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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真的“一字一寸心”?

2022-10-09高虹飞

大学生 2022年9期
关键词:文字狱明太祖宋濂

文/高虹飞

如果出一道题目,要求是“列举几位明代的散文家”,大家会如何作答呢?

我想,绝大多数同学的答案中,都会有“宋濂”。宋濂是浙江金华人,元至大三年出生(1310年),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去世。“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他是“幼时即嗜学”的读书人,也是明太祖朱元璋长子、皇太子朱标的老师,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其《送东阳马生序》等名篇,在数百年后的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宋濂不仅是卓越的散文家,亦是了不起的诗人。宋濂的笔下,一直流淌着优美的诗行。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宋濂在元末、明初的诗歌创作,存在显著不同。

元末与明初,时异诗情殊

在元末的诗作中,宋濂细致地描摹自身病痛,表达对生命的体悟与思考,如《始衰》云,“人生大化中,飘潇风中花。百年终变灭,感慨欲如何”。我们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宋濂强烈的生命意识,以及感慨年华易逝,叹人生苦短,哀生命无常,伤前程坎坷等种种复杂的情绪。类似的还有很多:《病怀》云,“如何未五十,摧塌已不支”;《答戴学正》云,“昔年发如漆,转盼已半皤……我年逾半百,来日知几何”;《韩教谕见过山中》云,“死者木已拱,生者知几朝。胡宁不作乐,虚使岁月飘”等。

自元入明,宋濂年岁日高,衰老、疾病对他的困扰也更为强烈。在明初,宋濂官居要职,名动天下,丰富的阅历,亦让宋濂对生命的感悟更深。然而在明初的诗作中,宋濂对生命意识的书写反而变得极少,老之将至的慨叹、衰病侵寻的哀愁,变得难觅踪影。在明初宋濂的诗行中,失去了对痛苦的生命深层的思索,取而代之的是一派积极、明媚的情感跃动,如《和苏编修游东明山诗》云,“数茎白发虽侵镜,百炼丹心不作灰”。

宋濂的元代诗作,还具体、充实地摹写了自己的过往经历,如《韩教谕见过山中》云,“乃携一束书,不惮百里遥。城南依硕师,立雪常满腰”,以冲淡的五言,坦率地诉说自己的曾经。此外,宋濂元代诗作中,饱含丰富、强烈的个人情感,如《答戴学正》云,“为是动中怀,有泪沾衣巾”;《辛巳春望小龙门山作》云,“醉来一笑天地阔,落日未落云峥嵘”;《韩教谕见过山中》云,“百年能几见,念此肠内焦”等。烦闷、困惑、欢快、惊喜、抑郁、忧愁……层层感情,倾洒笔端;种种表情,跃然纸上。

而在明初的诗句中,宋濂的过往经历变得模糊了,如《和郑奉常先生燕集诗韵》云,“探珠赤水欣同调,结屋青萝得所依”。具体描绘、生动细节的缺失,令读者难以从诗句中捕捉宋濂的昔时。元末作品中鲜明的情感,在明初诗句里,也大多被一种心满意足、充满感激的情绪替代,总体呈现出一种平易的温和、收敛的欣喜,如《和苏编修游东明山诗》云,“但知笑齿时频启,何事愁肠日九回”。那些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愤愤不平的心绪,都难以寻觅了。

声名远扬,自我隐藏

从元末到明初,宋濂的诗歌创作,在生命意识、人生经历、个人情感三方面内容的表现上,皆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三方面变化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在明初诗歌创作中,宋濂有意识地隐藏了自我。深刻的生命意识、具体的人生经历、细腻的个人情感,都留在宋濂心里,他并未把这些写入诗中。

宋濂在明初诗行中的自我隐藏,是否因其忌惮明太祖,为其明哲保身之道呢?我认为并非如此。据宋濂门人郑楷记载,一次明太祖问宋濂:“昨日饮酒否?座客为谁?馔为何物?”宋濂一一如实作答。明太祖笑着说:“卿饮时,朕令人视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由此可见,对明太祖来说,宋濂的理想状态,是一方面对禁中之事秘而不宣,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日常起居知无不言。因此,若为忌惮明太祖,明哲保身计,宋濂反而应在诗中,详尽描述自己平时生活的细节,而不是以笼统的语言概述。

那么,这种隐藏,是因为明代洪武年间文字狱大行,宋濂有意避忌吗?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许多明太祖文字狱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可能是这个: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有一篇为明太祖歌功颂德的文字,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明太祖看后却勃然大怒,为什么呢?因为“生”与“僧”谐音,再加个“光”,这是在讽刺他做过和尚,“则”又与“贼”谐音。于是,明太祖下令将徐一夔斩首。

像这样绘声绘色的故事还有很多。但其实,据学界研究,这些文字狱案故事,都出自明代中晚期的野史稗乘,“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前文提到的徐一夔,其实是平安地度过了整个明太祖执政时期,在建文初年去世,享年八十余岁。所以,宋濂避忌文字狱的说法,也于史不合。

既如此,宋濂诗歌中的自我隐藏,是因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实在于出版。在明初,声名远扬海内外的宋濂,深知自己笔下的诗即将出版,并将为一个规模极大的读者群所共见。他不想让那么多不确定的读者窥见其内心世界、平昔生活,是以在创作之时,选择将其隐藏。

面具戴上,出版见光

在元末,宋濂写作诗歌时,并不确定自己的作品能否广为流传。而入明以后,宋濂的政治地位日益显赫,其作品的传播范围也不断扩展。

据刘基(即刘伯温)记载,在明初,海内求宋濂诗文者,“项背相望,碑版之镌,照耀乎四方。高丽、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贡京师,皆问(宋濂)安否,且以重价购其《潜溪集》以归,至有重刻以为楷式者”。郑楷亦记,“日本得《潜溪集》,刻板国中。高句丽、安南使者至,购先生文集,不啻拱璧”。洪武十年,宋濂文章选本《宋学士文粹》出版,这部作品同样传至海外,如日本诗僧天隐龙泽即云,“大明诗人,余平生所阅者宋濂《文粹》”。

前文引用的宋濂明初诗作,大都为其致仕后,亦即洪武十年以后所作。也就是说,宋濂在写作之际即清楚地知道,自己笔下的诗歌将刻于书版,且其传播范围不仅遍于国内,更远至高丽、日本、安南等海外国家,为无数完全陌生的读者所共见。而宋濂本人,又是“天朝上国”的第一文臣,他怎么能向海内外的读者,暴露自己的衰老、病痛,倾吐消极、负面的情感,分享个人隐秘、精微的思考呢?

于是,宋濂的明初诗作,便洋溢着积极的情绪,流动着温和的感情。这是宋濂面对庞大、陌生的读者群体给予自己的保护,亦令我们感到分明的疏离与隔膜。出版如同扩音器,适宜高声宣传他人事迹,而不宜浅吟低唱个人心曲。出版亦如舞台,海内外读者则如台下热情观众,在鲜花与掌声、欢呼与目光的纷繁交汇之中,舞台中央的作者,选择戴上了面具。

洪武八年左右,宋濂为黄昶作《送黄伴读东还故里》一诗,诗中有一联:“吟成意莫尽,一字一寸心。”只是出版已无形中影响了宋濂手中的笔,我们于字里行间,其实很难碰触宋濂的真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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