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想象对城市建设有着重要影响。雄安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作为特殊的个案，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文章以视觉修辞和城市意象等相关理论为研究方法，从视觉修辞中的隐喻入手，以并置结构中的深圳特区、浦东新区为参考，展开对雄安新区规划层面的想象研究。同时，从电子空间及其文化变迁给个体想象带来的影响出发，揭示想象在个体层面的流动性质。在视觉规训共享中，文章提出以象征性节点、公共空间的连通以及多种形式的沟通为途径，形成多种想象共生性的存在，影响城市建设和发展。总的来说，以想象多元、文化流动、文化共生三个方面揭示雄安新区城市想象的内在机制，为实现城市想象的共生融合和推动城市形象和谐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雄安新区；城市想象；视觉修辞；多元；流动；共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16-0054-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河北省教育厅项目“视觉修辞视角下雄安新区的城市想象”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Q181151

雄安新区自发布设立的消息已过去五年，从百度指数来看，雄安新区的搜索热度渐渐平稳，但是对雄安新区的想象从消息公布之日起一直没有停息。“城市不单单是物质或生活空间，还是想象和再现的空间。什么样的想象构造什么样的城市。”[1]在某种意义上，大众的城市想象在相互博弈中影响着城市理念、决定着城市的形象。城市不仅构建于想象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城市本身就是产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地方，想象和城市以无数种方式相互交织构成，影响城市在人们脑海中的主观形象，甚至影响城市的实际规划。

一、雄安新区城市想象呈现多元化特点

（一）想象主体多元

从主体层面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国家层面；二是当地原住居民；三是即将进入的“外来人员”，也是第一批迁入市民；四是外围人员。各层面主体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对政策、制度、信息等把握程度不同，与自身的利益相关度不同，想象也有所区别。

（二）想象内容多元

涉及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从大的规划到细节设计，从空间建设到日常生活管理。国家层面偏向整体规划式的想象，在功能定位（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目标定位（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和意义定位（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上均给出了不同以往城市的定位，以规划的形式对雄安新区的想象进行了呈现。

原住居民的想象主要围绕自身利益进行，对未来呈现出期待与担忧并存的复杂情感。在雄安建设初期的调研日志显示：

“以后我们就不是农民了，我们这儿比北京还要好”，“我们这里是特区，和那深圳、上海一样”，“年轻人就留在我们这儿吧，以后肯定发展得好，可以挣大钱”。

对于长期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年人来说（如服装加工厂），未来的生存方式（经济来源）也是他们最为担心的，不懂技术，学习热情下降，失去长此以往的家庭收入支柱。

（三）想象形式多元

国家层面主要通过实地建设、政策发布、解读、评论、新闻传递等形式，借助媒体平台的力量进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最大；占有一定社会资源或代表某一行业的社会层面，通过内部互通消息，在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发言、评价进行想象，因存在一定范围的相互影响，对城市形象的影响不容小觑；大众层面主要通过个人想象或者相互间内部的交流进行，是经过各种渠道或形式的影响后形成的个体想象，也是城市想象的最终落脚点。

二、视觉修辞与城市影响

（一）视觉修辞与视觉隐喻

城市想象与真实空間、媒体空间的视觉修辞密切相关。

视觉修辞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罗兰·巴特提出，他认为讯息可划分为语言性讯息、非代码图示性讯息和代码图示性讯息。语言性讯息主要指文字说明；非代码图示性讯息是通过图片能够对他们进行识认；代码图示性讯息指的是含蓄意指，也就是图像背后的文化，这正是视觉修辞关注的重点。

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视觉修辞成为一个显性的研究领域。在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体系中，视觉隐喻是图像修辞实践中常见的修辞语言，混合、替代、并置等是常用的基本结构。修辞方式包括联系、相似、相反等。从视觉的基本结构和修辞格对视觉形象进行分析，有助于对城市想象过程的理解。

（二）城市有关的视觉元素

似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一个由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其物质形态可归纳为路径、边界、区域、节点和地标[2]。这些元素又可细分为线条、颜色、形状、空间、形式、质地等，通过视觉结构和视觉修辞的方式，进入眼睛，在心物同构的心理过程中隐喻得以产生，产生某种含蓄意指，比如对不同的建筑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

