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永民 项福正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文化建设和促进农民增收都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整体来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建设能够促进农民获取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新的文化风貌，从而促进增收；农民收入提高之后也会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新的要求，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目前，农村文化建设中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就是农家书屋，其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由于农家书屋建设中需要配备图书、房屋、电脑等硬件设施，所以势必要耗费一定的财政资源，加之部分地区农家书屋的利用效率不高，也引发了一些质疑，甚至被认为是“形象工程”。那么，农家书屋真的仅仅是“形象工程”吗？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农家书屋是否对农民产生了切实且广泛的有益影响。

从图书馆的公益品性质来看，不管图书馆能否提升居民收入，只要能够起到传播文化知识的作用，就不能认为它是“形象工程”。本文认为，农家书屋不仅能够提供知识传播服务，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农民收入，是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黄金书屋”。根据现有文献，农家书屋作为提升乡风文明的文化阵地，可以引导农民自觉读书学习、掌握新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辅助新思想、新理念、新文化在农村地区的传播，最终推动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但是，现有研究普遍忽视了农家书屋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在提升农民收入方面，农家书屋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层面产生作用：在居民个体层面，促使农民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信息获取；在政策层面，促使相关惠农政策落实到农村并辅助基础设施、支农服务发挥更强功效；在治理层面，改进村内政治生态、乡风文明和就业环境。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重点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详细探讨了以农家书屋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框架；第四部分为背景介绍；第五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六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七部分为进一步研究；第八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农家书屋成为国家重点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崔薇等(2021)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农村图书馆70多年的建设发展历程，认为农家书屋的发展是我国各时期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映射，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助力。周媛也等(2018)提出农家书屋在农村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是文化扶贫，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蓄力量，不断改进乡风文明。但是，农村图书馆事业也面临着一些发展困境，比如存在重视程度不够、图书馆管理专业性人才短缺、图书数量和种类偏少、资金投入不足且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冯国权，2013；淳于淼泠 等，2018)。因此，国内学者对于农家书屋应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如何更好地提供文化服务提出了一些建议，其观点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强调图书馆的系统化网络建设，认为应实行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的一体化建设，将农家书屋纳入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通过构建强大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来强化农村文化建设(金武刚，2014)；二是强调进一步提升农家书屋的个体化建设，重点提升镇、村级“图书馆”的建设力度，以适应新的农民需求变化和乡村振兴等政策实施的要求(闫小斌，2020)。

国外对农村社区图书馆的研究起步较早，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有关农村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图书馆的文化功能、经济效应、自身建设等。在农村图书馆的文化功能研究方面，相关研究认为农村图书馆不仅可以在扫除文盲、发展阅读文化、宣传新知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缩小农村地区间信息差距，有些具有特色的图书馆更是农村地区重要的文化标志(Goodman，2008；Samsuddin et al.，2019；Omar et al.，2018)。

部分研究关注到农村图书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其作用方式主要包括如下三类：第一，农村图书馆深入农村内部，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接入、教育书籍以及相关咨询服务，深刻影响了相对分散的农村小规模经济组织(企业、农庄等)，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Dent，2007；Bishop et al.，2016)；第二，农村图书馆管理员是农村地区重要的人力资本，其可以将农村图书馆作为信息集散地，辅助本地的企业、个人和其他社区机构建立更为牢固、互信的关系，从而发展当地经济(Hancks，2012)；第三，农村图书馆的存在能够让农民提高知识水平，培育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较高的图书馆使用频率总是对应着较低的贫困发生率(Meyer，2018)。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农村图书馆所发挥的作用也日趋多元、复杂。首先，农村图书馆有成为社区交流中心的潜质。Knight(2002)研究发现，在美国和加拿大，随着“农村萎缩”即农村人口减少、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和商业服务退出，公共图书馆承担着向社区提供更多服务的任务比如提供互联网访问、社区信息、学习支持、商业代理等服务，并逐渐成为社区居民的交流中心。其次，在相对落后的贫穷国家，农村图书馆日益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资源。Dent et al.(2005)通过对非洲农村社区图书馆的用途和用户主体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村图书馆更多地服务于当地中学以及在校师生，在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丰富学生课堂活动和课外学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农村图书馆日益成为提供乡村医疗教育乃至远程医疗服务的重要场所。Danhoundo et al.(2019)研究指出，在加拿大许多农村社区，获得保健服务是一项重大挑战，为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全面的教育和培训，并为农村图书馆提供必要的资源，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社区医疗卫生知识水平。Deguzman et al.(2020)评估了农村图书馆提供远程医疗支援的技术配备程度，认为农村图书馆可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以实施跨地理和跨领域的远程医疗服务。

