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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货币权力批判及其对资本主义的三重追问*

2022-10-14

人文杂志 2022年8期
关键词:资本论社会化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追问,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思想地平。否则,他不会在其序言部分专门强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耐人寻味的是,彼时的马克思却不关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反而对“这些规律本身,……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青睐有加。

这既表明,马克思欲穿透资本主义的“直观社会效应”,实现对资本主义“是什么”的本体论演绎,更提示该目标的达成,须以破解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因循何种“铁的必然性”为切入点。无独有偶,若同时参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市民社会是产生法或国家等政治权力的物质生活关系总和”的论断,就能看出:反映资本主义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其“铁的必然性”恰好印证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权力。它不单是传递资本主义政治性权力的“以太”,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普照光”。而这种特殊的社会权力,正是装在每个人衣袋里的货币权力。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本质可归结为社会化的货币权力。

这同时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对货币权力社会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一、资本主义“因何所是”:交换价值中的货币权力批判

对凝结在交换价值中的货币权力进行批判,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文明形态的区分。值得玩味的是,尽管马克思认为,以榨取剩余劳动为前提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并在《资本论》正文中强调,它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正是凭借“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

但是,无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是在相对晚近的《剩余价值论》中,他又不止一次地提道,“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为何一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常态,选择用价值“交换”而非“生产”劳动来透视资本主义的本质。答案就隐藏在“劳动”与“生产”的微妙关系中。对此,马克思曾专门分析道,若以资本逻辑视之,“使劳动成为‘生产的’或‘非生产的’劳动的,既不一定是劳动的特殊形式也不一定是劳动产品的表现形式”,但一定是劳动本身同资本发生关系的社会形式。

也就是说,以价值积累为内核的资本主义“生产”,取决于具体的私人劳动(即劳动的特殊形式)与抽象的社会劳动(即资本)相“交换”的社会条件。而后者作为“生产丧失自己的私有性质并成为社会过程”的始基,恰恰“缘于生产者的绝对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他们把自己的劳动表现为抽象社会劳动(货币)的必要性。”

显然,“抽象社会劳动”之于“生产者”的“必要性”,不啻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对“生产”本身的决定性。因此,马克思对“交换”的刻意凸显,实则为货币权力的社会性出场埋下了伏笔。诚如其所言:

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然性本身证明了两点:(1)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

从中不难看出,由交换价值所开显的货币权力社会化,本质上是社会权力本身的物化。在马克思看来,这同时涉及权力主体的“非人化”、权力形态的“偶然化”以及权力效应的“永恒化”三重态势:一方面,由于交换价值被当作“某种绝对的东西,……而不是把它仅仅看成某种相对的东西,看成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劳动关系”,

所以作为交换价值之形式的货币,就成为凌驾于“私人性”的社会关系之上且以“共同体”外观示人的物象性“主体”。

另一方面,这又预示着,具体的“私人性社会关系”将湮没在抽象的“一般性社会关系”当中,并且“社会联系,社会的物质变换本身通过货币表现为……同它的所有者没有任何个人关系”。正因为如此,在碎片性的“私人”那里,蜕变为“抽象物”的社会权力,就只能是“某种完全偶然的、对他来说是外在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由价值交换引出的社会权力,一旦企及彻底的“非人化”与“偶然化”,那么隐伏于交换价值中的货币权力,就必然达致完全的社会化。按马克思的理解,这不仅意味着“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被货币权力彻底操控,更预示了除非“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否则货币权力笼罩于社会劳动之上的一切魔法妖术将始终存在,并“永恒”地维系着“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

毋庸置疑,马克思透过交换价值中的货币权力,实则勘破了资本主义因何所是的概念论前提,即货币以交换价值形态,取得绝对(自在)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意味着“在与资本进行交换的过程中所实现的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是预先存在的,预先决定了的”。

而“预先存在于”交换价值中的货币权力对剩余劳动的“预先决定”,恰恰是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的直接要件。

