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靓 信中贵

(1.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2.巢湖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是由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汉率先被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至今尚未查出这种病毒的明确源头；该病毒导致患者的临床表现为：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鼻塞、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少见。多数患者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现凝血功能障碍[1]。这种病毒十分狡猾，不仅潜伏期较长，而且传播途径和传播渠道都很广泛，可以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及接触传播，通过接触口腔、鼻腔、眼睛等粘膜导致感染[2]。不仅对中国人民产生较大影响，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处在重灾区及各地前线医护及服务人员，包括在人群密集处工作的其他人员，都有较大冲击和威胁，使人感到焦虑，甚至恐慌和害怕；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居家隔离或是限制性外出活动，同样让人感到焦虑、不安，也略有恐慌；那些有外出经历或身体健康不佳的人，更易怀疑自己是否会被感染。疫情已持续将近一年，我国的疫情已处在可控的零星动态变化态势，基本处于第一波疫情后时期；而世界其他国家却依然处在严重时期；为防范疫情的第二次来袭，中国人依然十分重视自我防护。受外来病例及输入性病例的影响，尤其是在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人们依然普遍表现出与他人保持距离、不信任他人、恐惧甚至是敌对陌生人等防御机制。从调查及各心理咨询志愿者活动平台的信息反馈来看，疫情严重时期，群众心理亟需安抚与疏导；而后疫情时期，人们的心理健康依然存在诸多负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们在面对疫情时，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其心理健康状况及行为表现也有较大差异。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则会促进心理健康，而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会阻碍心理健康，而且，消极的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更具破坏性。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工具1：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由Derogatis,L.R.编制(1975)，量表有90个项目，包括躯体化(Somatization)、强迫症状(Obsessive-Compulsive)、人际关系敏感(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抑郁(depression)、焦虑(anxiety)、敌对(hostility)、恐怖(Photic anxiety)、偏执(Paranoid ideation)、精神病性(psychoticism)等九个因子，分为五级评分(1—5级)，1级从无，2级轻度，3级中度，4级相当重，5级严重。总分达到160分或任一因子分达到2分即为检出阳性项目[3]。

工具2：特质应对方式量表(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CSQ)，该量表由姜乾金编制，包含 20 个条目，分为积极应对(Positive Coping,PC)和消极应对(Negative Coping,NC)两个维度。该量表采用 1—5级评分(1级肯定不是；2级一般不是；3级不确定；4级一般是；5级肯定是)，两维度得分各为50分，量表总分为100分。PC>40分表明个体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NC>35分则表明个体采用消极应对的方式。问卷两个维度PC和NC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75和0.65；被试与家属测验的相关系数PC和NC分别为0.75和0.73[4]。王红研究显示CSQ总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8[5]。

2.研究对象

针对疫情后时代的群众生活状况，设计符合当前信息的网络调查问卷。主要是针对微信好友发送问卷链接，请求好友在自己完成问卷的同时，邀请至少一名家人参与调查，完成每一份问卷均有6—8元不等的红包感谢费，共收集709份问卷，根据完成问卷的时间长短和题项中的防伪计算题选项，排除24份问卷，有效问卷685份，有效率96.61%。人员分布主要集中在疫情相对较轻的地区，其中以安徽为主，占75.89%，如图1所示，男性277人(40.4%)，女性408人(59.6%)；近期居住在农村的257人(37.5%)，居住在城市的428人(62.5%)；所住小区附近曾有新冠肺炎患者的110人(16.1%)，无患者的575人(83.9%)；曾怀疑过自己被感染者158人(23.1%)，未曾怀疑过自己被感染者527人(76.9%)。受新冠疫情影响，后疫情时代，群众使用手机时间在2小时以内仅63人，4小时以上469人，占68.5%，男女之间的差异分析显示差异十分显著，男性3.48±0.824，女性3.63±0.649，p=0.000；可见，后疫情时代下，女性使用手机的时间更长。

