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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藏上海开埠早期英租界地图考释

2022-10-08牟振宇

历史地理研究 2022年3期
关键词:洋行租界道光

牟振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023)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一张近代上海英租界地图,为目前所见最早反映上海英租界土地状况和城市发展的地图(图1)。这张地图图幅纵81厘米,横151厘米,比例尺为1∶960。地图上无题名和绘制时间。关于该地图的绘制时间,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来自地图研究专家钟翀,主要根据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收藏目录信息,并参考了其他文献资料,在其主编的《上海城市地图集成》(1)孙逊、钟翀主编: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中将该图图名及绘制时间标注为“Plan of the English Settlement(英租界平面图,1844—1847年)”,认为该地图绘制时间大致在1844—1847年间。另一种说法来自法国汉学家、上海史专家安克强先生(Christian Henriot),他认为这张地图的绘制时间大致是1846—1847年。实际上这两种看法均没有开展详细论证,本文尝试根据地图上的信息,结合《上海道契》的信息,并参考当时的历史文献,对该地图的绘图时间进行一番探究。

根据地图上的信息可知,这张地图来自英国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的捐赠,协会收藏日期为“5 May, 1858”。雒魏林,生于利物浦,早年在伦敦盖氏医院学习,曾任利物浦一家诊所的外科医生。1838年被伦敦会派驻中国。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和麦都思一同到达上海,一直到咸丰八年(1858)才离开上海,在上海居住了15年,是上海开埠早期颇具影响的大人物。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于道光二十三年创办了仁济医院,对上海的卫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同年他还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生学会会员。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雒魏林离开上海返回英国,逗留两年多。在此期间,雒魏林当选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咸丰八年四月,他将私人收藏的这张上海地图捐赠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这与地图上标注的收藏时间基本吻合。

这张地图主要反映开埠早期英租界洋商租地和土地利用状况: 地图上不仅标注了河流、道路、道契册地边界和编号、房屋类型(不同颜色表示)等地产和房屋信息,还附有一张地产信息表。地图左下角附有地产表格,采用英文花体字,较为潦草,但大体可辨认。这里需要对照《上海道契》进行考证。上海道契是1847—1930年间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城市地方政府签发给外国人的地契,由于必须经道台钤印才能生效,故习称道契。(2)陈正书: 《道契与道契档案之考察》,《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目前1847—1911年间的《上海道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3)蔡育天主编: 《上海道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笔者仔细比较了《上海道契》记载的每个地块的信息,发现地图上有编号的土地与道契同一编号的土地,信息基本吻合。比如地图上第1—9号的土地均与英册道契第1—9号的记载相符。地图上其他编号的土地基本也可以与同一编号的道契一一对应。这说明地图上的编码就是道契编号。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该表格共标注了52处地产信息。从表1来看,中国业主地产共有10处,中国坟地1处,外国坟地1处,上海道台用地2处、海关用地1处。其余可确认为洋行地产的有27处。此外亦有8处标注为“Unoccupied land”,颇难理解,应该既不是洋人租地,也不是华人用地,因为华人用地一般标注为“Chinese renters”,即中国租户,故可理解为新出现的无业主空闲用地。

首先需对该地图反映为何年的租地信息做一番考证。根据陈琍(4)陈琍: 《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陈琍: 《上海道契所保存的历史记忆——以〈上海道契〉英册1—300号道契为例》,《史林》2007年第2期。和罗婧(5)罗婧结合《上海道契》英册第1卷、《1854年上海年鉴》、《1853年租地人名单》、《北华捷报》等考订整理,制作了《1849年租地人考订表》,详见罗婧: 《上海开埠初期租界地区洋行分布与景观变迁1843—1869》,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9—38页,表1-1。对上海开埠早期洋商租地的考证,并考虑最初上海英租界洋商的租地情况,可采用如下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地图上的地产的立契时间来推断。该地图上1—9号、27号、39号和40号的地产信息与道契记载是一致的。根据这些地产信息,立契时间最晚的一份道契为40号道契,租地时间为道光二十五年四月(1845.5.6—1845.6.4),立契时间为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47.12.31)。如果以租地时间为据,那么该地图的绘制时间应该在1845年之后。

