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讲好中国故事”是出版传媒行业在新时期的重要工作。文章以著名文摘期刊《读者》杂志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重大出版任务中的实践路径，详细梳理《读者》在主题性出版上的选文标准，分析《读者》以故事性、传统性和深度性作为杂志选文标准的意义；重点阐述《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五个维度，介绍《读者》在国家叙事上全面性和独特性并存的特点；指出《读者》在中国故事体系建构中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概述《读者》在融媒体时代弘扬主旋律的工作。文章通过研究《读者》的叙事逻辑，指出《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与其他主题出版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很好地结合了传统性和现代性，坚持富有人文传统的故事叙事模式。

关键词：《读者》；“讲好中国故事”；选文标准；构建维度；价值和意义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6-0123-03

《读者》是一本家喻户晓的文摘杂志，自1981年创刊以来，历经41年的发展，获得巨大的成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读者》创刊以来，故事性和情感性便是它的两大标签，而这两个鲜明的特征，被统摄于《读者》的人文关怀之下。所以，《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上，有独特的优势。

一、《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选文标准

《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最大特色，在于其鲜明的叙事风格。《读者》的底色带有深厚的人文关怀，正是由于人文性，使《读者》在叙事上不是呐喊式的，而是温情的、迂回的，它善于以小见大，用故事和情感的力量感染人。在办刊实践中，有关讲好中国故事，《读者》形成了三个选文标准。

（一）可读性

《读者》执行主编张涛说：“好故事永远是刊物的利器，强调故事性能够极大增强刊物的可读性。”[1]所以，《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条，就是强调文章的内容有情节、有画面感，而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讲有血有肉的故事，让人物形象立得住，是《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一项基本要求。

《读者》在2017年第1期刊登的《耶鲁村官秦玥飞》，就是《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注重故事性的代表性文章。《耶鲁村官秦玥飞》一文，没有将秦玥飞这一服务农村的归国留学生脸谱化，而是翔实地记录了秦玥飞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内心的困惑，这使整篇文章十分有现实感，而且引人入胜。这类文章温情、平实，有故事情节，可读性强，能以形动人，让中国故事不再板着面孔说话，不再高高在上。所以，一篇文章是否具有可读性，是《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一个基本标志。

（二）传统性

《读者》是一本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文摘类杂志，从创刊之初，《读者》就是一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杂志。

《读者》这种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首先体现在它的“民本”思想中。《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所以，在先秦时代，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思想就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生根。在当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读者》的文化基因，继承了古代“民为本”的思想，又将党的要求内化为自身的文化气质。所以，《读者》讲好中国故事，在注重宏大叙事的同时，还十分关心普通人的命运。《读者》善于从小切口进入，从微观层面观察，讲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冷暖人生，将个人命运和时代发展结合起来。人们读之，往往能从文章的主人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强烈的共情，更能从个人命运的变迁中，看到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这样的讲述方式，接地气、不空泛，在传播正能量中，形成了独特的《读者》叙事模式。

《讀者》是守正的，隽永、高雅的文风和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底色相结合，是它鲜明的气质。《读者》在新时期，提炼出新的口号——在这里，展现中华风度。这一新的口号，展现了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家国天下”情怀，也是《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追求的境界。

（三）深度性

讲好中国故事，不能只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要通过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文化的内在气韵，展现中华文明中“道”“义”等概念。所以，《读者》在选择讲好中国故事的文章时，并不是机械地完成宣传任务，而是利用纸媒的优势，在“深”字上做文章。这里的“深”，是指《读者》并不过于注重某个人物、某个事件在当时是否能立即被发掘，而是在沉淀中展现故事人物耀眼的品质，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中彰显人物或者故事所散发的魅力，达到文以载道的目的，进而实现“以道化人”的宗旨。在稿件的选择上，《读者》力图去掉新闻报道类文章的干涩感，不断挖掘生动的细节，避免长篇大论的说教，希望通过细节引发读者的深度情感共鸣。

《读者》在2018年第5期刊登的《交大西迁》，用大量真实、生动的细节，记叙了60多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的师生，从上海迁至西安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再现了一代代学者、学生浓烈的爱国之情。类似文章还有《特楼芳华》，以北京中关村一栋供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的建筑为线索，为钱学森、郭永怀、李佩、汪德昭等学者画像，再现了他们的风骨；《钟扬：种子的意义》，通过对复旦大学援藏学者钟扬学术和生活的描摹，让读者看到一个勇敢的共产党员和当代学人的忘我精神；《老骥伏枥马识途》，多角度地刻画了老革命家马识途的形象，让读者看到一个107岁的共产党员奋斗不止的光辉一生。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因此，《读者》在讲中国故事上绝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深度挖掘细节，入情入理，以达到成风化人的目的。

二、《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五个维度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2]。《读者》将自身的发展与党的宣传工作结合起来，从这五个方面入手，力争讲好中国故事。

（一）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

赵永华和孟林山认为，国际受众对中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而对中国的当代文化、社会发展比较陌生，甚至误读误解。讲好中国故事，既要讲过去的故事，也要讲今天发生的故事[3]。所以，《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第一个维度，就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讲当代的故事。《读者》提高政治站位，开辟《我和我的祖国》《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等专栏，编辑出版了《读者·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刊》《读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等增刊。在选文上，刊登了大量功勋人物、脊梁式人物，如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核潜艇设计专家黄旭华、因扶贫工作而牺牲的驻村干部黄文秀等。这些文章刊出之后，产生了强烈反响，《读者》用自己的方式，以通俗易懂、真实感人的故事，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讲好中国梦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读者》作为一本大众类文摘期刊，十分注重自己的平民属性。发掘普通人的梦想，展示富有烟火气息的文艺风貌，是《读者》一贯的追求。《读者》2021年第5期刊登的《不凡之年的青春答卷》，就是一篇能反映“中国梦”的文章。汪勇原本只是武汉一名普通的快递小哥，但在2020年初疫情暴发时，从接送医护到筹措物资，他为抗疫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普通人的中国梦，他们平凡，但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藏于血脉之中，时刻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读者》将他们的事迹彰显出来，也是与亿万民众实现中国梦的理想而共振。

