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骁锋

如果是个外行，能从“元参”这个药名猜出这“参”究竟是什么颜色吗？

黑色。

元者，玄也。如果起李时珍于地下，他一定不能接受这种解释。玄参之名，从《神农本草经》起，叫了一两千年，好端端的怎么改成了“元参”呢？不仅玄参，所有带“玄”字的药，玄胡索、玄明粉、玄水石，药名中的“玄”字统统都得换成“元”字！

好在“玄武大帝”改得快，早在北宋年间就成了“真武”，叫了

几百年也耳顺了，这次影响不大。“玄武”变“真武”，那是为了避赵家所谓的祖先赵玄朗的讳——这么说，如今又有“玄”人降世了？

玄人治世。当今皇帝，名曰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谁说满人不开化，他们是很向往汉人文明、遵守汉人制度的——避讳，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正是汉家沿袭几千年的规矩。

既然得了汉家天下，便得继承汉家的好传统，这讳清朝接着避。一朝自有一朝的讳。翻开药书，不，是每人都翻开自己的书，认真核对一遍，把所有犯忌讳的字眼都改了，安全第一。

但在玄人治下，刻书却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有人注意到了这点，为了警世，他决心做一件积阴功的好事，同时赚点银子。河南人刘峨，刊刻了一部《圣讳实录》，准备专门销售给应考的童生，一一指出什么字应当避讳、如何避讳。但他的书肯定卖不好，因为他自己对避讳也是个外行：为求解释清楚，他居然该“玄”就“玄”，把列位皇帝之名“各依本字正体写刻”！避讳的教材难道便不用避讳了吗？外行就得付出代价，刘峨为此赔上了性命。

讳历朝都得避，但从来没有哪一朝避得如此血腥，文网之细，即使是出名猜疑的朱元璋也得自叹不如。从康熙到乾隆，前后一百二十年间，粗略算算，因文字犯忌而兴起的大狱至少有一百多起，仅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五年之间便有近四十起。每起文字狱，动辄牵涉几十数百人，案主大多以凌迟、斩首、戮尸收场，家属从犯常常也陪着送命，被判个充军流放已经是莫大的恩典。

清朝皇帝都是文字专家，學问很大，能从“维民所止”这句来自《诗经》的词中看出有人巴望着雍正爷被砍脑壳。但也有很多人却是莫名其妙被绑上了法场。既是文人，便得著几本书，作几句诗，不料正是那些得意的文字，做了自己的催命符，即使他已经小心翼翼避开了圣讳。

清帝忌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尊名，相比其他王朝，他们多了另一重碰不得的心病：前明之讳，或者说是满汉之讳、民族之讳。“将明之材”（张晋彦），语意诡谲，料来不是什么好词，斩！你私修史书，刨根问底，详细记述我大清发迹前那些窝囊事，斩！弘光、隆武、永历，絮絮叨叨，你著书不用我大清年号，斩！“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吕留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徐述夔），你等作诗讽刺我大清，斩！——早就死了？死了也不能放过这些个老小子，传旨下去，刨出来狠剁一回，挫骨扬灰！

避讳之本意，很好理解，只是时刻提醒各人别忘了各人的身份，所谓君臣父子也。清朝延续此制，也是使天下人牢牢记得我爱新觉罗才是尔等的真命天子，尽管严厉得多，走的倒也是几千年帝王的老路。但文字狱体现的清朝在满汉问题上的极度敏感，却暴露了一种来自骨子里的畏惧，完全没有历代大王朝的自信。

他们确实应该畏惧，畏惧汉人潜在的巨大力量。入关之时，清朝满打满算只有一两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而抗清势力却有二三百万，此外上亿的汉人更是个可怕的天文数目。清朝趁明朝内乱得中国，靠的是“以汉治汉”，驱使汉人打汉人，大半是汉奸的功劳。天下初定，汉奸手里的精兵猛将便成了清朝的心腹大患，处心积虑想削平。“三藩”之乱，吴三桂起事一呼，数日之内，滇、蜀、湘、闽、桂、黔六省皆应，如此威势定能吓出清帝一身冷汗。须知这还是头号烂污汉奸的号召呢，假如换个有气节有名望的，形势会是如何？尽管最终平了乱，但清帝想到此节便无法安睡。

清朝如此防忌汉人，除了悬殊的人口数量之比，应该还有在中华文化面前的自卑。国门大开的那一刻，面对如此悠久博大的文明，无论哪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民族都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强压，都会觉得自惭形秽。

表面上看，满人汉化得很快。然而他们如此苦读、如此附庸风雅，目的却不是为了真正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带领族民融入其中，而是为了掌握汉人的文明，还是老套的“以汉治汉”。

验证汉化之心孰真孰假很简单，与史上仰慕先进文明的典范一比便知。北魏孝文帝热衷汉化，不止号召臣民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鼓励与汉人通婚，还下令禁穿本族服饰、禁说本族语言，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他带头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清朝却是将自己的满名译成汉字让汉人避讳、严令汉人薙发满服、禁止满汉通婚、满人兼习满汉双语，皇族还必须接受严格的骑射训练，每年秋天皇帝要到木兰围场狩猎。

清朝后期，其实大半靠汉人在勉强维持，饶是如此，防忌之心丝毫不松。太平天国军锋正盛时，咸丰有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立此大功的曾国藩，最终只得了个一等勇毅侯。曾国藩则在事定之后便筹划着遣散手头的湘军。他是识趣的，深知朝廷的忌讳，还是及早抽身稳妥。直到1911年，内忧外患实在没法，效仿西方成立的责任内阁中，总共十三人，满洲贵族就占了九人，汉族仅四人，被讥之为“皇族内阁”。如此严密的大网罩了这么多年，倒也收到了一些当初预期的效果。大半读书识字的汉人，在这泰山般的重压之下，不是战战兢兢做起了奴才，用规范空洞的文字博富贵，便是躲入了书斋，埋头故纸堆做安全的死学问，不敢再过问天下事。

与国初骂骂咧咧哭哭啼啼觅死觅活相比，这天下是越来越清静了。连肩负重任的大臣都噤若寒蝉，能不开口就不开口。曾国藩曾曰：“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这已经是过了文禁高潮多年的道光朝了。

偌大的赤县神州，文人仿佛都一齐哑了。如果不是鲁莽的洋人上门惹事，这是否就是清朝梦寐以求的太平世界？

（摘自《本草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