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倾颓之际，总有宗室挺身而出，匡扶社稷。然而东汉末年的宗室人物却一反常态：眼见汉室将亡，这些宗室要么割据一方，以图自立；要么加入曹操麾下，为其鞍前马后，甚至在篡汉过程中出力颇多。刘氏宗亲冷眼旁观，何以至此？

汉末宗室的划分

乱世下的汉末宗室主要分为三方：一是割据势力，主要有幽州牧刘虞、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兖州刺史刘岱、扬州刺史刘繇；二是亲曹势力，主要有刘晔、刘放二人，他们为曹魏初建出力颇多；三是反曹势力，即以刘备为首的抗曹联盟。

不难看出几个特点：

一、出身问题。除刘虞之外，割据势力的汉室宗亲（包括刘备），都是西汉宗室之后。

二、成名伊始。除刘虞之外，割据的汉室宗亲皆以风评、名声而任职。刘表为汉末“八顾”之一，因党锢之祸沉寂多年；“岱、繇皆有隽才”，却也是“幽滞”之士，故董卓拔刘岱、李傕拔刘繇；刘备亦曾显名于中原。

三、日后结局。除刘备之外，其余割据宗室皆以失败告终。

四、两汉之分。割据势力中，刘焉备受重视，其他宗室却遭受打压；亲曹势力中，刘晔发狂忧死，刘放却“功遂身退”。

事实上，这些特点反映出的正是东汉时期的宗室政策。

从打压到利用

宗室、外戚、宦官是古代帝王身边的“关系户”。宗室即帝王血亲，外戚是皇族姻亲，宦官则是帝王近臣，三大“关系户”之间往往互相制衡。但在两汉时期，宗室却鲜有作为，这显然与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有直接关系。

东汉前期的宗室政策，多沿袭自西汉。据《三国志·孙奋传》记载：“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又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

由于东汉前中期对宗室入仕有着颇为严格的限制，导致“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

显然，宗室可以反客为主取代皇权，这才被排除在权力中枢外。因而在汉代，外戚与宦官总是轮番掌权。但这同样对皇权造成了较大威胁。

外戚干政，皇权旁落。前有质帝因一句“跋扈将军”而殒命，后有桓帝初登大统却伏低做小，“不敢谋之”。直到梁太后去世，桓帝这才抓住机会利用宦官压倒外戚梁氏。

影视剧中的曹操形象

悲哀的是，梁氏倒台后，其掌控的政治权力并未被桓帝全部收回，其中多数转移到了宦官手中，朝堂再次陷入动荡。

眼见宦官弄权，清流名士无不愤慨，他们奔走呼喊，以强硬手段打击宦官，如此激烈姿态，引来桓帝反感，由此诞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在此情形之下，桓帝只好重新起用宗室（且多为东汉宗室），用以制衡宦官与外戚。

据相关统计，从桓帝到献帝，宗室任公卿者接近30 例，出任州牧、刺史者亦有十几例。从东汉宗室政策的变化，不难解读出汉末宗室的微妙态度。

平民化与豪族化

东汉建立后，西汉宗室诸王皆降为侯爵，而刘秀近支宗族却得到荫封，封王者屡见不鲜。换言之，这些出身于西汉宗室的远支宗室虽然在经济上并未受到苛待，却失去了向中央靠拢的机会。

几代下来，西汉宗室以及东汉宗室的一些远支大多沦为平民。所谓“汉室后裔”的头衔，并不能为他们增添多少资本。

因此，诸如刘表、刘备、刘虞等人，之所以能割据一方，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名声斐然，受到知名人士的追捧。只有幽州牧刘虞，其父、祖皆为高官，乃桓帝改变宗室政策后的受益者。

刘虞自然有此忠诚，反观其他宗室，缺少中央庇护的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纷纷转为地方豪族。这些人基于“汉室后裔”而产生的忠汉观念，微乎其微。

因此，汉末宗室人物或是割据一方，或是投奔曹操，这些都是他们为本家寻找新出路的一种方式。割据势力大多企图自立，其代表人物刘焉、刘表，一个闻“益州有天子气”，遂令汉中张鲁隔绝通道，当起了“土皇帝”；一个在荆州构建自己的“乌托邦”，还堂而皇之地“郊祀天地，拟斥乘舆”，多行僭越之举。

比较特殊的是刘备，他也属于割据势力，但他的政治立场不同，这也是他能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实际上，包括刘备在内的远支宗室，在中央默许下常年受其他豪族侵犯。因此，平民化的宗室虽也能出任地方官，却无法像其他豪族那样积累起强大实力。故而刘表、刘焉等宗室人物想要割据一方，尚需地方豪族的支持。

刘备亦是如此。但不同的是，他是“反曹势力”中的先锋，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刘备痛斥其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打着“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名义，进行各种政治、军事与社会活动。曹操进魏王，于是刘备打下汉中后，便称汉中王；曹丕僭越称帝，刘备遂紧跟其后，称帝立“汉”。

血统之便利，诸多汉室宗亲都有。但名义之高位，却是刘备独有，这正是他能成功称帝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