随着技术的发展，传播超越了再现模式，进入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现实，真实与非真实变得界限模糊。伴随着数字平台的崛起、用户生产内容等各种因素将视觉修辞推向更为丰富的层面，视觉隐喻表现得更为活跃和难以把握，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我们城市想象的模样。

（三）并置结构中深圳特区与上海浦东新区的影响

国家发布的政策中，可以看到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在同一个层面和高度，处在一种并置结构中，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都属于中国特色的“制度型城市化”，因此深圳和上海浦东的当前形象会影响到对雄安新区的想象。

深圳特区在1980年批准建设，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当时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承载着民众对改革开放特区城市的想象。“深圳速度”将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新兴现代化城市，带动了珠三角经济的发展。深圳带给我们的城市想象伴随着发展中的口号而存在，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等，传递出特有的深圳精神[3]。

20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在开发之初就确立了“坚持遵循高起点、宽领域、全方位开放”思路，通过综合改革发展，浦东新区“建成了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创造了上一个30年的人间奇迹”[4]，带动了整个长三角经济的发展。浦东新区的城市想象与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紧密相连。

深圳、浦东新区的发展，尤其是在媒体采用多种视觉修辞方式的报道中所展示的城市视觉意象，激发了雄安新区的城市想象。视觉意象所延伸出来关于大城市的隐喻，激发了人们关于城市化和大都市的想象：雄安新区的城市化将怎样进行，如何从农村跃为国际大都市？

但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建设在功能定位、历史时期、目标任务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强力推动下，雄安新区的建设保持了自身特色的想象。根据中央精神，雄安新区不再唯经济论，而是要“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5]，高科技、绿色、智慧、标杆、典范成为雄安新区城市建设的关键词，成为人们想象的基点。

三、流动体验下的城市想象

（一）“E托邦”流动体验下的隐喻解读

无处不在的电子通信以及用户即时交流构成了城市体验的新路径，进入比尔·米特切尔所称的“E托邦”时代。这是一种新的城市形态，我们在其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停地利用在线信息系统互动，并将越来越普及为无线模式[6]。雄安新区要建绿色智慧新城，离不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可以想象，雄安今后的发展将更加强调数据的管理和流动，“E托邦”体验将更加频繁和丰富。

手机已成为人们交流信息的常用工具，手机“E托邦”里，置换与各种象征联系变得更加容易。视觉含蓄意指的隐喻修辞产生了两种结果：一种是同隐喻性，即受喻者与施喻者对隐喻意义的理解相同；还有一种是异隐喻性，即双方存在理解的偏差。其实相当于霍尔的三种解读方式，同隐喻相当于主导—霸权式解读，异隐喻的两种形式包括可协调的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同时根据选择性接触理论，受众对那些与自己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更加偏向，而对对立或冲突的内容则容易选择回避。由此，在个体预设背景下，个体的城市想象形成个人气质的存在，产生向往或焦虑的复杂心态。

（二）自我实现与“文化堕距”的焦虑

西美尔认为，将城市视作过度刺激和情感溢满之地的观点，已被城市是令人激动、充满活力的想象取代，在那里，人们崇尚并进一步创造物质上的满足与精神上的快乐[1]。城市是富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地方，同时承载着人的某种情感或意识。

原住居民的解读有期待，也有焦虑。从农民到大都市市民的身份巨变，会对心理上造成影响。根据规划，雄安新区将建成创新发展示范区，与最新的发展理念、最新的科学技术相连接，再加上大量人口的迁入，对原住居民而言，没有可以相对等的能力或技术，面对巨大的社会差异，对未来如何融入这个城市、自己将处于怎样的位置表现出极大的焦虑。

