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雯

“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系列古籍善本展”是深圳博物馆自2018年起举办的古籍系列专题展览，计划分经部、史部（上）（下）、子部（上）（下），集部（上）（下）的展览序列，每年一展，共用七年的时间全面地向观众展示馆藏古籍体系。自2018年至2021年，深圳博物馆已成功举办经部、史部（上）（下）、子部（上）四个展览，均受到观众的广泛关注和认可。“传承之道”系列古籍展作为广东地区首个大型古籍系列性展览，以深圳博物馆藏古籍为展览基础，在每年的展览实践中探索古籍保护与利用的方法和经验。本文总结策展团队对博物馆藏古籍作为文物藏品和作为展览资源的二元特性的认识及展览策划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探讨博物馆藏古籍展览的策展策略。

一、博物馆藏古籍的二元特性

古籍作为博物馆的其中一种藏品门类，具有重要的学术资料性，又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物性和艺术代表性。古籍保护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博物馆藏古籍的存藏环境标准和资源建设标准，需要依据与图书馆一致的标准来执行。但由于博物馆与图书馆、档案馆的功能性质不同，面对的服务群体不同，在充分遵循古籍保护的基本原则下，博物馆应重点研究馆藏古籍及其信息资源展览展示的方法和手段，达到“合理利用”的效果。具体方法为充分了解研究博物馆藏古籍的“二元特性”，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制定一系列古籍策展策略。

（一）作为馆藏品的学术资料性、历史文物性和艺术代表性

古籍是一类特殊的文献信息资源，主要指书写、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包括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部分博物馆出于保管和展示需要，有时也将具有古典装帧或特殊代表性的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书籍纳入馆藏古籍的范围。博物馆藏古籍需按照古籍保护标准与文物藏品保护标准进行藏品管理。博物馆藏古籍的藏品特性，来源于古籍的基本属性，与图书馆、档案馆藏古籍的藏品特性是一致的。藏品特性是博物馆藏古籍的第一元特性，博物馆工作者对此特性的理解是博物馆保护利用古籍的基础。博物馆在制定古籍展览策略时，要遵循对古籍藏品的保护标准和原则，深入挖掘古籍所承载的学术资料价值、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代表价值。

（二）作为展品资源的材质特殊性、形式单一性和信息内涵丰富性

博物馆藏古籍有其特有的资料性内涵和实物外形，是区别于陶器、铜器、玉器等其他类型藏品的一种重要的展览资源。古籍的写印材料特殊，中华古籍主要的载体是以树皮、竹、草等材料制成的中国传统手工纸，在展览展示时比铜器、陶器等藏品更加脆弱易损。另外，虽然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多种多样，但是古籍总的外形特征相较于其他类型展品而言，无论在空间造型上，还是对观众的视觉刺激性上，都较为单一，单纯古籍陈列难免让观众觉得较为枯燥。然而，古籍又有着远超其他展示品的文字信息量和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古籍蕴含的信息无法通过静态展柜陈列被观众直接全部获得。因此，古籍展览策展人需要借助良好的展览逻辑、清晰的解说文字和优秀的形式设计来完成古籍展品信息向观众的传递。

（三）博物馆藏古籍二元特性的主次地位

博物馆藏古籍既是“藏品”又是“展品”，这种二元特性在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古籍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当古籍作为“藏品”时，在“保护为主”这一原则下，我们的目标是古籍的实体得到安全稳妥的存藏、古籍的历史人文艺术价值得到深入的研究；当馆藏古籍作为“展品”时，为实现“合理利用”的目的，我们需要展现的不仅包括古籍的实体，还展示基于古籍藏品特性的研究而呈现的信息价值内涵，展示的内容往往在古籍实体以外有大量延伸，包括古籍的数字化资源、研究成果、古籍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故事等。

博物馆藏古籍的二元特性是有所侧重的，馆藏古籍首先是藏品，然后才是展品，如果没有良好的保护和对危损古籍的抢救，就谈不上合理的研究、展陈和利用。古籍展览策展人要对馆藏古籍的二元特性的本质及其主次地位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制定良好的古籍策展策略。

