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丽婷

(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21)

电视剧作为主导当代大众文化消费的一种艺术形态，对中国美学实践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实题材一直是国产电视剧的创作主流，其以普通人的生存为审美关照的对象，建构真实生活空间，对当下社会进行镜像投射，探寻现实生活与现实主义艺术之间的平衡。现实题材剧中对工人群体的塑造受到社会发展进程、地缘文化观念、社会意识、工人社会地位变化等影响，每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创作特色。

回顾历史，1919年我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的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展开五四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工人群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耀眼新星”。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工人阶级的地位逐渐提高，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基层管理干部等都被划分为工人群体，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当之无愧地成长为我国最具先锋性和先进性的社会力量。数字化时代进程的加快，媒介融合成为主流，互联网技术的勃兴促使工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升级，逐渐塑造成为“新时代工人”，创造出新的工人文化实践运动，体现出社会主义思潮中工人阶级独特的艺术魅力。从2018年的《大江大河》到2019年的《奔腾年代》再到今年的《人世间》，以工人形象为叙事主体的现实题材剧受到追捧和好评，这类题材以审视的目光触及工人的真实生存境遇，通过反映他们的现代性困境，进一步对人性进行思考和探赜；同时，随着对工业题材和工人形象的关注度上升，不少电视剧也存在口碑“扑街”的现象，产生“过于套路”“爱情砝码多”“人物不接地气”等问题，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创作出更多有口皆碑的影视作品成为我们亟待思考和解决的命题。

一、工业范式形塑：作为话语表达的阵地

1949年以来，我国非常注重工业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助推中国向工业强国迈进。文艺作为时代的反映和产物，文艺创作须与时代同频共振。

(一)第一阶段：政治宣扬与英雄母题

工业题材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工农兵是文艺的主人，为工农兵服务是文艺创作的主要职责。因此，工农兵成为主要创作对象，工业生产线成为反映时代的主要叙事环境。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影响了文艺事业的发展，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日益高涨，工业题材的类型实践推向高潮。其中工业电影起步较早，《桥》《特快列车》《他们在成长》等影片的涌现，成为反映党和国家促进民族身份认同与歌颂新生活的同一性追求以及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工业电影对共产主义感召下集体主义意识的着重渲染，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去个人化英雄塑造，展现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掌握政权的光辉形象，对社会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宣扬，为工业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导向，建立起基本的类型范式和叙事母题。1980年，首部工业题材电视单本剧《乔厂长上任记》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这得益于中央广播事业局提出的“大办电视剧”的号召，推动了电视剧艺术生产，也为文学改编成影视剧提供了模式范本，对中国电视剧的复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第二阶段：微观叙事与纪实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电视剧创作类型变得多样化，大众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旨趣发生改变。工业题材剧也获得了新的发展，从最初的政治传声筒转向对个体价值的关注，聚焦宏观背景与微观个人之间的生存关系。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及一系列工业体制改革措施出台，为工业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底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内应力》《改革者》等剧先后播出，具有浓郁的工业气息和时代气息。同时“改革”题材创作中对变革中的人的精神意志的投注盖过了对政治或经济层面的单一叙述，如《铁人》(1990)对原型王进喜身上所代表的时代价值“再现”和“模仿”，歌颂我国石油工人的光荣形象，具有独特的纪实主义艺术魅力。21世纪初，现实题材剧从混沌逐渐走向自觉，初步显现出对本体意识的挖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学改编体量大，占工业题材创作主体。文学传递着人道主义的价值，建构起普世性和社会性的文化场域，对电视剧艺术有着深入的影响。文学与影视剧的耦合，一元到多元的过渡，不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形式上，都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表达。诸多工业剧都是基于文学小说的架构，书写了工业体制内人的生存百态，对中国工业改革的现实历史进行深切回望。《祸起萧墙》(1982)在主题表现上继承原作“伤痕文学”的范式，针砭时弊，昭示改革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趋势。

二是对纪实性电视剧的探索。电视剧的文学场是塑造工业文本和厘清时代脉络的重要工具。2003年9月，中国工会将进城务工人员首次写入大会报告，将其定义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民工荒”“工人讨薪”等现象成为社会热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导演管虎创作电视剧《生存之民工》(2003)，以纪实性的影调来展现农民工在城市如蝼蚁般的艰难困境。