图1 样本人员地区分布图

二、结果

1.后疫情时代下的群众心理健康状况

根据SCL-90调查分析，因子分超过2分即超出正常均分，表明该个体在这个因子方面可能存在心理症状，或需要关注或需要帮助；若总分超过160分，也表示该个体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总分超过160分者有146人，占调查对象的21.3%，即21.3%的群众受新冠疫情影响存在一定的心理症状问题。在各因子分上，以超过2分为检出存在健康问题的可能，强迫症状有232人得分超过2分，即有33.9%的群众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强迫症状，而人际关系敏感则有24.5%的群众可能受疫情影响而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其他症状上则有16.5%的群众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抑郁倾向，13.4%的群众可能表现出较严重的焦虑倾向，16.1%的群众可能表现出过激的敌对反应，15.3%的群众可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偏执倾向；但在躯体化、恐怖及精神病性三个因子方面相对检出率要略微低一些。

表1 SCL-90检出率

2.后疫情时代下群众心理健康的差异性

对后疫情时代下群众心理症状进行差异比较，从表2可以看出，男女之间仅在恐怖因子得分无差异，其他各因子及总分均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男性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性、偏执及精神病性五个因子上的均值高于女性。即男性群众更趋向于表现出身体不适感，且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强迫倾向，对无意义的思想、冲动和行为更无法摆脱；男性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为更加敏感、消极与自卑；同时，男性比女性还表现出更多的猜疑、妄想及夸大事态的倾向，以及分裂性生活方式及精神病性行为的继发征兆。而女性则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生活兴趣减退、动力缺乏、失望、烦躁、紧张、坐立不安、愤怒、恐惧、悲观甚至是自杀观念等不良心理反应。而在近期居住地方面，居住在农村或城市的群众仅在恐怖因子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其他各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且农村群众面对疫情表现出比城市群众更多的恐惧和恐慌；从整体数据分析来看，农村群众各因子均值分均高于城市群众的均值分，但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和城市居民在获得新冠肺炎的信息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农村的网络及通讯满足了群众获取信息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农村可能因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而出现一定的负面信息影响；但这些负面信息很快就会被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所消除。

表2 群众心理健康的性别及居住地差异分析(M±SD)

在群众所住社区或村庄是否曾有患者的差异分析方面，从表3(下页)可以看出，群众所住社区或村庄附近有患者与无患者之间在整体上没有太多差异，总分无差异，仅个别因子差异显著；即附近有新冠肺炎患者对群众的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影响，如附近有患者的群众在各因子得分均值及总分均值方面均高于无患者居住社区群众的得分均值，且在焦虑、恐怖和偏执三个因子方面，附近曾有新冠肺炎患者影响的群众显著高于附近无患者的群众，即受附近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影响，社区内的群众表现出更多的谨慎、焦虑、紧张、坐立不安及神经过敏等反应，且伴有一定的惊恐和社交恐惧，其思维也更趋向于猜疑、敌对、妄想及偏执观念等不良反应；他们更倾向于将遇到的陌生人联想为病毒携带者，更具有戒备心，更希望他人佩戴好口罩。反映出附近曾有新冠肺炎患者对群众的心理冲击更大；而疫情不太严重的没有出现患者的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对群众的心理健康影响相对较小。在是否曾经怀疑过自己被感染方面，有23.1%的群众曾怀疑自己可能会被感染(共有158人)，他们在心理健康问题上比未曾怀疑过自己的群众表现出更多的症状反应，具体表现在各因子分及总分均为有怀疑者高于未曾怀疑者，且躯体化、抑郁、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总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有过怀疑被感染者，其心理健康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当然，这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心理健康状况原本就有问题，而造成怀疑自己被感染。也就是后面需要分析的应对方式不同对人们心理症状水平的影响。

表3 群众心理健康在附近有无患者及是否怀疑被感染的差异分析(M±SD)