二、“传承之道”系列古籍展览策划时遇到的问题

（一）展现馆藏体系性与展览人文主题性之间的矛盾

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古籍展览，是以展示存藏单位收藏体系的形式开展的。古籍展览往往是“展品清单先行”，使用中国古籍传统编目逻辑为展览叙述逻辑，以已成型的展品清单为基础开展策展工作。这类型展览的优点，一是可以充分展示存藏单位的收藏实力，体现其古籍收藏体系的完整性和年代跨度；二是可以让观众对长期“藏于深闺”的馆藏古籍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对古籍的版本流传有更清晰的认识。但是这类型展览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在以严谨的中国传统目录学逻辑进行展览叙述时，展览会不可避免地缺少人文故事性主题，容易变成“教科书式的摆书”和“晒家底式的陈列”，让观众感觉展览缺少趣味和吸引力。相较而言，“主题大纲先行”的展览是先确定一个核心主题及大纲思路，博物馆围绕人文故事性主题思路组织展品，展览中的古籍展品有可能跳脱出传统的目录学逻辑陈列，而是以内容特性、艺术造型或与展览主题和大纲思路的相关性来进行陈列展览。这类型展览的优点是主题明确、可开发更有针对性的目标观众群体，展览的趣味性较强。但这类展览更考验策展人对古籍展品价值的研究和理解，在对中华古籍流传发展历史的延续性和古籍历史存藏体系全面叙述方面也会较为欠缺。

以上两种策展模式在各类型展品的展览中都有研讨和应用，各有优缺点，博物馆在策划古籍展览时需要选择和平衡。古籍存藏量大、体系性强的博物馆，可以在两种策展模式中选择，既可选择全面体系性展示，也可以选择专题性、故事性展陈；而古籍存藏体量小、收藏特色强的博物馆，可更侧重于“主题大纲先行”的策展模式，以专题展组织展品。

（二）古籍展品外形的单一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之间的矛盾

古籍展品的材料比较稳定，由中国传统手工纸和墨、彩材料写印的古籍一般呈现出“纸浅墨（彩）深”的外观。包背装、线装、蝴蝶装等大量古籍的外观造型视觉区别性较小。深圳博物馆藏古籍，以明清时代为主，线装单色墨印古籍占绝大多数。因为这种展品外形的相对单一性，古籍作为展品展览时最直观的效果就是让观众感觉“展品长得都比较相像”“外形都差不多”。另一方面，古籍又包含丰富的信息量和人文历史内涵。一般的古籍展览陈列手段，是利用展具展示古籍的函套、封面、或被翻开的某一书叶，这就决定了未被展示的书叶中的大量信息无法直观地通过视觉传递给观众；且古籍的语言一般是言简意赅的古汉语或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的图画一般是无文字说明或文字说明较少的版画线图，也给观众的阅读理解产生了一定的门槛。展品外形的单一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之间的矛盾，是所有以文献性展品为主的展览都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为了突破古籍相对单一的外观造型和只能部分直观展示的丰富内容所造成的展陈限制，让古籍展览变得生动有趣，老少咸宜，“传承之道”系列古籍善本展览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采取了多种策展策略。

三、“传承之道”系列展览中基于馆藏古籍二元特性作出的策展策略

（一）在“系列”与“主题”中寻找平衡点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展览，都要先明确展览的定位。“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系列古籍善本展”（下简称“传承之道”系列展）的目标定位，是向观众全面展示中国古籍历史延续性、目录学体系和艺术文物价值，了解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古籍收藏面貌和文化底蕴，对中华古籍的基本知识和传承历史有所认识。