相较国外有关农村图书馆的研究而言，国内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之处：第一，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理论分析，缺乏基于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第二，偏重于强调农家书屋的文化功效，忽视其可能存在的经济效应；第三，侧重于讨论农家书屋的直接效应，忽视其可能对其他惠农政策产生的辅助作用。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农家书屋的视角来研究乡村文化建设的经济效应，较好地解决了乡村文化建设较难使用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困境。第二，在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相对完整地研究了农家书屋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不仅丰富了图书馆学、农村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还为强化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第三，证实了农家书屋具有重要的辅助性功能，可以辅助农村基础设施、支农服务更有效地发挥其应有功效，并强调了农家书屋的基础公益品属性，论证了农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三、理论框架

根据前文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可以发现，农家书屋具有宣传上级政策、提供信息传递服务、宣扬新风尚和文化教育等基本功能，主要从个体、政策、治理三个层面促进农民增收，其基本思路见图1。

图1 农家书屋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

如图1所示，在农家书屋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其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途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第一，在个体层面，一方面农家书屋可以提升人力资本，如增强农民技能和知识储备、促使农民重视教育和信息获取等(Samsuddin et al.，2019；Omeluzor et al.，2017)；另一方面农家书屋可以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服务，帮助政府传达优惠政策(Heuertz，2009；Knight，2002；Danhoundo et al.，2019)。这些都可以提高农民非农就业参与率，从而增加收入。第二，在政策层面，农家书屋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宣传和落实政府惠农政策中起到重要作用，还可以通过提供互联网资源、提供辅助远程医疗的设施等途径和其他公共资源共同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带动农民增收(Strover et al.，2020；Deguzman et al.，2020)。第三，在治理层面，农家书屋全方位提升了居民素养，比如通过为村干部提供更多的管理经验、为大学生村官进入农村提供信息基础等提高其治理水平，从而有助于政治生态的改进。另外，农家书屋推动了农村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Dent，2007；Bishop et al.，2016)，通过增强农村社会资本(Hancks，2012)、完善公共服务、提升治安水平，改善农村投资条件以吸引企业入驻、增加居民幸福感，进而实现农村生活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双重优化。

在上述分析中，农家书屋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促进非农就业、农业生产。事实上，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并非农业增产或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主要依赖于非农就业。比如，2012年农民收入增长中有78.5%为非农收入增长(蔡昉 等，2016)；农业农村部对外公布的“十三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显示，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41.6%，是农民收入来源中贡献最大的部分。因此，只要农家书屋能够重点促进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就能保障农家书屋具备明确的增收效应。为此，提出：

假说

1

：

农家书屋建设主要通过提升非农收入来促进农民增收，其途径可表现在个体层面、政策层面和治理层面。

经由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传递信息、提振乡风文明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并最终实现农民增收。由于信息传递服务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更容易发挥出效果，这意味着在偏远封闭的乡村，农家书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农民获取非农收入。已有研究表明，地理位置的偏远不利于政府对乡村的垂直管理(Martinez-Bravo et al.，2017)，外出务工的机会更少(苏毅清 等，2020)，且相对缺乏良好的公共服务(Park，2016)，从而不利于农民增收。为此，本文从农家书屋的作用方式出发，认为在偏远地区比如山区或距离县城较远的农村，农家书屋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会更为显著。为此，提出：