农村向城市转型的突变，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剧烈改变，必然引发典型的文化惰距现象，而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性，必然导致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的发生[7]。当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速度不一致，或者非物质文化内部各个部分变迁的速度不一致时，就会产生文化堕距，导致文化失调，甚至引发冲突。雄安新区原住居民的乡土文化与即将崛起的大都市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当原住居民的原有观念或文化跟不上建设的节奏时，焦虑、冲突就会发生，对抗性解读比例就会增大。因此，在追求发展速度的同时需要考虑到文化惰距的存在，采取多种措施减小，缓解文化变迁带来的影响。

四、共生：雄安新区城市想象的多元统一

共生是不同事物之间共同存在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提倡共同发展的理念。雄安的城市想象在视觉修辞的浸润下最终将呈现出多元共存、协调统一的状态。

（一）政策与集体想象的规训

所有城市政策都和想象有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决策必然涉及想象力的飞跃和更好行事方式的愿景。政策通过落实和确定演变为一种集体想象或集体意识。城市是权力得到认可、协商和共享之处，也是将框架落实到位以使之实现之处。我国城市化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化推进了从想象到政策的落实，共同的愿景目标、整体的实践行动反过来又增强了集体想象。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定位必将促使优质资源快速流入雄安，雄安在变革中将想象变为现实的影响。

集体想象对个人想象产生重大影响，如同沉默的螺旋理论，个人想象如果与集体想象一致，就会积极表达出来，而不一致的就会保持沉默。这也符合从众心理，自己的意见和行为会向群体靠拢，如果不一致，则会导致紧张感，促使与群体趋向一致。这样集体想象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多元想象中的内核同质性增强，共生基础形成。

（二）城市空间中视觉修辞的共享

当代著名的城市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在意义和表达共存与多源性的网络社会，对新的城市文明而言，关键的挑战是恢复沟通，并提出了三种沟通草案：第一种是沟通的物质性草案，即象征性节点；第二种是公共空间的社会互动模式；第三种是电子沟通和面对面沟通新的混合，作为新的交往性类型[6]。以此为参考，雄安新区共生城市的想象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建设象征性节点。通过象征性节点的标记，城市与文化或意义产生关联。通过具象元素的含蓄意指功能，使这一元素成为象征物。雄安新区的象征性节点既可以是物质的，如某种图标，也可以是文化的，如白洋淀的红色革命传统。

第二，打造好公共空间的社会沟通装置，人们即使没有彼此交谈，也能共享这个城市。例如车站、机场，也可以是广场或者市民服务中心。通过共享同样的社会装置，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这个被称为“个体化大都市里公共空间的交往性”中，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一种平等的沟通和共存。

第三，发挥电子沟通和面对面沟通各自的优势，促进二者混合和有效衔接，增强沟通效果。虽然随着电子沟通的发展，在修辞效果的把握上更加困难，城市想象在流动的基础上更加多元，但同时，因为信息流通的加速，信息的传递速度和接收平台的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多元想象的共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

五、结语

城市形成于对想象的表现以及城市建设的话语实践，城市想象对真实城市的规划建设有重要的规划和引导作用。城市的发展存在于两个维度，一个是真实维度，一个是想象维度，想象维度也即人们对城市形象的感知和期待，对城市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在视觉修辞的隐喻下，雄安新区的城市想象刚起步便呈现出复杂性和异质性，多元想象交融，向往与焦虑并存，在具有我国特色的制度型城市化的进程中，雄安新区要建设成标杆工程，在无现成经验可借鉴的背景下，城市想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加里·布里奇，索菲·沃森.城市概论[M].陈剑峰，袁胜育，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7-8.

[2]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35-36.

[3] 王京生.改革创新：深圳精神的根与魂[J].求是，2012（1）：54-55.

[4] 杜晨薇，浦东.引领区的速度、锐度与广度[N].解放日报，2022-02-19（001）.

[5] 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EB/OL].中国雄安官网，http：//www.xiongan.gov.cn/2017-04/01/c_129769132. htm，2017-04-01.

[6] 曼纽尔·卡斯特尔文，叶涯剑.地方与全球：网络社会里的城市[M]//孙逊，剑龙.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0：11-12.

[7] 张鸿雁.中国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城市問题，2010（12）：3.

作者简介 苏敏，博士在读，讲师，研究方向：传播理论、城市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