第二种方法,根据表1中的中国业主的信息判断。如果地图上的信息主要是对照道契记载,找出该处地产最早被洋商租用的时间,由此来推断该地图的绘制时间。第17号分地,地图标注为“Chinese renters”(中国业主),据道契记载,该分地于道光二十六年八月(1846.9.20—1846.10.19)由英商加勒得(Alex Calder)租给华人业主“桂余三”。第52号分地,本地图标注为“Unoccupied land”(空闲用地),根据道契记载,租地时间与17号分地同,亦为道光二十六年八月(1846.9.20—1846.10.19),租主为英商祥泰(Rathbones Worthington)。其他华人业主的土地均在此之后才被洋商租用。也就是说,如果此地被洋商租去,那么地图上应该标注洋商的信息,这个可以作为判断地图绘制时间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这种方法推断,该地图反映时间应早于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但由于这里并没有标注具体日期,如果八月底立契,则该地图绘制时间应该在1846年10月19日之前。

第三种方法,根据表1中的洋行信息来推断。但目前此方法很难,主要是因为这些洋行未见于同期的道契记载,也不见其他文献,而是在之后很晚的文献中出现。依据这种方法推测制图时间,具有一定的难度,且有很大的误差。

第四种方法,就是查阅这一时期的地图测绘情况。地图上还有一条判断时间的证据,即英租界的西界路(今河南中路),图上显示已筑好。据文献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五日(1846.9.24),上海道台与英领事协商确定辟筑一条道路,作为西部边界。由英租界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组织测量定线,称为“界路”(今河南中路)。英国领事馆趁机对英租界进行了租界内的土地丈量,测得英租界面积约830亩。(6)《上海测绘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测绘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鉴于当时租界没有绘图机构,也没有专业绘图人员,根据上文分析,可判断这幅地图应该就是这次测量的结果。测绘时间自道光二十六年八月五日起,绘图时间略有滞后。巧合的是,第二种方法中道契的立契时间也是该年八月,但并没有标注具体日期,那么绘图时间应该在立契之前,也就是1846年10月19日之前。另外,考虑到测量所需的时间,可以推算制图时间大致在该年农历八月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星期,即1846年10月1—19日。另外,这张地图是否在道契立契之后绘制的呢?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两个时间非常接近,在绘图期间立契的道契,根据当时的条件,可能没有绘制到地图上。

这张地图对于认识上海开埠早期城市发展,特别是认识“外滩源”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目前流行着一种“外滩源”的说法,即将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作为上海外滩的起源地。这张地图可以证明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从这幅地图上看,最早来沪租地的洋商,即表中第1—9号租户,分别是怡和、和记、仁记、义记、森和行、裕记、李百里、宝顺、华记9家大洋行。一般认为怡和、宝顺、仁记、义记和广源这5家原在广州的英商洋行在1843年紧随英国领事巴福尔来到上海,是上海的首批洋行。怡和、宝顺洋行,既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商,也是西方工业产品的代理商。地图上的这9家洋行,均位于今北京东路至九江路之间的外滩。

而所谓的“外滩源”,在1846年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土地: 芦苇丛生的浅滩、小河浜,以及经常被潮水吞没的“fresh land”,意即“新生土地”。1846年9月,英国领事阿利国(R. Alcock)得到英国政府批准买下了这块后来称为“外滩源”的土地,成为英国领事馆的用地,共计126.97亩,原业主为“石炳荣、吴思本、陈圣章”等华人。后来,英国领事馆并未全部使用这块土地,而是保留了部分用地后,将其他土地割售给了其他洋商。

