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立明

“老院距今有一百多年了”，父亲几十年前就这样说过，至于多多少不知道，我也没问过曾经活着的祖父。可不管怎样，老院先后经过曾祖父、祖父、父亲，现在归了我。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有义务对它进行维护，让它活得更久。即便哪天真的消失，通过文字记录也能为后人留个记忆。

关于老院的既往，我大都是后来听父亲讲的。

父亲说他祖上应该比较富裕，老院后面那片空地原本是个院落，归大曾祖父所有。就是在那个院子里，父亲说大概是在清光绪三年（1877 年）吧，因饥荒严重，时不时还能听闻人吃人的情况。我家的祖先当时是卖馍、卖包子的，所以卖馍时只敢在大门上开个小洞，一手交钱，一手给馍，进行交易。

父亲说他三岁（1940 年）左右时，日本鬼子入侵，他的祖父领着其他家人躲到了北山里，家里只剩了他和他的祖母。日本人端着枪挺着明晃晃的刺刀指着他祖母叽哩哇啦要人要粮，他祖母很厉害，不管对方说啥，反正挺直了身子伸直了脖子就一句话：“啥都没有，要命有一条！”父亲则揪着祖母的袄襟，躲在身后吓得哭都不敢哭。老院大门上两处嵌着木楔子的地方，父亲说那是两个枪眼儿，至于鬼子为什么开枪，父亲不记得了，幸好那天没出人命。

我家的老院在村东头的第一个胡同里。胡同口有座牛王庙，先后被用来作私塾和生产队的库房，也是我们儿时的游戏场。牛王庙门前有一眼水井，水质甘甜清冽，我常把凉凉的井水灌在葡萄糖瓶中，再兑些白醋，放几粒糖精，做成酸甜可口的“醋凉水”带去学校喝，若从三爷后院摘些或红或黑的熟透的桑葚放进去，就更美了。

胡同里共有十四户人家，最繁盛时曾住有七八十口人，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其中的三户已完全破败，他们的屋院虽存，却终年空寂。现在，满胡同只剩了十几个老人。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旧村子、窄胡同、老院落，又怎能盛得下年轻人的梦？他们有的外出打工，有的为了孩子在县里买了房，有的则迁到了新村。只有逢年过节，他们才忙里偷闲回到各自的老院看看老人，离得远的也许能小住几日，离得近的只是走亲戚般稍作逗留，甚至连老人做的饭也顾不得吃一口。也难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年轻时谁没有自己的梦想？谁又愿意居于一隅过平凡一生？留守的老人们不也为了曾经的梦想奋斗了一生？现在的他们，貌似满足于冬日炕头的暖意、夏季门洞的凉风、春天遍野的绿意和秋收五谷的芳香，内心难道不是在坚守那份最后的期望？他们坐在门口晒着太阳，望着蓝天，貌似难舍那份微薄的家业和故土亲情，难道不是盼着儿孙们随时回家的熟悉声响和手机传来的句句安康？

我家老院也如此。在父亲去世后的十几年里，孙子辈们一个个飞向了远方，只留母亲一人坚守着老院，守着那份孤独，守着那片属于自己的天。

八十多岁的母亲虽说还能跑能走，耳朵不聋，眼神也还好，甚至在忙月时还要骑上那辆小自行车帮我的兄长下地拔草，但她的记忆力却是严重衰退了，加上腰腿疼的老毛病，万一在院子里摔倒怎么办？万一夏天舍不得开空调中暑怎么办？万一冬天生火炉不小心煤气中毒怎么办？万一，好多个万一……母亲终于被说服去了养老院。

从此，老院只剩了它自己，整个院子显得空洞寂寥，像是失去了灵魂。也许老院经历了太多，可以像一位看破红尘的僧人，敲着木鱼无视着凡间的一切；也许它也如人类般恐惧死亡的降临，像一位久卧病榻的老者，喟叹岁月的无情，空洞的目光中只剩了无奈的等待和回忆。说实话，我们也不想那样。谁不想一直拥有那样一个熟悉的家？谁不想回到家里总有那个等待自己的妈？

我心里终究还是不踏实，总梦见老院。尤其去年秋天的那场雨灾后，哥说院墙倒了，屋顶也漏了，便更添了几分愧疚和牵挂。毕竟，老院陪伴了我五十多年，我不能对它的伤痛无动于衷。

云舒雨歇后的一天，我回去看老院。尘世间，但凡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似乎总喜欢与别人攀比。有能力时想要比别人更好，没能力时又会看谁更不好，好像只有比，才会激发出前进的力量和生活的勇气。不知老院有无同样的想法？

胡同口生子妈家的房子尚好，但靠崖边的院子塌掉了半边，他家里那棵老槐树也随之走了；对门的翠儿妈家的房子全是机砖筑就，自然在这次雨灾中无碍，但人家毕竟年轻；前面的威子妈家、宝娃妈家以及隔壁的良娃妈家、斜对面的多儿妈家自不用说，皆因年久失修只剩了断壁残垣；后面的三爷家、大伯家、三叔家我也都去了，情况虽好一些，也只是外强中干、勉强支撑……老院呀，我知道您一个人守家孤独寂寞，但想想别家的光景是否会平衡一些？不管怎样，凡事都想开点儿，要好好地活着，好吗？