在“七年计划”的大框架下，策展团队需要处理展现馆藏体系性与体现展览故事主题性之间的矛盾，为了兼顾“展品清单先行”和“主题大纲先行”两种模式的优点，策展团队尝试在两种策展模式中探索平衡点：按照“七年计划”为基础的经、史、子、集展览序列组织每年的古籍展品，在每一年的系列展览中提炼一个可以基本囊括当年展品的人文历史主题，根据这个主题研究规划展览大纲结构。例如2018年的“经部展览”以中国经学史和儒家思想为主题、2019年“史部（上）展览”以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的故事为主题、2020年“史部（下）展览”以别史、杂史、地理类史书中的人文历史故事为主题、2021年“子部（上）”展览探索子部书籍体现的中国思想史变迁。每一年的展览以当年计划展出的部类古籍为基础和主体，兼顾“展览清单先行”模式下展示馆藏体系性的优点；又根据当年确定的主题设定展览大纲叙述逻辑，适当增加围绕当年主题的少量其他展品，以获取“主题大纲先行”模式下展览深度和趣味性强的优点。这样既可帮助观众在逐年观展中了解中国古籍分类框架，又能引导观众在每年特定的人文主题中深刻感受与体会古籍蕴藏的文化思想与精神内涵，实现“历史再想象”2 。为了向观众全面展示馆藏古籍体系，尊重和使用具有目录学基础的四部分类法是有必要的，但是为了避免古籍展览变成按照四部法“陈列式摆书”，也为了拉近观众和展品的距离，就必须“透物见人”地提炼展览主题，着重在每一年展览中挖掘展品背后的著书人、刻书人、读书人、藏书人的故事及思想史。在这个过程中，策展团队难免遇到当年展品清单与设定主题的匹配度问题。在这一点上，一方面可以通过少量增补其他部类的、符合主题和大纲逻辑的展品来解决；更多地要靠策展团队从馆藏古籍的二元特性出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读，对归属于某一部类的古籍的人文历史内涵和价值作出突破四部分类法的思考和归纳，在展品解读上作出客观的、符合主题的叙述。

（二）重视博物馆藏古籍的藏品特性

得益于深圳博物馆“研究部门制度”的建制创新，“传承之道”系列展览的策展团队成员同时是馆藏古籍的藏品保管人员，团队成员常年在藏品管理一线工作。秉承“先做好藏品管理，再做好展品利用”的理念，团队进行了持续近七年的古籍藏品清点整理，至今已对超过2.3万册古籍按照普查标准进行登记，对馆藏古籍的二元特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探索出一套对重点古籍的进行“解题研究”工作方法。

“解题研究”工作方法，即为古籍登记基本信息、查找编写资料长篇及编写解题。第一步，工作人员按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要求和古籍普查登记的相关经验，对博物馆藏古籍的相关信息进行著录，包括博物馆藏品登记号、题名卷数、著者及著作方式、版本、册数、补配情况、存缺卷数、分类号、批校题跋、版式、装帧形式、丛书子目、书影、完残情况等项目，将以上内容登录到解题登记表中的“基本信息栏”内。另外，额外对古籍的纸张、开本尺寸、版框尺寸、每叶行数字数、避讳、书口、鱼尾、序跋、藏章等帮助对比鉴定版本的信息做详细登记。第二步，工作人员根据预先采集的古籍封面外观、版权页、所有序跋页、藏章所在页、正文首页、刊印工艺特征页图像信息，对该古籍展品的撰写辑录作注者生平、现存各版本情况、藏章释读信息进行学术资料收集并制作成“资料长编”。第三步，研究人员根据“基本信息栏”和“资料长编”分析古籍的版本，编写300-500字的“解题”，主要内容为该古籍的撰写辑录作注者信息及评述、主要内容与历史及艺术价值、该版本的流传过程及存藏意义。

“解题研究”侧重古籍的学术资料性、历史文物性和艺术代表性信息，是比古籍普查登记及馆藏品账册更详细的藏品档案。古籍藏品的“以藏带研”推进了“以研助展”，策展团队在每年展览前5个月左右完成全部古籍展品的“解题研究”工作，“解题”内容可作为展览图录中古籍展品介绍的内容、展览展板写作素材，也可进一步简化作为展览说明牌内容。扎实的古籍藏品研究是完成联系展品和观众、沟通古今爱书人情感的展览内容设计的基础。解题研究所做的基础工作，为帮助策展团队在发掘古籍背后“人”的信息、思考提炼当年展览的主题和大纲逻辑结构、推进大纲和脚本写作提供了极大帮助。

（三）多种手段突破古籍展品特性的限制

“传承之道”系列展览策展团队从四个方面着手处理古籍展品外形的单一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之间的矛盾。

