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章

(安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至南北朝后期，经典异文再次大量滋生，引起士人强烈不满，《颜氏家训·杂艺篇第十九》云：“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逐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1)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11年，第305页。唐代一统之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正字运动，国子监设有书学博士，《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云：“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馀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礼，督课、试举，如三馆博士之法。”(2)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2014年，第562页。唐代考订经典用字者，主要有颜师古《五经定本》、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完成开成石经的刻立，五经文本渐趋完善。

一、颜师古《五经定本》

颜师古(581—645)，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官拜秘书监、弘文馆学士，两《唐书》皆有传。《新唐书·儒学上》云：“颜师古字籀，其先琅邪临沂人。祖之推，自高齐入周，终隋黄门郎，遂居关中，为京兆万年人。父思鲁，以儒学显。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仁寿中，李纲荐之，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其年弱，谓曰：‘安养，剧县。子何以治之？’师古曰：‘割鸡未用牛刀。’素惊其言大，后果以干治闻。”颜师古《五经定本》成书于公元630-633年，《贞观政要·崇儒学》云：“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3)骈宇骞译注：《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11年，第481页。据《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贞观七年(633)“十一月丁丑，颁新定《五经》”。《旧唐书·颜师古传》云：“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

颜师古《五经定本》由唐太宗颁行天下，故而具有绝对的威权性质，《旧唐书·儒学传序》云：“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但由于作者受制于编撰时限，未能悉审，仓促改订在所难免，故而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时对《五经定本》就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臧庸《毛诗注疏校纂序》云：“孔冲远撰《正义》时，所据有定本、俗本、集注本。今考俗本，乃世俗通行，未经改窜，为最善，孔氏多所从之。定本为唐贞观间奉敕校定之官本，私改甚多，孔所不从，而每称定本为是，斥俗本为非，盖因奉敕删定，不便议官本之失耳。”(4)臧庸：《拜经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29页。

清代学者段玉裁、阮元也都曾指出过颜师古《五经定本》中存在的问题，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于“所以风天下”之下记曰：“考颜师古为太宗定《五经》，谓之定本，非孔颖达等作《正义》之本也。俗本谓当时通行之本，亦非即作《正义》者，兼不专指一本。……定本出于颜师古，见旧新二《唐书·太宗纪》《颜籀传》《封氏闻见记》《贞观政要》等书，段玉裁所考得也。”(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5页。《毛诗注疏校勘记》又于《匏有苦叶》“以衣涉水为厉谓由带以上也”之下记曰：“云‘今定本如此’，是旧本不如此，今无可考。段玉裁云：‘定本出于小颜，恐属臆改。’”(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6页。由于颜师古《五经定本》存在先天性的不足，无力承担起统一经典用字的重任，故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序》云：“自汉以后，转写滋异，莫能枚数。至唐初，而陆氏《释文》、颜氏定本、孔氏《正义》先后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画一。”(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二、张参《五经文字》

张参，乃唐代大历年间“儒学高名”(《旧唐书·郑絪传》)，官至国子司业。《五经文字》撰著的起始时间非常清楚，据张参本序云，该书撰著于大历十年(775)六月至大历十一年(776)六月。是书乃承诏之作，非出张参一人之手，《五经文字序例》云：“参幸承诏旨，得与二三儒者分经钩考，而共决之。……乃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8)张参：《五经文字》，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第2-3页。书成之后，《五经文字》首书于国子监讲堂之屋壁，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云：“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9)刘禹锡：《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97页。开成二年改为石刻，作为开成石经的一部分，附于经文之后。

唐代士子在科举时俗字正字通用的情况非常普遍，加之所习经书文字又有版本之间的差异，为评判优劣得失，考官有时不得不让考生奉上自己所读的经书版本，《封氏闻见记》卷二《石经》云：“初，太宗以经籍多有舛谬，诏颜师古刊定，颁之天下。年代既久，传写不同。开元以来，省司将试举人，皆先纳所习之本；文字差异，辄以习本为定。义或可通，虽与官本不合，上司务于收奖，即放过。”(10)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12页。国子司业张参感叹道：“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一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矣。”(《五经文字序例》)这就是《五经文字》编著的动因。

张参《五经文字》选用《说文》为正字标准，辅以《字林》；参酌石经文字，辅以经典文本及其释文。在正字对象的选择上，有1281条明确标识选自《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尔雅》，其余的字不具体分辨采自哪一部经典(11)刘元春、王平：《“张参”生平及〈五经文字〉流传问题考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99-108页。。