老院的门楼和东墙是这个院落最古老的存在，也是它的象征，在考虑翻盖时，我想得最多的正是这一点。若全部拆了重建，那还是我们心中的老院吗？我们对它还会有多少的记忆和情感？若能在重建主体的同时保留门楼和东墙固然好，但施工难度又太大。最后还是决定只进行基本的加固和修缮，以最大程度保留原貌。

老院东墙为纯砖砌就，一丈余高，墙面黑黢黢的，像长年不洗脸的老汉，又像我严肃的父亲；墙体高大伟岸，连我家那头大母牛站下面也显得渺小；墙壁间嵌着两块拴马石，成年累月的磨损使得中间的孔洞很是光滑，不再是个规则的圆。我从小便跟二哥在东墙下玩，或寻了湿土用碗底拓“花馍”，或和了泥捏一些人人马马，或在夏季帮着牛拍打那些可恶的牛虻。大一点后没能再任性地玩，要割草喂猪喂兔子喂羊。再大点后还要摇着井轱辘打水抬水饮牛喂牛，要出圈垫圈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说实话，很想念我家那头听话的老母牛。

吱扭——那扇笨重的老门喘着粗气开了，表层的黑漆早已掉光，裸露出来的粗糙纹理像一块块健壮的肌肉，身上的两处弹痕尽显其忠诚。咚啷——门顶那口锈迹斑斑走风漏气的大铃铛，睁开昏花的老眼跟我打了声招呼，沉闷嘶哑中充满着老迈的持重，又暗含了几分慈祥。

一面是转隔墙，一面是半米厚的土墙，加上砖铺的地面，成就了门道的凉爽。晋南的夏天极其闷热，那时，母亲每晚都要把门道打扫干净，洒了水，铺了凉席，再敞开大门，在一旁摇着扇子，驱赶着蚊蝇，看着我们入睡。那里，有我们挤在席子上互相撩逗、你推我搡的欢笑，有我们早上起来找不见妈光着屁股拍门、打滚的哭闹，有母亲摊煎饼炸油馍炒鸡蛋的阵阵芳香，也有全家就着月光撕着玉茭皮或剥着棉花疙瘩瞌睡打盹的煎熬……后来，家里不养牛了，饭厦的锅灶也拆了，门道不再拥挤。是啊，不再拥挤了。因为，曾经制造拥挤的我们一个个长大，又一个个离开了这个家。

踏进院子，我习惯性地想大声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但半张的嘴旋又闭住，妈不在。北厦东西屋的门都紧闭着，两扇落满灰尘、由各色花布拼凑的门帘皱巴巴地挂在那里，像母亲沧桑的脸。西墙彻底塌了，能看得见良娃妈院里的一切；墙根的红薯窖已被倒塌的墙土覆盖；曾经父亲种葡萄、母亲撒菜籽的那一方泥土中，一群扫帚草长势正旺；脚下的砖缝儿间，几枚抓地龙和苦子蔓草正探出脑袋审慎地张望。我点着一支烟，思绪飘回了过去。

老院本是个四合院，父亲弟兄分家后只剩了两间北厦和三间东厦，直到父亲年近不惑才重盖了北厦，并翻瓦了东厦。盖房的大工是上迪村的赛民叔，我在院子西南角的茅房撒尿，他蹲在房檐上瞅着我偷笑。一旁的三叔和钢牛舅舅几个正满头大汗地打夯筑西墙，随着石杵子有节奏地提起、砸下、挪动，那极富穿透力的号子声让人内心激荡：“起立窝——嗯着！再一窝——嗯着！窝倒窝——嗯着！南边挪——嗯着！看脚着……”

北房盖好后，父亲把祖父母从大伯家接了过来，但没几天祖母就去世了。记得院子里人来人往很是纷乱，六岁的我坐在北厦门槛上有气无力地哭着，不知是伤心祖母的去世，还是心疼别人在我家吃得多，或是因祖父嫌我欺负堂妹，用斧头砸烂了我的“洋火枪”。

很难想象，当时四家二十多口人住，一起共用一个茅房，每个夏天共用一间做饭的饭厦是怎样的情景。可母亲并没讲过几家人在一起有什么纷争，只说过大妈怎么胆小，三妈嫁过来时怎么扭捏不爱说话，祖母说三妈“囊包鬼”还死能要娃，大堂姐夜里被老鼠吓得钻到了大哥被窝里等等。可我记得，在大伯和三叔家搬走后，老院里也时有纠葛和争吵，但往往吵了，恼了，转眼又好了。头一天母亲还跟祖父别扭，第二天又冲了熟面喊着“爹”端了过去；前几天母亲还跟三婶因为一把铜茶壶的归属吵架不说话，转眼又一起在院子里抻起了棉布；父母亲的吵闹更是过个夜又一切照旧。这，也许便是生活吧。