这就在发生学意义上暗示了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不合理性。对此,马克思专门指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这就意味着,“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应当说,剩余劳动作为资本伟大的历史创造,且是决定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因素,无异于货币权力社会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转述。其中,剩余劳动成为“普遍需要”以及普遍勤劳达至“普遍财产”,毋宁是“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前提要件。因为,二者明确了生产力的进步并非单纯的物质生产能力提升;与之相反,这种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尚以生产本身的社会化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自然性的个体需要和财产分别升格为社会性的普遍需要与财产,生产力的进步才有实质性意义。据此,马克思就以剩余劳动为切入点赋予社会化的货币权力以文明史内涵。这又关系到他对人类文明演进线索的总体定位:

在利润分为利息和产业利润这最后一次分裂中,剩余价值的……单纯量的分割已经固定化为质的分割,……这样,在这两种剩余价值形式上,剩余价值的性质、资本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不仅完全消失不见了,而且转到了自己的反面。……同样,各种关系的硬化以及它们表现为人同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的关系,也以完全不同于商品的简单神秘化和货币的比较复杂的神秘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变体的拜物教完成了。

不难看出,其中传递出三重信息:人对自然界的所有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前提;人对自然界的所有权关系又以人与人的历史关系为中介;人与人的历史关系变迁则表现为共同体形态的更迭。如此一来,生产力的实质性进步就表现为“共同体”的属性从“自然”跃迁至“社会”的过程。按马克思的说法,这尤其反映在个体性的人从狭隘的血缘、宗法抑或家庭中,为自己争取到独立的社会地位。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它最初只能以货币权力的社会化为开端。但即便如此,“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

于是,通过独立个体的自由交换,社会性的普遍需要就获得了历史合理性,并为生产本身的社会化埋下伏笔。而这才是生产力的实质性进步。鉴于此,马克思总结道,“仅仅劳动时间越出即延长到它自然的或传统的界限,就将导致在新的生产部门中使用社会劳动”,更遑论“资本在促使劳动时间越出……必不可少的自然需要所决定的限度时”,之于“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范围日益扩大”所具有的深远影响了。

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能以“解放生产力”的名义褪去偶然性外衣,并为自身的历史合理性加入必然性底色。

【1】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见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6页。

然而,这并不能掩饰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取得实质性进步的过程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对于生产力进步的深层社会属性而言,从“自然共同体”向“社会共同体”的跃迁,仅限于“物”的普遍性对“人”之全面性的篡改。这取决于,受货币权力统治的劳动者虽然是“社会的个人,并在社会里生产并为社会而生产,但同时这仅仅表现为使他们的个性对象化的手段。因为他们既不从属于某一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不是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

显然,个人“不从属于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说明他已然打破片面的私人需要,并在普遍的社会需要中寻求自身的全面性。但其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非自觉性,以及与社会共同体本身的疏离性恰恰证明,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初衷,决不是实现社会性个体普遍的全面性,而是要巩固人格化的货币权力所体现的物的永恒性。

在第一种转化(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基础上,发生了第二种转化(利润转变为平均利润),这第二种转化所涉及的不再只是形式,而是除形式外还涉及实体本身,也就是说,改变利润的绝对量,从而改变在利润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第一种转化没有触及这个绝对量。

二、资本主义“确如其是”:平均利润中的货币权力批判

显而易见,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的货币权力进行剖析,本质上是关于“(剩余)劳动”如何现实化为“(剩余)价值”的过程论解读。他要说明剩余劳动作为一种对象化方式,并非“个人在其自然规定上的对象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对象化”。这种源自价值交换的“社会规定”,不仅是私人劳动被孤立化,且屈从于抽象社会劳动的直接诱因,

更是抽象社会劳动被货币化,进而自觉接受资本价值尺度衡量的始作俑者。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所谓“资本主义”,不只是“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额,取出另一种形式……的等量的价值额”,在于“要用那个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取出和任何另一个同量资本所取得的一样多的或者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惟如此,货币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并按照它“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显然,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不过是“自在的”剩余价值。因为前者表明具体劳动被货币权力抽象化,而后者则意味着货币权力的自我抽象化。它通过取消“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使之“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