首先，突出每件古籍的陈列重点。“传承之道”系列展览展品的特点，是大量展品空间外形较为相似，古籍展品在展柜中的陈列方式不外乎于整册（部）陈列，或部分翻开书叶陈列。策展团队根据每件展品的特点对翻开展示的书叶进行精心选择，从版权信息页、正文首页、图像页、套印特征页、重要藏章页、刻印特征页等多个角度决定翻开陈列的书叶。例如在展示宋衢州州学刻元明递修本《三国志》时，翻开展示元刻与明刻的不同书叶；在展示闵刻朱墨套印的《战国策》时，翻开展示有多色套印特征的书叶；在展示明刻本《周礼郑氏注》时将翻开展示有大藏书家项墨林、王世贞等人的藏章的书叶；对于体量庞大的殿本《二十四史》，挑选每一史之首叶翻开，并订做特殊展柜展示全本。展开的书叶配合展板介绍和讲解说明突出展品之间不同的特点，引导观众留意展品在相似的空间外形上的差异之处。

图1 “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史部古籍善本（上）”展览订做的展示全套殿本《二十四史》的特殊展柜

第二，使用辅助展品、图片、图表、视频。策展团队在展览中加入了一系列形象立体、能让观众产生知识联想和认知联系的辅助展品，拉近观众与古籍展品所描述的知识或故事的距离。例如，经部展览中采用了山东曲阜捐赠的现代孔子立像，以这位让人耳熟能详的儒学代表人物像让观众更形象直观地构建经学儒学的联想；在介绍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术时，引入了清代木刻雕版和木活字实物。另外，在展板中引入大量图片、图表，如引入藏书家画像、藏书楼实景图片、金石类器物图、古籍字形文字变化图表等，减少介绍性文字的阅读量，让信息可更加直观地传达给观众。展厅中还专门设置视频播放区，通过播放《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技术》《典籍里的中国》等视频，让观众对典籍的成书、核心思想以及流转中的故事有更形象的理解。

图2 “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经部古籍善本”展览清代木刻雕版实物的陈列

第三，利用场景、图片、灯光、色彩营造氛围感。“传承之道”系列古籍展中，多次搭建与展览主题相适应的场景，在经部展、史部（上）展览中搭建了明、清书房场景，为观众营造古人读书的静谧意境；史部（下）展览搭建巨型卷轴式展标墙和背投灯光立体书叶，为观众营造“走进书中”的感觉。另外，在展厅墙体喷绘《北齐校书图》《观书沉吟轴》《文苑图》等古人读书图景，并在展厅通过灯光调度和色彩搭配，使用柔和的光线和莫兰迪色系等低反差仿古色调，在展品观赏点之间的路线上采用展标投影地灯作为引导指引灯，为展厅营造雅致静谧的氛围。另外，在数年的展览实践中，根据观众调查的反馈，策展人员特地将展板视野中心线高度降低到1.5米左右，让展览解说文字和展品实体在同一视野中展现，避免了观众反复抬头看大段文字，低头欣赏展品而引起的感官疲劳。

图3 “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经部古籍善本”展览书房场景

图4 “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史部古籍善本（下）”展览巨型卷轴式展标墙和背投灯光立体书叶

图5 “传承之道——深圳博物馆藏史部古籍善本（下）”展览作为展线引导的投影地灯

四、结语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到，应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支持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和整理出版单位开展古籍专题展览展示。优秀的古籍专题展览展示，需要古籍存藏机构加深对古籍文物特性和展品特性的思考和研究。深圳博物馆“传承之道”系列古籍善本展策展团队在过去七年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中，对博物馆藏古籍作为馆藏品和展品资源的二元特性进行了思考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系列古籍策展策略并在过去四年中加以实践，这实际上是博物馆工作者在推动馆藏古籍资源禀赋转化为学术知识传播动能的过程中的探索，是博物馆人提炼并展示古籍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渠道提升博物馆古籍资源展览传播能力的总结和尝试。到2022年为止，深圳博物馆“传承之道”系列古籍善本展的脚步刚走过一半，未来三年还将陆续推出“子部（下）”“集部（上）”“集部（下）”展览，也将在古籍内涵、策展策略上深入研究，为社会大众呈现更多精彩的古籍展览。

注释：

1.饶权编.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图书馆标准化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289-290.

2.郭慧.融入历史文献元素 提升展览学术价值——以广东美术馆两大展览为例[J].客家文博,2020(03):44.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EB].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 w w.g o v.c n/x i n w e n/2 0 2 2-0 4/1 1/c o n t e n t_5684555.htm，2022-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