3.后疫情时代下群众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对心理症状各因子及总分与应对方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积极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各因子水平及总分呈现负相关，均在0.01水平上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即积极应对表现越好，其心理症状各因子水平和总水平得分均降低，由于SCL-90测量结果显示得分越高越表明心理症状越不健康，即随着积极应对的增强，群众心理问题症状在逐渐减少，心理健康水平在升高。消极应对与心理症状水平各因子及症状总分均呈现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反映了消极应对方式的增多则会造成心理症状水平的提高，也是消极应对方式的增多则会促使心理健康症状水平总分的提高，使群众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心理症状增多。从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消极应对与心理症状的相关关系远高于积极应对与心理症状间的相关关系，即消极应对对心理症状水平的影响更加显著。

表4 心理症状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系数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应对方式对心理症状的影响大小，以心理症状水平为因变量，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自变量，对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a表示截距，b表示直线的斜率，e是误差项，Y是因变量心理症状水平，X是自变量应对方式。分析结果得R2为0.283，即自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解释了28.3%的因变量“心理症状水平”的变化程度。回归系数如表5所示，回归方程模型可构建为：

表5 应对方式对心理症状总分回归的系数a

心理症状水平=90.772-1.089*积极应对+2.842*消极应对

三、分析与讨论

1.后疫情时代下群众心理健康状况的分析与讨论

从心理症状检出率可以看出，群众在后疫情时代下存在心理症状比例依然较高，即群众心理健康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较大，出现了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了过于谨慎甚至是过度敏感反应，强迫洗手，担心公共场合携带病毒，害怕他人是病毒携带者，公共场合不戴口罩者禁止入内；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或是在近距离时表现得不舒服等症状。整体上，后疫情时代下，部分地区出现疫情或疫情相对严重时，群众表现得更加强迫，人际关系更加敏感，抑郁倾向增高，焦虑水平上升，敌对情绪增加，偏执倾向加重等心理症状问题。从相关报道及资料分析来看[6]，疫情严重时期，群众心理受疫情影响较大，需要更多的疏导与安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指出，新冠肺炎的特点包括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而且可能经过气溶胶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患者常存在焦虑恐惧情绪，应当加强心理疏导[7]。而从疫情变化的数据来看，截至2022年6月1日6时30分，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32 499 040例，累计死亡病例6 313 156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668 104例，新增死亡病例1 787例[8]。而国内截至6月1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确诊病例224 171例；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 453 778例[9]。足见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和对生命的破坏性之强，以及对群众心理的影响之大。所以，群众在后疫情时代下依然表现得更加谨慎、担心和害怕，与他人接触更加敏感并伴有敌对情绪，内心紧张、焦虑、抑郁等，其中女性的抑郁不安现象更加突出。这些现象既反映了新冠肺炎给公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反映出公众在抗“疫”过程中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表现，比如，勤洗手、多锻炼，家人在一起多谈心、多交流等。

2.后疫情时代下群众心理健康差异性分析与讨论

新冠疫情对人们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对不同地区及群体的影响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后疫情时代，男女之间的心理症状存在较大差异，男性可能因为承担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需要经常外出购置生活用品或与他人接触较多，从而表现出更多的躯体化反应、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及猜疑妄想等不良反应，即主要是因与外界接触而将自身暴露在未知的病毒环境之中而担忧；而女性则更倾向于因长时间居家隔离或不能自由出行而产生抑郁、焦虑、坐立不安及悲观情绪等，结合女性使用手机时长显著多于男性使用手机时长这一现象，反映了女性在后疫情时代更需要与人交流或参与人际互动。研究发现，不论居住在农村或城市，基本不影响群众心理症状水平，农村群众心理症状水平普遍高于城市，但仅在恐怖因子上存在差异，即农村居民的恐惧感显著高于城市居民，表现得更加恐慌与害怕。这可能与农村居民获得新冠肺炎的信息渠道及信息内容有关，一方面，农村群众获取信息渠道畅通；另一方面，农村群众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可能更易于轻信小道消息或某些人的夸大之词；同时，农村群众曾采用的封村方式也较为简单粗暴，造成恐慌。由于新冠病毒危害性十分巨大，人们在电视或网络中都能感受到其对患者生命的威胁性，所以，群众居住地附近不论有没有患者，这种病毒对群众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附近有患者则会使群众更加焦虑与恐怖，且在与人接触过程中表现出猜疑、敌对及担心害怕。同时，受病毒传播途径和渠道的广泛性影响，在疫情相对不太严重的地区，也同样有部分群众曾怀疑自己被感染，这些群众的心理症状水平也普遍严重于未曾产生怀疑的群众，即有过怀疑自己被感染的群众，其心理健康问题受疫情的影响更大。