三是产业经济升级，引发“民工剧热”。最早反映农村人外出打工现象的《外来妹》(1991)讲述主人公赵小云走出大山，通过打工成长为玩具厂厂长的故事。“她的‘成功’不仅传达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呼应，而且以影像的方式缓解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体的社会焦虑，以电视剧替代性的想象满足人们的欲望需求。”《吴福的故事》(1994)则是借农民吴福的目光环视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的历史震荡。《民工》(2005)以家庭为叙事单位，通过父子两代人的打工遭遇来展现农民工的艰辛和苦楚，真实反映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境况。从“外来妹”到“农民工”，现实题材剧对工人阶级的称呼发生着变化，也预示着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城镇化”“现代化”逐渐成为发展主流。

(三)第三阶段：政策扶持与多元融合

2005年以来，我国逐渐注重通过现代媒介技术传播文化，电视剧发展迎来新的阶段，电视剧的市场活力也得到释放。同时，《关于推荐优秀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通知》的下发也表示着国家对现实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大力扶持。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计划》，明确影视剧将成为重点文化产业之一，要满足多种媒体和终端对影视内容的需求。现实题材电视剧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市场挑战。

当前，我国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多元化，文化体制的改革，市场占比和收视率成为判断电视剧成功与否的主要环节，促使大部分电视剧以满足广大受众收视喜好和观赏兴趣为前提进行生产。在此基础上，不少工业题材剧取得佳绩，如《大工匠》(2007)播出后反响热烈，收视率高达6.8%，大幅刷新工业题材剧的最高收视率。2008年，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背景的《漂亮的事》在央视和沈阳影视频道播出，平均收视率达1.78%。《中国志愿者》《春草》等剧聚焦农民工身上的优秀品质，塑造出充满青春和朝气的鲜活形象。由此可见，工业题材创作初显较可观的类型特征，找寻到贴合受众审美旨趣的创作思路。瑕不掩瑜，在肯定工业剧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当前工业题材创作仍存在受众群偏倚和商业化侵袭的漏洞。由于工业剧创作大多取材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受众对象多集中于东北地区人民以及其他地区的老一辈，无法做到目标受众全民化，流失了大批观众群。且当下工业题材剧创作存在过分追求收视市场，在剧情设计上刻意淡化工业元素，掺杂了诸多偶像剧式的成分，不利于工业题材范式的探索和实践。

二、工人图谱叙写：作为影像修辞的文本

主角人物的选择和塑造是影视剧创作的重中之重，其扮演着情节走势和价值表达的关键角色。“叙事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而是某人出于某种想法和目的在某个场合对某人讲述某个故事。”近年来，工业题材创作大幅增加，对工人形象的刻画愈加立体，从多角度、多侧面打破受众对工人群体的固有印象。工业题材剧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工人群体有关家庭、工作等各种现实议题，以展现工人的日常生活来吸引人们对工人以及工业改革的关注，通过影视剧这一大众媒介来引发受众的思考和认同，同时帮助工人群体甚至弱势群体来建立生活自信和自我觉醒意识。

(一)“家文化”建置下的工人群像

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承中，儒家文化传统强调的“血亲人伦”深深烙印在国民心中，“家”成为人们最难以割舍的伦理情感，以家庭为单位的艺术创作也最能引起受众的共鸣。家庭，是人们与社会联结的起点，是人们进行社会生产和交往关系的纽带，承载着民族文化传承和展现社会变迁的意义。《苍茫》(1996)将一家大型钢铁企业从建设之初到改革开放以来近40余年的变迁与五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了方国栋、蔡大兴等职工的奋斗史诗。该剧分上下两部，上部讲述历史洪流中五个家庭、两代人不同时期的变化与纠缠，下部以改革开放时期工人、企业家、领导干部等对钢铁企业变革做出的突出贡献来展现崇高的工匠精神。《父辈的旗帜》(2008)则讲述“光荣大院”里三个抚平钢铁工厂劳模家庭间的爱恨纠葛。钟浩从不理解劳模父亲钟守城一生执着“光荣”二字到父亲被人陷害病逝后帮助父亲洗刷冤屈，最终理解父亲的追求，并传承父亲“光荣”的旗帜。