二是当前企业改革发展进程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多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部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还不能有效掌握和运用,应对复杂形势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不多,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能力不足,经常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怎样理解“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在此,马克思实际上暗示剩余价值本身也不过是货币权力栖居的过渡性范畴。根源在于它仍然残存同资本可变部分的有机关系。这就决定了剩余价值尚不能磨平劳动本身形色各异的社会内容。而后者只有在剩余价值再度升格为利润后才能抽象化为纯粹的社会形式。于是,伴随资本的有机关系消失为“没有概念的物”,它的“所有部分就都同样表现为新创造的价值的原因”。如此一来,有关价值剥削起源的回忆就被彻底遮蔽,而资本主义也旋即获得更为神秘的保护色。

对马克思而言,这无异于已然社会化的货币权力自身抽象存在样态的再度升华。以概念反思的角度观之,如果说货币权力“预先存在于”交换价值当中,是其“预先决定”社会劳动的前提,那么货币权力能够“预先存在于”交换价值中的前提,就只能归结为社会劳动本身被预先货币化为利润的形式。这集中反映在,劳动的目的已不单纯是获得具体的货币,而是“为了直接成为一般货币”。与之相对应,“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在这种情境中,就“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单个人的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单个人的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参与。”

至于“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无疑指涉以均质化的利润为外观的货币所显现的纯粹形式性权力。与此同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对利润的考察,不止于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必要性,更意在揭示利润本身的平均化过程之于货币权力社会化的重要性。对此,他专门指出:

对此,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暗示,资本主义只能营造出某种“冒充的”或“虚假的”共同体,“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所以“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与之相反,“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这就不难理解,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就是最终否定生产社会化的原因所在了。它们以逻辑悖论的形式表明,货币权力的社会化成为某一历史时期的主题,并建构出一种特定的文明形态,恰好反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就在于它“偶然”迎合了生产社会化的阶段性要求。因此,以社会化的货币权力为立足点的资本主义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明形态。

显然,马克思从中觉察到两种存在质性差别的货币权力:在交换价值向剩余价值,及至利润的切换中,货币权力的社会表现形态虽然发生了嬗变,却始终是作用于社会劳动的抽象形式性权力;但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则引申出对物象化的货币权力进行再分配的绝对实体性权力。这不单涵盖社会劳动的抽象化,更预示着原本仅具有“抽象形式”的货币权力将拥有“实体性内容”。如此一来,货币就“具有‘自由’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可能的关系相分离。”

该状况无疑指涉资本主义确如其是的本质论基础,即社会化的货币权力在平均利润中,自觉(自为)完成自身的实体化。而货币权力自为的实体化,无疑是人之社会存在被虚无化的开端。此时,社会关系将呈现出“最抽象的、因而是最无意义、最难捉摸的形式”,它被迫“扬弃了一切中介”,并因此不得不以货币为纽带。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资本主义不仅在形式上宰制了社会关系,而且在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实质内容层面,明确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追根溯源,从交换价值的社会化到商品利润的平均化,马克思对货币权力的批判始终指向同一个事实:既然资本主义植根于以货币为起点的流通过程,那么反过来讲,作为资本主义前提性要素的货币,就必然是经历一定过程的货币。

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此,马克思基于劳动、资本以及货币三者间的关系,专门分析道:“资本作为存在于对象化劳动的一切特殊形式中的货币,只要现在同非对象化的、作为过程和行为而存在的活劳动一起进入过程,那么资本首先就是它存在的实体同它现在又作为劳动存在的形式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别。正是在形成和扬弃这种区别的过程中,资本本身成为过程。”

质言之,资本是否具象化为现实的货币财富,可视为区分其“实体性”与“形式性”存在的核心依据。而这种区别的“形成”与“扬弃”环节,则共同标志出货币增殖的整体性过程。它不仅涉及货币财富的物象性积累,更涵盖货币权力的社会性再生产。