假说

2

：

在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封闭的村庄，农家书屋会更有效地促进农民获取非农收入。

目前，农民的收入主要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务工收入，其二是农业收入。在政府向农村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中，主要包含面向农民生活的农村基础设施和面向农业生产的支农服务(吕微 等，2009)。根据骆永民等(2020)、邓蒙芝等(2011)的研究，拥有实体物质投资的农村基础设施如道路、农村信用社、电力等设施，能够有效促进非农就业从而实现农民增收。对于各类支农服务，比如良种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灌溉、机耕等，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并增加农业收入。一般而言，农村基础设施和各种支农服务在更好的信息流通和人力资本条件下可以发挥出更强的功效。既然农家书屋具有提供信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也自然能够辅助农村基础设施和支农服务发挥出更强的功效。为此，提出：

假说

3

：

农家书屋能够辅助农村基础设施促进非农就业，也能推动相关支农服务(支持农业生产的服务)更好地实现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农家书屋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方式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途径：第一，通过影响人和环境来实现其直接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且这种直接作用会在偏远地区更为明显；第二，通过辅助农村基础设施和支农服务更好地促进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发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四、背景介绍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发生了本质变化，由过去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转变为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张车伟 等，2004；王小华，2019；蔡昉 等，2016)。所以，在研究农民增收的过程中，考察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动十分关键。如果能够证实农家书屋建设有效提升了工资性收入(或非农收入)的比重，则可以证明农家书屋建设的增收效应符合农民增收趋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增收效应。

我国农民收入及其结构在时空尺度上差异十分显著。从时间维度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经历了年际波动加大、由低速向高速增长的过程，其间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发生了逆转；从空间维度来看，高收入、中高收入村庄集中在东部，低收入村庄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且日益向西部集中，农村居民收入基本形成了与东中西相对应的高中低分布。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不同区域农民收入结构的情况，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三年调研(2012、2014、2016年)数据，分四个区域统计了农民收入结构情况，详情见表1。

表1 全国(1)文中的“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各地区农村家庭各类收入情况

如表1所示，从农业收入来看，东北>西部>中部>东部，其中东北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其农业收入远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够弥补工资性收入的不足。而从工资性收入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工资性收入越高，同时总收入也越高，这表明目前农民增收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的增加。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农家书屋建设的基本情况，本文根据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制作了2012、2014、2016年全国及各地区农家书屋配备情况的对比表格。如表2所示，各地区大部分村庄均配备了农家书屋，全国有农家书屋的村庄占比维持在80%左右，说明农家书屋已经成为农村发展中必需的基础设施。仅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农家书屋建设情况最好，有农家书屋的村庄占比高达85.33%，西部和东北地区农家书屋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有农家书屋的村庄占比有所增加，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农家书屋的利用率较高，农家书屋建设也得到了重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则相反，有农家书屋的村庄占比呈下降趋势。这也提醒我们不仅要建设农家书屋，更应采取措施提高农家书屋的利用率和使用价值。

表2 全国各地区农家书屋配备情况

五、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农家书屋能否促进农民增收，本文将农民各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基本回归方程：