现实题材剧《人世间》(2022)讲述一个家庭里三代人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用编年史的形式谱写20世纪60年代工人家庭随着时代的变化所经历的观念转变和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生存境遇，客观还原时代原貌。学者张广智曾将历史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方式称之为“影视史学”，即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偏重于叙述历史以及后文字时代的历史形态认识理解历史。《人世间》摒弃了“伤痕文学”的苦难范式，以周姓一家人的峥嵘岁月来触及最冷冽而又温暖的百态人间。剧作在叙事结构上以点带线、以线带面，通过两条主线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一条是以周家人的情感联结为主线，生动诠释当下最真挚的夫妻情、父子情以及兄弟情；一条是以“光子片”里成长的秉昆、德宝、赶超等“六小君子”为主线，刻画时代洪流中的人情冷暖。“儒家思想中最为讲究的人的伦理，即由自己角度出发，去思考和自己在社会中存在关联的一群人所产生的关系和之间的关联性。”影像化的家庭具象不仅是简单化的传统情感聚合，工业叙事特有的工友情也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家庭关系被提及。以家为内核的现实叙事所铺陈的历史沟壑与赋予的精神实质帮助受众对工业题材和工人群体建立起情感的连接，使更多的人能够从“纯理性生物”转化为“共情生物”，通过与剧中人物的情感交响产生对伦理道德和人生哲理的思辨，进而将这种家族情怀的价值认可推及对国家意识的主体认同。

(二)工人塑刻的性别观念突围

在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中，工业叙事往往被刻板化地认作是男性题材剧，如《刘山子的喜怒哀乐》(1986)、《大潮汐》(1994)、《黑脸汉子》(1996)等剧，通过男性为叙事视角塑造采煤工人、国有企业员工、筑路工人等多个工种形象。哲学家恩熙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曾在他的著作《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里将人视作一种“符号的动物”，替代其为一种“理性的动物”。在工业题材剧高产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女性只能作为“附属品”而存在，尽管出现了零星以女性工人为主角的电视剧，如《外来妹》(1991)里进城打工的“外来妹”们、《京九情》(1995)里女工程师肖晶等，但他们在剧中都受到情感的牵绊，还停留在片面化、单一化的个性塑造，依附男性的叙事机理未完全打破。进入21世纪，性别平等观念提升，女性独立自主意识愈加强烈，快消时代激发以女性为主体的消费矩阵，催生“得女性观众得天下”的市场环境，影视剧开始进入“她时代”。《黑金地的女人》(2008)以“矿嫂”党素珍等人为原型展现煤矿工人的妻子在建设矿山时期所做出的贡献，围绕女性的家庭、情感以及个人价值等多方面叙事。《漂亮的事》(2008)里身为工程师的沈晗在国企改革面临困境时，主动带领其他女工程师一同克服难关，彰显女性本色。《女工》(2009)则以浦小提的半生为主线，讲述她从下岗工人到家政公司员工再到自己成立家政公司当老板的社会角色转变。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叙事对女性的塑形是一种试验，那么21世纪初对女性形象刻画则更加鲜活，探索女性的更多侧面。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将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易于识别和记忆，圆形人物则立体和新颖。“一个圆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尝试下给人以新奇之感。圆形人物绝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因此，创作者们开始有意规避单一化和脸谱化的形象，注重关注人物心理变化和内心世界，对女性话语构建也逐渐转向人的精神探寻。《大江大河》(2018)里的姐姐宋运萍，因家庭出身受尽白眼，婚后还被婆婆刁难，但她勤劳勇敢，顾全大局，能够在弟弟和丈夫面临麻烦时常常提点，也正因为她的美好，当她不幸去世时才更叫人惋惜。《奔腾年代》(2019)里的金灿烂从军队转业，主动来到机车厂上班，她永不言败、不骄不躁的精神气圈粉无数，展现着电力机车研发变革中的女性力量。《火红年华》(2021)里大学生秦晓丹毕业后继承父亲遗志，在大三线建设中尽显巾帼不让须眉的青春风采。女性议题的话题性和互动性帮助工业题材剧裂变成多个叙事维度和营销角度，极具社会意义和传播价值，《大江大河》《奔腾年代》等剧的热播，可以窥见并非只有大女主、女性群像的剧种能夺得女性观众青睐，只有真正摆脱性别框架束缚，在精神上展现自信和独立的女性形象才能被观众深记。