无独有偶,实体化的货币权力势必引发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危机。这体现为,加快货币权力社会化节奏的手段,反过来成为瓦解资本主义统治的诱因。毋庸置疑,货币权力的社会化节奏与资本累进增殖的效率相一致。而后者又取决于社会生产与流通的周期。然而,这恰恰预示,“直接劳动本身”将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和“财富的源泉”。如此一来,“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等于宣告以交换价值为开端的资本主义面临崩溃的风险。

如此一来,货币权力的自我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先验本质。马克思进一步补充道:“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整体和统一体时,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资本表现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在这里,不借助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运动,已经单纯地作为资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同资本结合在一起。”

毋庸置疑,当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不过是能够生出货币的货币统一体之后,他就把货币的外化(即“实体性”与“形式性”的区分)及其对外化的扬弃这两个环节之间的差别彻底取消了。此时,不单价值剥削的起源性记忆被遮蔽,就连生产劳动的存在性痕迹也消失殆尽。这直接体现在:利润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与劳动无关的利息,而货币将从资本的前提嬗变为资本本身(生息资本)。恰如马克思所说:

三、资本主义“是其所是”:生息资本中的货币权力批判

这又在过程论层面,突显出资本主义自我赓续的现实不可能性。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合理性尚持部分肯定态度,但他在资本主义能否持存的问题上,则给出完全否定的答案。这源于货币权力的内在实体化过程将引起外在的社会性反抗。对此,马克思揶揄道,作为一种“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非但没有改变“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曾遭遇的对抗性格局,

反而还将其升格为剧烈的社会性运动,即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它的内在机理毋宁是,被迫以货币权力的社会化路径为路径的劳动社会化过程对货币权力本身的否定。马克思将之归结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少。”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积累”的双向互动,意指劳动本身的社会化形式与货币权力的社会化程度彼此间的共振。而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则预示社会劳动的绝对剩余。从结果来看,这似乎为货币权力持续掌控那些“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即工人阶级),

并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提供了无限可能。殊不知,当工人阶级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自然被炸毁,而剥夺者也必然被剥夺。

研究农业机械化的相关立法问题,通过对农业机械化相关立法概况进行规范分析[2],依循立法价值、立法体制和立法内容三个维度探讨农业机械化相关立法的完善路径,能够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农业机械化的立法体系,解决其价值目标褊狭、立法体制之高位阶的立法滞后与低位阶的立法不完善、立法内容过于零散等主要问题,也能进一步优化农业法律体系结构,提升生产力的同时加快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机械化立法问题需要通过具体的立足于文本的研究,找寻关于农业机械化立法的不足,就我国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实现类型化[3]、规范化指引。

人(不论是孤立的还是社会的)在作为劳动者出现以前,总是先作为所有者出现,……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对自然界的所有权,就已经总是以他作为共同体、家庭、部落等等的成员的存在为中介,以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制约着他和自然界的关系)为中介。

接受静脉滴注治疗前患者的各项观察指标比较没有明显差异,治疗结束后观察组患者的各项评分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均明显较好(P<0.05),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质言之,利息与产业利润的分裂,抑或剩余价值从“量”到“质”的分割,实则以“变体的拜物教”形式揭示出生息资本的根本属性:一方面,货币的实现将不再以资本与劳动相轮作的质料性内容为中介,而是直接表现为纯粹形式性的自我增殖(即利息);另一方面,货币权力则褪去了抽象的形式性外衣,并以具体的实体化外观示人(即生息资本)。在这样的情境中,“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成为“没有概念的形式”,与生产本身“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不啻为货币权力完全社会化的一体两面。须知,在货币权力尚未彻底“占领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之际,货币本身就只能表现为“抽象的财富,而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的有限表现方式相对立”。

显然,“抽象的财富”与其“有限表现方式”的对立,恰恰说明了货币权力的“抽象形式”和“具体实存”还没有达成和解。与之相反,由生息资本所建构的货币权力,无疑是扬弃所有片面的外化形式,且升格为“物神”的货币权力本身。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最终完成。这就引申出资本主义是其所是的存在论依据:作为具体“物”的货币直接就是(自在自为)社会性的权力,而社会性的货币权力直接就是(自在自为)具体的“物”。