《五经文字》的功用主要为规范文字书写形态和总结用字规律。

1.正形体

《五经文字》虽说以《说文》为正字依据，却并没有明显的保守复古倾向，从其注解中可以看出作者倒是具有一定的文字发展观念。如《五经文字》走部曰：“走，《说文》从夭从止，今依经典相承作‘走’”。又如《五经文字》犬部曰：“犬，今依石经，凡在左者皆作犭。犭音犬。”在小篆中，不管构件“犬”位于合体字的哪个部位，其形体几乎没有差别，而发展到隶书阶段，构件“犬”位于合体字的左边则形变为“犭”，如“犹”“狩”“狡”“犯”等字；“犬”位于合体字的其他部位仍然作“犬”，如“猷”“献”“然”“器”“戾”“默”等。

2.明用字

在经典用字实践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假借。假借属于同字异用现象，李运富先生说：“汉字职能的实现有本用、兼用、借用三种情况。本用为本字记本词，兼用为源本字记派生词，借用为借字记他词。”(12)李运富：《论汉字的记录职能(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56-59页。如《五经文字》木部曰：“柚，柚橘也。又杼柚字，见《诗》。”又曰：“椹，射质也，见《周礼》。《诗》或体以为桑葚字。”又曰：“杠，床前横木。今经典用为旌旗杠。”《五经文字》手部曰：“措，置也。经典多借错字为之。”《五经文字》鸟部曰：“鸩，春秋传以为酖。此字见酉部。”“鸠”本为毒鸟，借用为“酖”，义为用鸠羽所沥的毒酒。又如《五经文字》隹部曰：“雕，鸟名，与鵰同。经典或借用为雕饰字。”“雕”本为鸟名，假借为“雕饰”之义。又如《五经文字》水部曰：“沮，七余反。《诗·风》以为沮洳之沮，即虑反；《小雅》以为遄沮之沮，在吕反。”“沮”本为水名，《说文》水部：“沮水，出汉中房陵，东入江。从水且声。”《诗经·魏风·汾沮洳》：“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毛传》：“沮洳，其渐洳者。”《诗经·小雅·巧言》：“君子如怒，乱庶遄沮。”《毛传》：“遄，疾。沮，止也。”

三、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

唐玄度，字彦升，唐文宗时为翰林待诏，《四库全书·〈九经字样〉提要》云：“《九经字样》一卷，唐开成中翰林待诏唐玄度撰。”据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六《国子监》，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其年十二月，勅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13)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第1162页。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八月，国子监奏，得覆定石经字体官翰林待诏唐元度状。伏准太和七年二月五日勅，覆九经字体者。今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其旧字样，岁月将久，画点参差。传写相承，渐致乖误。今并依字书与较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于《五经样》之末，用证缪误。勅旨，依奏。”(14)王溥：《唐会要》，第1162页。故知《新加九经字样》始成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后来得以刻立于开成石经之后。

《新加九经字样》是为补备张参《五经文字》而编著，规模较小，仅收字421个，《新加九经字样序》云：“大历中，司业张参掇众字之谬，著为定体，号曰《五经文字专典》。学者实有赖焉。臣今参详，颇有条贯。传写岁久，或失旧规。今删补冗漏，一以正之。又于《五经文字》本部之中，采其疑误旧未载者，撰成《新加九经字样》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15)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3页。《新加九经字样》虽非巨著，却意义非凡，是作于文字隶变和讹俗现象考察颇详，创获甚夥，在文字规范方面相较于张参《五经文字》也更具有发展的眼光，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说：“玄度注意了篆楷字体之间的差异，既不完全采用《说文》，也不完全采用俗体，而是从切实可行的原则出发，在楷书中排除不规则的俗体，而取合于六书或有字理可说的隶变字。这种折衷于古今，尊重六书理论而又不违背文字发展规律的原则，使楷体正字地位进一步巩固。”(16)李建国：《汉语规范史略》，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出于文字规范建设的考虑，唐人颜元孙以文字的适用性为标准把文字分为“俗”“通”“正”三种，其《〈干禄字书〉序》云：“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藉帐、文案、劵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17)颜元孙：《干禄字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4页。唐玄度的正字观念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概而言之，被纳入《新加九经字样》正字系统的主要有《说文》正字、经典通用字、隶变字、隶省字、俗字、古字、讹变字等数种。