西屋门口的拐角，长年放着一口细脖儿大肚子的黑釉缸，是母亲用来酿柿子醋的。缸口用塑料布封得很严实，缸底有个沥水的小孔用木楔子堵着，里面那酸甜可口的“沙柿子”可是我们冬春的美味。不知邻家的泉子弟、美儿妹还记得不？东屋门口的拐角，有一黑一黄两口敞口矮缸，是母亲用来酿酸菜的，一冬天全家的菜肴多半要靠它。西墙下，是母亲千辛万苦挖的那口五六米深的红薯窖，底层大窑存红薯，中间偏窑放冬菜，夏天尚可充冰箱。不想十几年后的今天，它便结束了使命，化作了一个时代的印痕。

脚下的砖院子，我曾引以为豪，毕竟整个胡同只有我家和三爷家有。只要天气好，无论麦子玉米棉花大豆还是枣儿柿子芝麻花生，母亲总摊了一地。即便院里那根铁丝，母亲也很少让它闲着，不是晾晒衣被就是在上面挂了红薯片儿、茄子条、辣椒串儿等，不想浪费掉一缕儿阳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母亲就知道地里家里不停地干呀干呀，直到望着满院的收获，才会坐在一旁舒一口气，绽出会心的笑。

走进北厦东屋，那张老式平桌上摆放着一位位先人的遗像，再上方是父亲在世时就挂着的那张写有“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的条幅，两旁相框里的各色照片在默默讲述着不同时代的故事。望着祖父紧绷的面容，我突然觉出几分爱的慈祥。

儿时的我们并不喜欢祖父，因为祖父对我们太抠门，关心也极少。但母亲后来说，因为孙辈儿太多（我们堂兄弟姊妹共十四人），祖父母为避免她们妯娌几个闹意见，索性拉了脸，一个都不管，于是我觉得当年有些误解了祖父。再联想到我们曾一次次翻过顶棚跨越封锁，跑到祖父家里偷吃偷拿的丑事，更感到几分愧疚。祖父是个极其小气又极其小心谨慎的人，按说我们不止一次偷吃过他的混面发糕、点心、麻花，更从他那个藏得极隐蔽的黑色棉布钱包里拿过钱去买连环画，可为什么从来没被发现，也不被追查？我想，一定是祖父一次次宽容了我们。

与祖父多子多孙的无奈绝情相比，外祖父除了羡慕，更多是无子的伤痛和悲凉。我也有过两个舅舅，一个是母亲的亲弟弟，从小非常聪明，可惜十二岁时患脑膜炎死了；一个跟母亲同父异母，随他母亲的改嫁，姓了别人的姓。因老来无子，外祖父的生活只得靠了母亲，也将他几乎全部的爱给了我们姐弟四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外祖父移居我家的东厦，祖父也常过来和他聊天。想起两个亲家老头坐在屋里谈古论今的情景，也有一种别样的温馨。

掀开隔扇的门帘，暗淡的光线下，冰箱、电视、电磁炉等器物各司其位，案板上的碗柜用一块旧花布遮得很严实，母亲常坐的那个木墩子静卧在灶台前，边上还放着几把柴火。裸露的土炕泥坯上仍摆放着当年大哥接漏雨的脸盆和铁桶，母亲用塑料布裱的顶棚耷拉在半空，下面落满已经干结的泥块。

望着熟悉的灶台和土炕，我似乎看见母亲烧开了锅正给父亲冲鸡蛋，父亲喝了一半递给母亲喝，母亲抿了一小口又递给我们喝；看见冬天的夜，母亲坐在炕上一边流着清涕打着盹，一边机械地摇着纺车，而我们早睡得嘴挂口水；看见父亲一会儿坐在炕角霸占了煤油灯专心致志看书，一会儿靠着被子摞儿吐着烟圈儿给我们讲《水浒传》《西游记》，一会儿又给我们演示他削苹果皮毫无间断的“绝技”；我仿佛还看见父亲瘦得皮包骨头坐卧不宁，还强撑着笑容一边让我们传阅他的遗嘱，一边给我们交代后事，见我们手里有烟，他说他也想抽一口，可咂了两口又说品不出味儿……

如今，祖母走了，外祖父走了，祖父走了，父亲也走了，好多人都走了，连坚守老院六十年的母亲也搬走了。老院，只剩下它自己。

西墙倒了，后院的围墙塌了，北厦、东屋也漏了雨，老院一片狼藉。唉，我不禁一声长叹，隐隐感到了一丝悲凉，还有对老院、对母亲、对所有在此居住过的亲人的自责和愧疚。

任何人或物的生是偶然，死却是必然，只是存在的意义及死亡方式不同罢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强调了一个人活着的意义；长城的巍然屹立，故宫的金碧辉煌，圆明园的残垣断壁，记录了不同物存在的价值。

老院，我想让它继续活着。至于有何意义，我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