最先“哇”的一声哭出来的,是胖小婉,琴棋书画怎么办?再到哪里去找这样天神一般的老师?开唐第一女神童梦碎,接着痛哭的是她的妈妈胖婶,一路上,她念叨了多少次苏雨鸾、林白轩,这么好听的名字,生来就是做老师的啊,也是杀千万的老瞎子编的吗?连胖捕快,都拄着他的横刀抹眼泪,其他客人跟着叹息顿足,将盛酒的陶碗往地上扔,啪啪摔碎,一时大厅里伤感的气氛聚集起来,就像大雪之前会聚在天空中的密云,不久就要天愁地惨地扯起雪絮。

这恰好从目的观层面强调了资本主义消亡的逻辑确定性。对此,马克思专门提到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事实,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尽管“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但“土地所有者,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那么重要的生产职能的执行者,在工业世界中也成为无用的赘疣”。

表面上,这无非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取得主导地位后产生的“历史遗迹”,但马克思却从中发掘出资本主义本身成为“文明遗迹”的证据。他指出,“生产以这种对立和矛盾的极端形式转化为社会生产”,同时意味着“实际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的公共使用”。鉴于此,既然“封建主的要求依照他们的服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成为多余的东西的程度,转化为纯粹过时和不适当的特权,从而迅速趋于消灭”,那么与封建主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类似,“资本家作为……加速这一社会生产,从而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的职能的执行者,就依照他们以社会名义获取利益以及作为这一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和社会劳动的指挥者而飞扬跋扈的程度日益成为多余的人”。

这无疑暗示,货币权力的人格化执行者将退出历史舞台。而其直观表现就是不断完善的生息资本促使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后者意味着,社会劳动不再是货币权力社会化的结果,而是社会化的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走向协作的开端。诚如马克思所言,“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主义完全无关”。

也就是说,生息资本的出现,无疑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毋宁是资本主义消亡的起点。

况且,生息资本的内在属性本就隐含着资本主义终结的端倪。作为生息资本由以可能的基础,信用可视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把可能取得的未来收益整合进当下的财富额度,从而使有限的货币权力获得看似无限积累的可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信用的最大限度,就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因此,信用只是营造出一个有关价值无限增殖的想象。而“想象”背后,则是以财富积累为外观的债务积累。这既说明社会化的货币权力已被无序性的债务空洞所取代,又预示着“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而牺牲掉商品的价值”,

将是货币权力社会化的唯一结局。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摧毁。

我们在沉默中并肩向回走。虽然我已走过这段路,但忽然发觉倒回头来看时,路上的景气竟截然不同。也许,景色是没什么变化的,变的只是我的心境。但我是根本不相信在罗马这样的城市里会有什么浪漫的呀!我还没那么幼稚。

四、结语

从《资本论》“手稿”与“成书”的总体文本群中可知: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通常呈现出由类似“生产方式”“交换关系”或“分配方案”等“深层内容”,与诸如“政治结构”“财富属性”及“社会样貌”等“表观形式”交织而成的拓扑性面相。他却在理论层面将其进一步凝缩为,“交换价值”经由“平均利润”企及“生息资本”的辩证历程。它们作为标志货币权力的社会化层次或阶段的“节点”,充分再现了资本主义从“因何所是”到“确如其是”及至“是其所是”的全部环节。因此,参照但不陷于实证素材、运用却不囿于抽象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是什么”“从哪来”“到哪去”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追问的“抽象力”。这既意味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始于对“货币权力”的理念性关照,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自身的绝对真理”就是将社会本身的历史性存在歪曲为货币的自然性存在的货币权力形而上学;又暗示了《资本论》的实践要求,是在当前历史条件内对人类文明形态进行彻底变革。对应于马克思本人用现实的资本主义发展史素材,佐证资本主义的抽象概念演绎,这要求以开放的社会实践经验为前提,不断确证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逻辑预测所具有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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