(1)以《说文》所收字为正字

(2)以经典通用字为正字

(3)以隶变字为正字

(4)以隶省字为正字

(5)以俗字为正字

把俗字与正字对举，并说明此类俗字已经取得通用字的地位。如《新加九经字样》广部：“廱雍，上正下俗。今经典相承‘辟廱’用上字，雍州名用下字。《尔雅》作雝。”又如《新加九经字样》亻部：“躳躬，身也，《说文》云。下俗‘躳’，今经典通用之。”

(6)以古字为正字

《新加九经字样》言部：“谯诮，樵去。二同，今经典相承用下。”考诸《说文》言部，则曰：“诮，古文谯，从肖。《周书》曰：‘亦未敢诮公。’”

(7)采纳讹变字

四、开成石经与经典用字

唐代开成石经的前身是大历十一年(776)书于国子监讲论堂东西厢壁上的五经壁本，张参《五经文字序例》曰：“书于屋壁，虽未如蔡学之精密，石经之坚久，慕古之士，且知所归。”(19)张参：《五经文字》，第2页。唐宪宗元和十三年至十四年(818～819)，由于太学荒毁日久，时任尚书左仆射兼国子祭酒的郑馀庆奏请重修壁经，《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郑馀庆为太子少师，判国子祭酒事。元和十三年十一月，馀庆以太学荒坠日久，生徒不振，遂奏请率文官俸禄，修广两京国子监，时论美之。十四年十二月，馀庆又奏请京见任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外使兼京正员官者，每月所请料钱，请率计每贯抽一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师庙及诸室宇，缮壁经。”(20)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第7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968页。太和年间，五经壁本还曾由土壁改易为木版，此事由国子祭酒齐皞、太常博士韦公肃主持，时任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的刘禹锡为此撰写了《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记》，其文云：

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辨齐鲁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诸生之师心曲学、偏听臆说，咸束之而归于大同。揭揭高悬，积六十岁。崩剥污衊，淟然不鲜。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国学上言，遽赐千万。时祭酒皞实尸之，博士公肃实佐之。国庠重严，过者必式。遂以羡赢，再新壁书。惩前土涂不克以寿，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其平如粉泽而洁滑。背施阴关，使众如一。附离之际，无迹而寻。堂皇靓深，两庑相照。申命国子能通法书者，分章揆日，逊其业而缮写焉。笔削既成，雠校既精。白黑彬斑，了然飞动。以蒙来求，焕若星辰；以敬来趋，肃如神明；以疑来质，决若蓍蔡。由京师而风天下，覃及九译，咸知宗师，非止服逢掖者钻仰而已。……时余为礼部郎。(21)刘禹锡：《刘禹锡集》，第97页。

据考证，刘禹锡任礼部郎中的时间“只能是在太和二——四年之间”(22)路远：《唐国学〈五经壁本〉考——从〈五经壁本〉到〈开成石经〉》，《文博》1997年第2期，第39-42页。，故五经壁本改用木版的时间约为公元828～830年。

木版五经壁本存世时间不长，据《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时任工部侍郎兼充翰林侍讲学士的郑覃于太和四年(830)上奏唐文宗说：“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据《唐会要》卷六十六《国子监》，太和七年(833)创立石壁九经。在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刻立石壁九经之际，“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旧唐书·郑覃传》)。《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郑覃传》亦云：“始，覃以经籍刓缪，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巨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石太学，示万世法。’诏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石经刊刻完毕，末署“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维丁亥”。

唐开成石经的刻立意义非凡，“是对儒家文献以及中国汉字的极为严格而成功的一次标准化”(23)强跃、陈根远：《唐代〈开成石经〉的刊刻与价值》，《文博》2015年第5期，第76-81页。。五代时在冯道的倡议和主持下，主要由国子监牵头负责，从后唐至后周，耗时二十余年，终于把开成石经上的文字雕版印刷成儒家九经范本，后人称之为“旧监本”。此举对于中华学术影响深远，元代农学家王祯《农书》记载道：“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锓梓之法，其本于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24)王祯：《农书》卷22，钦定四库全书本，第24页。黄永年《古籍版本学》说：“用雕版印经以代替石经确是深有益于文教的划时代大事情。”(25)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