3.后疫情时代下群众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分析

一般来说，人们应对问题的方式不同，其行为表现和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同，尤其是应对困难和危险时，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心理的影响是有巨大差异的。“你逃跑了，所以你才会害怕；你哭啼了，所以你才会伤心；你笑了，所以你才会开心。”[10]人们应对生活及某些事件的方式，往往会影响其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进而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工作效率[11]。从对群众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积极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与心理症状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即在应对新冠疫情时，越是采用积极的方式，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越是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其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且消极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权重更大，即消极应对方式给心理健康水平带来更大的破坏性。从回归方程模型可以发现，积极应对方式每增加1个水平，心理症状水平就会减少1.089，而消极应对方式每增加1个水平，心理症状水平就会增加2.842。即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降低心理症状水平得分，从而促进心理健康水平提升；而消极应对方式则会提高心理症状水平，破坏心理健康，从而造成心理健康水平下降。这提示人们，在应对灾难或困境时，应尽量多地选择积极应对，在抗击疫情方面，要敢于面对，积极参与，分享最新报道及信息，及时主动隔离，并阻止病毒传播。在后疫情时期，防疫常态化的情况下，群众逐渐重返正常生活，但疫情带来的一系列人际间疏离、经济后滞等问题仍然困扰着公众。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心理创伤仍需抚慰[12]。舆论仍需注重将相关信息以科学、公开、透明的方式传递给群众，对人们进行积极引导，消解因未知而给群众带来的恐慌；群众自身也应多参与户外活动及人际交流，缓解心理焦虑，排解心理孤独。

四、结语

新冠肺炎影响下，疫情严重时，全国14亿人居家隔离，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也给人们的心理产生了较大冲击。当前，已处在后疫情时期，防疫已经常态化，外来输入性病例不可避免，全国疫情发展都处在动态零星的变化之中。人民群众依然表现得十分谨慎，存在某些行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倾向增高、焦虑水平上升、敌对情绪增加，偏执倾向加重等心理症状问题。在不同群体中，男性表现为躯体化反应、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及猜疑妄想等不良反应；而女性则更倾向于抑郁、焦虑、坐立不安及悲观情绪等。男性群众因承担家庭及社会责任而较多地接触外界，必须加强自我防护，阻断病毒侵袭；女性群众因长时间居家隔离或行为受限，必须更多地与家人或亲友交流，以获得有关疫情向好发展的信息，寻求心灵的安慰，或达到内心情绪的宣泄。当然，后疫情时代下，所有人都应该注意防护，掌握病毒的发展与变化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彼此相互理解与支持，相互关爱，相互交流与保持沟通，使科学正确的信息准确地传递到群众的心中。群众居住地附近是否出现患者，对人们的影响基本是一致的，因为，一旦某地出现一例患者，整个地区都会开展核酸检测；农村群众仅比城市群众表现出更多的恐惧，附近有患者则会加重群众的焦虑与恐惧，怀疑自己被病毒感染者，心理健康水平则更低。但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促进心理健康，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更加严重地破坏心理健康。所以，引导人民群众科学地认识疫情并积极地应对疫情显得至关重要，发现病例应及时理清病毒源头及可能传播的路径与范围，及时消除群众的心理担忧对于维护群众健康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及基层党组织在后疫情时代下依然时刻做好防疫准备，不可放松警惕，应开展科学及准确的信息宣传与共享，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保障信息畅通、透明，稳定群众的情绪，从而引导人民群众在后疫情时代下科学地防护、防控和防治，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人们生活及工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