(三)工人群体的阶层意识转化

工业题材不仅在叙事主体及角度上有所创新，在叙事环境和社会角色身份上也存在变化。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949年后，知识分子也被列入工人阶级。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平等观念的深入，阶级意识弱化，促进社会发展和时代振兴。

任何符号都有意义。“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新业态产生的社会符号落实到文艺创作里主要呈现于工人不同社会层级的性格塑造和人物刻画上。“善恶对立是叙事伦理取向中的一种可能，对立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种——对立冲突型、非对立冲突型。”综合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多站在产业工人的对立面，过于颂扬技术工人的英雄行为和革命精神，对其他人物刻画趋于边缘化，以迎合传统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而新时代的工业题材创作，不仅规避了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而且增加了诸多产业工种，人物设计也更加合理化。《大江大河》以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为典型人物来讲述改革开放时期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浮沉。《共和国血脉》(2019)以石油开发为主线，演绎石油工人们相继开发诸多地方油田的奋斗故事。《人世间》则以一个家庭的变奏曲触及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等多个职业领域，人物性格塑造生动立体。大儿子周秉义工作认真踏实，备受赞誉却极少时间能够陪伴家人；乔春燕处事精明、斤斤计较但开朗豁达、助人为乐；曲秀贞身为书记原则性强、实事求是，看似难以接近，实则可爱善良；“反派”骆士宾行为不检、处心积虑，却心思通透、有远大抱负。罗伯特·麦基对人物的成长轨迹定义为“人物弧光”，《人世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极具烟火气，无论他们最终走向是变好还是变坏，都是社会人情冷暖的现实烛照。

通过《人世间》主要人物角色和职业背景统计(见表1)中也可以发现，新时代的工业叙事刻意减少了对工业历史钩沉的宏大叙事，转而触及工人群体的心路历程走向和个人价值实现。以平民化的视角观照工业振兴和时代变革，用“微观视角”嵌入“宏观视角”的叙事方式传递人文价值和情感认同。

表1 《人世间》主要人物角色和职业背景统计

三、工厂意象建构：作为生存空间的外化

在工业题材创作中，工厂成为与工人群体相伴而成的影像符号，在一定程度上聚合工人生产与生活，成为个体回忆与时代记忆的纽带。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艺术意象常被作为载体帮助主体建立起对人生的审美认识。早期刘勰注重“意象”的审美体验作用，将审美重点转向内在之美的体验。之后朱光潜、宗白华将审美意象具象化，建立起主体在审美意象的体验中获取感受。随着人们对艺术意象的认识逐渐明晰，创作者们开始通过自身的审美情感投注到塑造的主体中，形成特定的符号。“艺术意象凝聚的人生境界是艺术在人生层次上的升华……艺术意象的质量高低取决于艺术意象中凝聚的人生境界。”工厂审美意象的建构依托工业属性，是工业题材创作必不可少的意象载体。工业题材影视剧创作初期，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工厂常被作为工人阶级属性、国家意识形态的外化；新时期，后工业时代来临，科技化产业振兴与现代性文化语境双重交响，承载着历史与回忆的工厂不再依附于工人阶级话语而存在，成为人们精神世界和现代经济发展的表征。