（三）讲好中国人的故事

中国人是生长在中国文化中的，因此讲好中国人的故事，就要注重弘扬中国人背后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特别注重文艺的力量和作用[4]。《读者》是综合类刊物，但从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本文艺、文学杂志，通过经典文学作品，塑造了很多令人难忘的形象。这些文学作品，在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塑造中国人的形象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使《读者》在宣扬主旋律、正能量方面，有别于其他新闻纪实类的媒体。刊登于《读者》2021年第18期的朱山坡的短篇小说《萨赫勒荒原》，便是一篇讲好中国人故事的好文章。文章围绕中国援非医疗队展开，塑造了以天津外科医生老郭为代表的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光辉形象，描写了非洲当地人民对中国医生的深厚感情。小说意境雄浑壮美，叙事曲折生动，读完之后，老郭、萨哈、萨哈母亲等人的形象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谱写了一曲中非人民的友谊之歌，可以说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四）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

新时期，媒体在以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时，不能一味地以古代文明之美作为出发点，而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新思想，要将传统文化和今天的中国结合起来。《读者》历来重视传统文化，但《读者》更重视与时俱进，探索一条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新型媒体之路。比如刊登于《读者》2019年第2期的《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就十分出色地融合了古典记忆与现代情感。文章作者潘向黎将杜甫的诗和自己父亲的一生联系起来，通过古典文化，引起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共鸣，将古今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深沉的家国情怀表现了出来。所以，《读者》通过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充分体现了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融合。

（五）讲好和平发展的故事

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叙事，对外展现国家的形象。《读者》在这方面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读者》的基调是温和的，叙事是平实的，情感是恳切的，交流是平等的，这些都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阅读《读者》就是在和朋友聊天的感觉，《读者》也成为很多人的情感载体。刊登于《读者》2020年第3期的《心锚》，就是一篇从小角度、小人物切入的国家叙事的典范文章。南非出租车司机20多年来都在寻找一首中文歌曲，遇到中国乘客就会哼起曲调。直到一天，两名来自中国台湾的青年告诉他，他哼的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名南非司机激动得流下眼泪，因为这首歌是他母亲的最爱，也是他思念母亲的一种寄托。《读者》这种温情的国家叙事方式，正是它独具特色的“软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对展现中国人的精神内涵，是十分有益的。

三、《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和意义

（一）独特的叙事价值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语境上，既有民间语境又有官方语境，而《读者》以其独特的定位，可以作为民间语境和官方语境之间的桥梁。相对于民间表达来说，它是严谨的、专业的；和官方传播话语相比，它又亲和力十足，富有大众气息。《读者》以其巨大的品牌影响力，多年来潜心耕耘的，就是实现将杂志的主题和内容与党对讲好中国故事的要求结合起来。陈先红和宋发枝认为，讲好中国故事，在内容维度上要聚焦于大叙事—中叙事—小叙事三个层次，分别讲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繁荣富强的故事、中国城市和乡村发展以及中国人在各行各业创新的故事、中国老百姓各个年龄层次美好生活的故事[5]。《读者》既可以站在较高的层面上，以主旋律宣传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实践；也可以拉起老百姓的手，以知心朋友的身份，为大家讲一些喜闻乐见但又充满真善美精神的故事。所以，《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是立体的、多元的，这种多层次、多视角的叙事方式，为有情感、有力度地传递中国声音，起到了坚实的保障作用。

（二）融媒体时代的“《读者》声音”

随着技术的发展，《读者》传播的方式不限于纸媒，而是多点开花，在诸多新媒体领域皆有布局。与之相应的是，《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也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在传播形式上逐渐多样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19年4月，《读者》入驻“学习强国”平台，截至2021年12月，订阅人数已超过4300万。此外，“读者”微信公众号、“读者”抖音号、喜马拉雅平台“读者”账号、今日头条“读者”头条号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大大增强了《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影响力。同时，在融媒体时代，《读者》的传播模式日益扁平化和分众化，这也使《读者》的“中国好故事”能够更方便、准确地传播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但是，在融媒体时代，无论其传播的方式和内容与纸媒《读者》有何种不同，但它们秉承的依然是《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它们的精神内核脱胎于《读者》杂志。

四、结语

《读者》在讲好中国故事中，无论从选文标准，还是构建维度，都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承担自己的文化使命。《读者》能在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其根本不在于杂志本身，而是由于中国有故事可讲，有故事要讲，有故事应该讲，有故事值得讲。《读者》应做的，就是找准自己在出版战线上的位置，利用好自己的优势，既能“陈情”，也能“说理”，在全社会一起来讲中国故事的大格局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张涛.人文理念下的中国叙事：《读者》这样讲中国故事[J].出版广角，2020（7）：46.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11.

[3] 赵永华，孟林山.叙事范式理论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分析[J].对外传播，2018（8）：44.

[4] 刘亚琼.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五个论断[J].党的文献，2019（2）：20.

[5] 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J].现代传播，2020（1）：42.

作者簡介？南衡山，历史学硕士，编辑，研究方向：纸媒的编辑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