Y=α+βlibrary+βX+βX+μ

(1)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家庭总收入(income)、家庭农业收入(fincome)、家庭工资性收入(wage)，核心解释变量为本村是否有农家书屋(library)，X、X分别为家庭因素、村庄因素的控制变量，μ为不可观测的误差项。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农家书屋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在衡量农民收入结构时，各种收入的占比情况是连续变量，但由于某些家庭的收入来源单一，比如只从事农业生产或仅依靠务工挣取收入，这会导致被解释变量在0或1出现聚集，因此适宜采用Tobit模型开展分析，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2)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农业收入占比(fincome_ratio)、非农收入占比(nfincome_ratio)、工资性收入占比(wage_ratio)，其余变量含义同模型(1)。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2014、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该调查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进行，样本分布在29个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124个地级市。问卷包含三个层面的调查信息：个人、家庭和村庄。其中，家庭问卷中详细询问了家庭的总收入和组成总收入的各类收入，为考察农家书屋建设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提供了数据支持。在样本筛选上，首先对家庭、个人和村庄数据库进行匹配，然后进行数据清洗和样本缺失值剔除，最终保留了13250户农村家庭的样本。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选择样本时去除了两类家庭的样本：一是汇款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达到或超过100%的家庭；二是政府转移收入占比达到或超过100%的家庭。此外，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还对被解释变量中的各项比值数据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农家书屋(library)是解释变量，家庭总收入(income)、家庭农业收入(fincome)、家庭工资性收入(wage)是衡量农民收入的被解释变量，农业收入占比(fincome_ratio)、工资性收入占比(wage_ratio)、非农收入占比(nfincome_ratio)是衡量农民收入结构的被解释变量。其中，农业收入占比定义为“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占比定义为“工资性收入/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定义为“(家庭工资收入+汇款收入+家庭离退休金+家庭领取的失业救济金+社会救助金+低保)/家庭总收入”。控制变量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选取：一是家庭特征层面，包括户主年龄(hzage)、户主性别(hzsex)、户主受教育程度(hzedu，1～10等级，等级越高，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户主健康程度(hzhealth，1～5等级，等级越高，说明户主越健康)、教育支出占比(education)；二是村庄特征层面，包括村庄治安状况(security，1～5等级，等级越高，说明村庄治安越差)，村民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harmony，1～5等级，等级越高，说明村民关系越和谐)，村里财政总支出的对数(lnfexpenditure)，村庄是否为乡镇政府所在地(government)。

六、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农业收入占比低于非农收入占比，同时也低于工资性收入占比。从家庭特征控制变量来看，户主的平均年龄偏大(达到51岁)，户主主要为男性，同时其受教育程度偏低。从村庄特征控制变量来看，目前农村的治安状况普遍较好，而且村民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和谐。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4为农家书屋建设对农民收入影响的OLS回归结果和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Tobit回归结果。

表4 农家书屋建设对农民收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表4列(1)～(3)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在回归中统一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并引入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不难发现，农家书屋建设对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虽为负但不显著。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农家书屋的增收效应主要表现于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表4列(4)～(6)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农业收入占比、非农收入占比、工资性收入占比。结果显示，农家书屋建设对农业收入占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非农收入占比和工资性收入占比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家书屋对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回归系数(2.010)占到对非农收入占比回归系数(2.562)的78%。这表明，农家书屋对非农收入的促进作用主要来自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侧面证实了列(1)～(3)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家庭会更加重视教育和自我提升，因此会更为频繁地使用农家书屋来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要求地方政府提供农家书屋服务，以提升个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也就是说，收入水平也可能促进农家书屋这一公共品的供给，即两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影响农家书屋建设和农民收入及其结构的遗漏变量，进而引起内生性偏差。因此，有必要借助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村庄是否有路灯(streetlight)作为农家书屋的工具变量，原因主要在于：第一，CLDS的问卷中设计了村庄是否有路灯的问题，并且是属于访问员自填项，数据准确度很高，不存在“测量误差”问题；第二，村庄路灯一般属于统一规划供给的公共品，与村内农民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结构没有明确关联，具有较强的外生性；第三，路灯在公共品供给优先序中属于比较靠后的品种，往往在其他更加基础的基础设施得到满足后才加以建设(骆永民 等，2020)。作为农村文化设施的农家书屋，其供给位次通常也处于生产生活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与村内路灯建设存在明显关联。因此，村庄是否有路灯变量既与农家书屋高度相关，又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

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ivtobit模型对内生性问题加以处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农家书屋显著正相关。列(2)、(3)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将是否有路灯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对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进行回归。列(4)～(6)使用ivtobit模型，将是否有路灯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对农业收入占比、非农收入占比和工资性收入占比进行回归。结果显示，DWH(Durbin-Wu-Hausman)检验拒绝了农家书屋建设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第一阶段的F值为60.82，工具变量的t值为14.49，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能够看出农家书屋仍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同时重点增加了务工收入。相应地，从列(4)～(6)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农家书屋会提升非农收入占比和工资性收入占比、降低农业收入占比。