其次,本地图可以弥补道契中缺失的地产信息。从1844年洋商在外滩租地到1847年颁发正式道契,前后相隔3年,同一块土地发生多次交易的情况十分普遍。比如英商李百里洋行大班托马斯·李百里,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向施万兴等农户永租了4.813亩土地,同年6月,划出0.86亩转手卖给了英商裕记洋行。又,英商融和洋行大班位第于1845年10月永租了18余亩土地,11月即划出一半,转手卖给了英商裕盛洋行,又划出4亩多,卖给了英商裕记洋行。又,英册第27号36分地,出租业主并非华人,而是英人“阿各士颠哈”,租地人也是英人“各你理阿士唾恩”,说明道契登记并非首次交易,而是第二次交易或其他次交易。或言之,鉴于当时土地交易非常复杂,目前所见1847年换发的正式道契文本,不一定就是首次华洋交易的记录文本。故仅凭1847年换发的正式道契文件,还不能完全复原这3年时间所有地产交易情况。

根据陈正书的研究,关于土地问题的一系列中外交涉始于1840年,基本定局于1847年。前后历时达7年之久,在租地手续细节未落实之前,允许外国人先行租地,以临时方式办理。(7)陈正书: 《道契与道契档案之考察》,《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正式道契文本完成于1847年9—10月,最后一份以临时方式处理的英册第62号道契,租地时间为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初一日(1847.9.9),道契签发日期为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1847年12月31日。

据《上海道契》记载,英册道契第1号第8分地,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宝顺洋行大班颠地·兰士禄租的,直到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47.12.31)才获得道台签发的第一批道契。(8)陈琍: 《近代上海城乡景观变迁(1843—1863)》,第159页。从1844年5月到1847年9月经历了3年多时间,同一块地产不可避免会发生多次华洋交易以及洋人退租的情况。而第一批签发的道契应该是该地产最后一次交易的记录。

另外,在第一批签发的前50号英册道契中还存在道契号缺失的现象,比如英册第8、10、30、38号等。同样,第一批签发道契中的分地号也不完整,缺失6、9、10、12、16、44—49等号。这些缺失的信息除了遗失的情况外,主要可能与当时交易混乱有关。而这张地图正好可弥补道契缺失的地产信息。该地图附表上共有15处洋商(表1)的信息是道契记载中没有的。笔者又查阅了开埠早期的其他文献,发现这些未在道契中记载的洋商有些是可以在其他文献中查到的,有些则根本查不到。

第32号为“P. Richards”(隆泰),据记载该洋行建于1844年,在《1854年上海年鉴》亦有记载:“Richards, P. F. & Co.”,为船舶杂货商,杂货及一般代理商。第25号“White & Co.”(老惠记),见载为1863年;第29号“McKenzie & Co.”(麦根治)不见记载,在1877年行名录中才有“McKenzie Robt”的记录。同样,第26号“Platt Hargreaves & Co. ”不见记载,《1854年上海年鉴》有“Platt Thomas & Co.”。第49号“Terry”,1868年行名录有“Terry, E. R.”。值得注意的是,查到的文献记载与地图上的洋商名称并不完全一致,大部情况同姓但名不同则应该不是同一个洋商。另外,地图上还有几个洋商“Sands James Church & Co”“Hesherington”“Bowstend & Co”“Ahmns Hong”,笔者并未查到任何记载,可能在沪居留时间比较短,抑或有去世等其他情况,不得而知。但确实是当时英租界的早期租地洋商,否则没有必要标注在这份地图上。

综上所述,通过对地图上的信息的考证并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可判断这份地图的绘制时间大致为1846年10月1—19日。该地图最大的史料价值在于记录了开埠早期英租界的土地状况,并可弥补《上海道契》中没有的15处洋商信息,对于了解上海开埠早期的历史弥足珍贵。另外,以该地图为依据,可对社会流行的“外滩源”说法进行商榷,外滩发展最早的地块应该在今北京东路至九江路之间,而非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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