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健

在《跨学科借鉴与思考：城乡规划学创建一级学科的经验对书法学科建设的启示》这篇论文中，笔者提出“主张确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通过这一范式建立有效沟通西方艺术社会史、文化价值批判和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之间的通道，进而实现书法学与其他学科的平等对话，促进书法学科地位的提高”。这一结论的得出，不是从城乡规划学科推导出的，而是笔者多年来从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形成的体会，也是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时普遍面临的问题。正如陈振濂所感叹，当迈出书法学科时，书法学者引以为荣的书法史研究遭到了来自历史学等学科的批评甚至歧视，书法的学科地位令人失望。书法似乎无法与其他学科对话，书法学科没有得到其应有的、被其他学科所公认的学科地位。尤其是书法研究者所颇为自满的“书法史”研究成果，竟然得不到历史学者的承认，这个处境非常尴尬，也形成令人不解的一个疑问。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称这个现象为“陈振濂之问”，因为这是陈振濂首先意识到并发表文章提出的一个现象。笔者认为，并不是书法学者对书法史的研究成果不够好，问题出在书法缺乏能够与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的平台，换言之，问题出在学科范式的缺乏。需要指出的是，书法史的研究需要多元化方法的参与，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史学观，打破考据方法一统天下的格局，是确立书法学科范式的关键一步。很多书法研究学者都认识到在当前的中国书法研究中，书法史的研究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如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的入选论文中，书法史研究论文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可谓是“一枝独大”。试想，中国书法理论界的学者们花费如此大的精力而取得的书法史研究成果，却很难得到其他学科的承认，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

那么在西方，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现象？答案是否定的。西方学者从艺术史的角度所开展的中国书法理论研究，不仅没有出现其他学科不承认的现象，而且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关注和阅读兴趣，产生了跨学科的影响。那么西方艺术史学者是如何做到的呢？给中国的书法史研究学者带来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值得讨论。白谦慎的著作都是有关中国书法的理论著作，并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书翻译成中文和在中国出版后，竟然也引起中国学者的反响和重视。当然其新史学研究方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著作采用的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故而能够与西方社会科学界（含人文科学）对话，能够被人文社科学术界引用、讨论和关注。毫无疑问，近年来很多中国书法研究学者的选题和写作都受到了白谦慎著作的启发。当然，这里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一个相对广义的范畴，至于中国书法学科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研究范式，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广泛研究和充分论证。笔者曾经探讨过现代文献学研究范式在书法研究中的应用，祝帅也提出过书法的广义社会学研究范式。当然，这里关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提法，仅仅代表笔者的一家之言。曾有学者向笔者提出“西学解决不了中国‘书法’判断标准的问题”，笔者深以为然并补充了一句，“西学确实解决不了中国‘书法’的标准，却能解决中国‘书法研究’的标准”。

除此以外，笔者还想提出一个问题：同样是中国书法史研究，为什么西方艺术史就能产生跨学科的广泛影响，而中国学者所做的基于考据的书法史研究却被历史学者所质疑？二者相比，说明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重视与否，见仁见智。其实，在白谦慎的著作及其他西方学者针对中国书法的艺术史研究中，考据的方式并非没有出现，只是全书并没有局限于单一的考据研究方法而已。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常常会关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或常人所没有关注到的细节，进而由这些细节出发讨论和引申更加重要的话题，有时这些话题的重要性超过了书法本身，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不但有趣，而且规范（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规范）。他们擅长透过“以小见大”的研究视角，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侧重理论建构或至少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回答理论性问题，进而实现了研究的创新性。笔者认为，这正是西方艺术史视野对中国学者的书法史研究所带来的启发。

其实，除了传统的考据方法以外，现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还有很多发展，如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新史学方法和跨学科史学方法，等等，尤其是质性研究方法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西方人文社科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新的方法不但促使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时俱进，更及时地把其他相关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最新进展应用于史学研究。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也要力争做到对上述多元方法的应用。只有这样，才能确立多元化的史学观，进而才能促进书法学科范式的确立。现在，中国书法要建立一级学科，这就首先需要在建立多元化的史学观和确立学科范式方面取得研究进展。这是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保证。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