表5 农家书屋对农民收入及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工具变量法

(续表5)

(四)稳健性检验

1.逐步引入控制变量

考虑到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较多，既有家庭特征层面的，又有村庄特征层面的，同时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可能导致变量间出现交互作用，进而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为此，采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6。其中，列(1)、(4)、(7)是没有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5)、(8)增加了家庭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列(3)、(6)、(9)进一步增加了村庄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由列(1)～(9)可知，library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6 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续表6)

2.剔除特殊值

一方面，考虑到农家书屋建设对高龄户主的意义不大，在此剔除65岁以上的户主样本后再进行回归，结果见表7列(1)、(3)、(5)。另一方面，鉴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市，其农村微观数据缺乏代表性和可靠性，故剔除上述4市的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列(2)、(4)、(6)所示。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农家书屋建设依然对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以及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说1得到证实。

表7 剔除特殊值后的回归结果

七、进一步研究

(一)作用机制检验

结合前文的分析，在个体层面上，农家书屋可以增强农民人力资本，帮助农民获取培训、就业信息，提升农民非农就业参与率；政策层面上，农家书屋可以促进其他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辅助相关设施和服务实现更佳效果，进而促进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治理层面上，农家书屋可以通过提升干部治理水平、增加居民幸福感以及吸引企业落户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就业环境。但实际上，理论分析中农家书屋促进农民增收的很多途径并没有适宜的数据支撑，为此只能采用次优的方案，以存在具体数据的相关变量来描述可能的影响途径。结合现有的计量分析方法可知，政策层面的影响体现为辅助功能，表现为调节效应，个体层面和治理层面的影响表现为中间作用机制效应。在个体层面，选择家庭教育支出占比(education)、家中书籍数量(book)、家庭过去一年使用计算机上网所花费的网费对数(internet_fee)三个变量衡量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程度、互联网使用情况。在治理层面，选取本村的治安状况(security，1～5等级，1表示很好)、受访者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感(happiness，1～5级，5表示非常幸福)及本村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数量(enterprise)衡量村干部治理水平、生活环境及就业环境情况。在上述变量中，因为农村拥有计算机的家庭较少，家庭上网费用的数据大多为缺漏值，所以样本量较小。

表8汇报了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其中，列(1)～(3)的结果显示，农家书屋建设可以显著增加家庭的教育支出比重(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以及家庭上网费用支出(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农家书屋建设对书籍数量的影响虽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表明家庭对于教育和信息获取的重视程度提升，有助于其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技术、农产品需求和务工需求等相关信息，从而更高效地利用自身资源获取更高收入。由此，个体层面的影响机制得到证实。列(4)、(5)、(6)的回归结果显示，农家书屋建设可以改进农村治安状况、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吸引企业入驻，这意味着农村的治理水平、生活环境和就业环境可以得到改善。当一个村庄拥有企业入驻时，其居民便更容易获取直接的务工机会，甚至可以兼顾务工和务农，收入自然会更高。而当一个村庄更为安全、居民幸福感较高时，乡风文明得以提升，获取更高的收入水平的积极性和机会也越大。由此，治理层面的影响机制也得到了证实。

表8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二)异质性分析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相对封闭的村庄更容易从农家书屋建设中获益。并且，前文已经证实农家书屋主要通过提升非农收入来实现农民增收，因此这里的“收益”可以使用非农收入占比来衡量。根据CLDS所提供的数据，本文选择地势(terrain)和到县城的距离(distance)衡量村庄的偏远封闭情况。其中，将平原地区的地势赋值1，丘陵地区赋值2，山区地带赋值3，即地势越高，数值越大，其封闭性也相对越强。由表9列(1)、(2)可知，农家书屋与地势交互项(library×terrain)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地势越高，即村庄越封闭，农家书屋建设对非农收入占比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由表9列(3)、(4)可知，农家书屋与本村到县城距离交互项(library×distance)的回归系数为0.080和0.093，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村庄距离县城越远，农家书屋对非农收入占比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综上分析可知，在相对封闭的山区或距离县城较远的偏远地区，农家书屋提升非农收入占比的作用更加显著。而地理位置处于劣势的村庄往往其居民收入水平也偏低，所以农家书屋还具有重要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也意味着越是不发达、地理条件越差的村庄，越需要建设农家书屋。由此，假说2得以证明。

