级。同时，互联网正日益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作为一把“双刃剑”，互联网的虚拟性、开放性、自由性、隐匿性、分散性、去中心性、多元性、无界性、难控性等，让其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高发区和前沿阵地。

科学认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既要看到成绩，也要把握问题，还要分析新历史方位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高度警惕“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切实打好防范化解和抵御风险的战略主动战。

三、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核心在于坚定“四个自信”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前提是“防范”，核心是“建设”，简言之就是要未雨绸缪，加固防范墙，打好建设仗。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而言，防范化解的核心在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即“四个自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四个自信”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科学认知、情感认同、价值坚守和行为坚定的自觉表现，即通过提升人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水平，增进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以形成科学的价值信仰，并转化为自觉行为，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四个自信”理论体系总体上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什么样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时代课题，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大智慧和大战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一，坚定道路自信。道路问题是首要问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别的什么路，而是社会主义道路，它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论述的机械应用，也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和苏联模式的模仿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开创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既具有社会主义共性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其二，坚定理论自信。理论就是旗帜，理论自信是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坚定理论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化解各类风险、克服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和理论上的不坚定。其三，坚定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基础上形成的，是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制度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坚实保障。其四，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深层底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本区域、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肯定，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意识形态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不断铸就文化新辉煌，书写人类文明新形态。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新的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从根本上讲就是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和灵魂，积聚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

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关键在于“增强斗争本领”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既需要打好“建设”城墙基础，又需要锻造和提升斗争能力，切实增强斗争本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更趋复杂，必须贯彻落实下好风险防范“先手棋”、打好风险化解“主动战”、用好战略实施“组合拳”的总体策略。

其一，提升领导能力，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斗争中诞生、成长、发展和不断壮大，练就了坚不可摧的斗争本领。新时代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性和优势决定的，又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任务的迫切需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首先要坚持正确的党性原则，牢记初心使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做到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守住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守住守好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红线。其次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党在意识形态的领导能力提升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联系，必须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的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

其二，提升斗争能力，打赢意识形态重点领域的“保卫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严峻，面对风险和危机，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互联网是新时代意识形态交锋、斗争的前沿阵地，把握了主动权，也就守护了主阵地，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论述为指导，切实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健全网络法治体系，完善网络管理体制机制，规范网络行为，夯实网络阵地。高校和青年学生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领域和重点人群，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重大风险，需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及“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大思政观，打造“三全育人”新格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三，提升管控能力，构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安全网”。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必须强化风险意识，观大势、思大局，构筑一整套风险防范化解的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研判、识别、评估、处置等能力。具体而言，一是要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风险研判和评估机制，重点监测重要领域、重点地区、关键人群的思想动态、价值冲突，特别是借助大数据获取最新动向和信息，判断信息流向，预判风险走势；二是要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和协同机制，在风险预警、风险发生、风险排除等多个环节，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制，不同责任主体、不同部门既要职责明晰，又要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同时还要广泛协同，共同合作，发挥风险防控合力，形成运转高效的运作机制；三是要建构意识形态风险阻断和治理机制，在精准研判和防控基础上，制定应急预案和行动方案，对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风险进行及时阻断和科学治理，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阻断、早治理，尽可能精准预测潜在危机，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战略部署能力和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