在当前现实题材创作中，工厂的艺术意象主要以两种形态出现，通过对工厂这一叙事空间的表述来构筑创作者的审美世界，进而传达更深层次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第一种表现形态是对历史与个体记忆的重现与再造。工厂因其具有的工业属性，意象空间的建立不仅是个体体验的窗口，也具有群体性的意义属性。“空间永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框架，也不是一种真实的描述性环境，而是一种特殊的戏剧容积。”既往对工厂的刻板印象里会概念化地认为是专属于工人生产的封闭式空间，如《车间主任》以20世纪90年代的哈尔滨工厂车间为影像空间，灰暗的机械厂房、清一色的蓝色工服和黄色安全帽，工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生产零件和机械制造的流水线作业，段启明、张一平等车间干部立志要为工人做事，刘义山等工人充满激情地工作，也有程全等工人想要下海经商，脱去工人外衣。《大江大河》中宋运辉的前半生都是在国有企业度过的，从金州化工厂技术员到东海化工厂厂长，工厂作为一种空间记忆属性将他的情感关系汇聚，与黄师傅的师徒情、与寻建祥和虞山卿等人的工友情、与程开颜的爱情等以及成家后宋运辉居住的工人大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他的个体记忆。与电影强调工厂封闭化概念不同，电视剧的工厂意象空间更贴近于日常化叙事，是工人生存空间的外化，是其集体生活的折射以及师徒关系、工友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群的集合。

工厂意象空间的第二种形态是现代经济的功能性意义建置。后工业文化语境中，消费经济、数字经济等被广泛提及，物质不再仅仅是社会符号的一种再现，而是社会实践生产和文化意义调配的结合。工厂的物质属性不能作为社会生产、城市化发展的简单论调，而是科技化、现代文明以及人文价值的多重指涉。中国艺术文化传统中“入世精神”和“诗化风格”呈现出社会现实和人生价值的关照，成为新时代融合个体生命与社会实践的新形式。电视剧《人世间》中军工厂出身的工人枪械专家杜德海坚决反对卖厂，甚至不惜身绑炸药包来威胁；剧集最后原酱油厂、木材厂等工厂已高楼林立，“光子片”面临拆迁改造，诸多住户大闹政府。植根于新的工业文化土壤，“旧家园”的崩塌不仅代表着个体“怀旧诗”式的记忆流逝，也是现代文明进步、产业经济发展的寓言。“任何‘理解的共同根基’都不可能从‘沉默无声’中油然而生，而只能在某种既存指意行为的共同实践中生成——在这种实践中，物质体被置于特定的处所，并被指派特定的意义。”从冷峻的笔调到温情的时代诗，在工人获取主体意识以及大众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工厂作为意象空间符号开始延展到铁路、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更深层次地体现对时代意义和人文价值的思考。

四、工业共同体表达与精神面相

现实题材的工人群像摹写建置在宏大背景下，人物图景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发生转向，宏大背景与个体命运互视，承绪集体记忆与个体感悟的“交响”，保持对主导文化意义的认同。在工业范式的形态构成上，作为现实题材的一部分，工业类型依托主旋律，承担主流价值传导的政治使命，同时要兼容人类情感的共通和凝聚。张世英在《哲学原理》中提到要将“现在的视域”与“过去的视域”结合为一看问题。以“过去的视域”来看，工业题材剧高产于改革的阵痛期而稀缺于发展的现阶段，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境遇、工人阶级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以及工业文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不应该游离于大众视野，尤其是在主旋律题材创作受政府扶持和市场关怀的当下。以“现在的视域”来看，大数据等媒介生态系统革新，从盲流到农民工再到工匠进而衍生数字劳工，工人从“影像符号”引申到“媒介符号”，媒介对工人群像进行二次书写，对工人的定义愈加宽泛，工人主体地位的提高需要我们树立起保护意识和他者思维，规避媒介消费语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现今的工业题材创作出现了工业思维模式化、剧情设计程式化、人物形象刻板化等问题。因此，《大江大河》《人世间》等剧的热播为工业范式提供镜鉴意义，帮助创作者从横向比较中找到定位，争取早日搭建起属于中国工业题材和工人话语体系的成熟路径。

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工业题材电视剧创作以历史为原点，以人民为坐标，融合以工人家庭、工友关系和工厂空间的血缘共同体及地缘共同体观念，还有意打破社会与个人相对立的关系，形塑个人、社会与国家同频共振、共融共生的家国共同体表达，关照现实与关注个体的价值立意催生观众的共情，使得观众主体性意识与电视剧双向联结，延续工业故事与工匠精神的主体认同，回应家国同构的共同体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