表9 农家书屋对于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三)拓展性分析

1.乡村基础设施和农家书屋对务工收入的共同作用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农家书屋可以和农村基础设施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农民的务工收入。为此，引入农村基础设施与农家书屋的交互项，以工资性收入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0。

表10 农家书屋、乡村基础设施和工资性收入

表10列(1)～(4)分别纳入了农家书屋与本村是否有信用社(credit-union，有是1，没有是0)、是否有卫生室(clinic，有是1，没有是0)、是否有公交站(station，有是1，没有是0)以及是否通路(road，有是1，没有是0)的交互项。结果表明，农村信用社和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和公交站)能够和农家书屋共同促进农民增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信用社是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基础部门，承担了大部分的农村资金供应，同时也为农民提供小规模贷款和资金存储服务，大大密切了外出务工农民和留守亲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推动了农民非农就业和创业；农村的公路和公交站建设不仅便利了农民的日常出行，也为农民外出务工和返乡探望提供了很大便利(骆永民 等，2020)。即农家书屋提供的相关服务能够“放大”信用社和交通设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

2.支农服务和农家书屋建设对农业生产的共同作用

为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均采取多种措施为农民提供各类农业生产服务。农家书屋作为农村信息交流的中心，能够帮助政府传达相关政策，促进支农服务发挥更强功效。CLDS的问卷中设有“本村是否可以享受到以下支农/惠农(支持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致富)服务？”的问题，其中包含是否实行统一灌溉排水(irrigation_dra，1表示是，0表示否)，是否提供机耕服务(tractor_plough，1表示是，0表示否)，是否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tech_train，1表示是，0表示否)，是否提供种植规划服务(planting_plan，1表示是，0表示否)4个问题。表11报告了支农服务与农家书屋对农业收入共同作用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各交互项(library×irrigation_dra、library×tractor_plough、library×tech_train、library×planting_plan)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灌溉排水、机耕、农业技术培训、种植规划等支农服务在农家书屋的辅助下能够更好地促进农业收入增加。

表11 农家书屋、支农服务与农业收入

综合表10和表11的结论可知，本文假说3得证。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以及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高涨。本文认为，以农家书屋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建设不仅能够满足农民日常文化生活需求，还能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农民增收。在系统论证农家书屋如何影响农民增收之后，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家书屋对农民收入以及结构的影响，得出若干重要结论：第一，农家书屋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且主要是通过促进非农收入增加来实现；第二，机制分析发现，农家书屋可以增强个体对教育的投入、增进互联网使用、改进乡村治安状况、提升居民幸福感、吸引企业入驻，最终实现其增收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地理位置处于相对劣势的村庄，比如地处山区或距离县城较远，农家书屋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农家书屋具有重要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第四，农家书屋能够辅助交通、金融等农村基础设施更好地实现促进非农就业的作用，同时还能辅助灌溉排水、机耕、种植规划、农业技术培训这些支农服务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乡村文化建设，打通乡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通道。一方面，积极排查仍缺乏农家书屋的村庄，优先向这些村庄提供建设资金，实现农家书屋在农村的全面普及；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现有农家书屋的相关设施和服务，充实农家书屋的图书数量，提高农家书屋的利用效率。第二，积极引导财政和社会资源向偏远村庄倾斜。对于相对偏僻的村庄而言，其受到收入水平低下和生活环境封闭的双重约束，更加迫切地需要公共文化服务。为此，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优先向这些村庄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和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乡村文化建设的功效。第三，努力挖掘农家书屋和其他惠农政策之间配合作用的潜力，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民收入提升。比如，让农家书屋成为农业生产技术的培训基地，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生产技术和种植规划服务，同时提供对应的图书和信息咨询服务，增加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效阻断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