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1922年5月，陈 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运动领袖，相聚广州东园一处简陋的竹棚内，播下实现青年救国梦想的种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翻开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崭新篇章，成为中国革命史、共青团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经历了由各个地方组织到统一的全国组织的发展过程。寻找中国共青团组织的来时路，追寻中国青年组织实现组织上、思想上统一的历程，回顾这支强大的生力军围绕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的历程，仿佛回到那段风雷激荡的红色岁月！

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1919年5月4 日，北 京14 所高校的3000 多名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北洋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这一运动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镇压，却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长期积郁在青年和民众心中的愤怒如火山般迸发，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随着斗争的发展，运动浪潮波及全国20 多个省150 多个城市，运动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这场运动为中国青年提供了直接的斗争经验，锻炼了一批进步分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和人员准备。

五四运动在广东最早的高潮发生于1919年5月11日在东堤东园广场举行的国民大会。当时，群情激昂，东园广场面积虽大，但人潮汹涌，几无立足之地。会场前后悬挂白色土布大横幅，正面横幅题写“国民大会”4个大字，两边挂着长数丈的白布对联：“欲杜强邦，先歼国贼；人伸义愤，曷号公民！”场内旗帜飘扬，旗帜上写着“誓杀国贼”“不与汉奸同中国”“保我国权！”“不去国贼，鲁难未已！”等标语。广州各团体领袖纷纷登坛演说，每说到外交失败、亡国惨痛之处时，台上台下群情汹涌，痛哭流涕，齐声高呼，继而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

五四运动后，由于广泛的宣传工作，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时人们公认的新思想，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第三国际的支持下，1919年11月，俄国等14 个国家共29名代表在柏林召开会议，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性先进青年组织的诞生，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世界青年运动史上的一次伟大事件。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中国的五四运动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抵达北京，试图与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通过与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五四运动领导人李大钊会晤，维经斯基等人得知上海还有一位重要的五四运动领袖叫陈独秀，继而赶往上海。

在上海，维经斯基等人见到了陈独秀，双方就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帮助下，5月，陈独秀组建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上海发起组。

进步青年是革命运动的重要主力，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过程中，就注意到从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重要性。他们决定“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遂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便委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

1920年8月22 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6 号正式成立。该组织成员最初有担任团书记的俞秀松，还有团员李汉俊、陈望道、叶天底、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等人。40年后，上海渔阳里6 号经过修整，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名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展了30 多名团员。该组织最早在上海成立，一方面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关；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最大的对外口岸，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强大，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刊也很多。此外，上海外国租界的存在，也在客观上为中国革命者从事活动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马上开展工作，他们向各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寄出团的章程，商议在各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3月，全国已有青年团员千余人。就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发起组紧锣密鼓地筹办召开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代表大会时，俞秀松接到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以下简称少共国际）发来的邀请函，请他派代表参加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简称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在家书中说：“上海的朋友们推举我为留俄学生代表之一，而且推举我为中国赴俄京第二次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的代表。”3月底，俞秀松前往苏俄出席大会并作报告，报告对中国青年运动形成与发展、上海建团等论述甚详。俞秀松参加少共国际二大后，接到陈独秀的电文，指派他和张太雷一道参加于6月22 日至7月12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去就是半年。张太雷积极建立中国青年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联系，吸取苏俄团的工作经验，争取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青年运动的关心与支持。在少共国际二大上，他与俞秀松、陈为人一起联名向大会提交了中国代表团近8000 字的书面报告，提出“青年团急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中央机关”。由于一批骨干相继赴苏俄学习等原因，导致国内团组织的活动无形停顿，原本计划召开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事就延迟了下来。

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都是秘密的，青年团的活动却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因此，在本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成员的主体，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0年相继成立之后，积极参加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介绍关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思想上的准备作用；在组织上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和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入团，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积蓄了后备力量。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候，一批优秀的团员首先被吸收入党并成为各地建党的骨干。之后任弼时在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他说，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但是，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体，团内人员成分是很复杂的，早期创建阶段的确曾存在过一个短暂的以包容各团体和派别活动为特点的时期，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各人信仰不同，在时政见解、行动准则上常因意见不一而彼此互相冲突，使工作无法进行，加上经费、人事变动等原因，1921年，上海、广州、武昌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都曾暂时停止活动或自行宣布解散。由于内外形势交困，1921年5月前后，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一度出现活动暂停的现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共一大上，专门对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进行研究，还确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中共正式成立后，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迈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共一大后，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派出大批党员去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这年8月，张太雷从苏联回到上海。根据少共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局的意见，由张太雷主持，开展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工作。张太雷、施存统等人吸取了建团初期的教训，在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了整顿，明确团的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明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当时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以下简称《临时章程》）中明确：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附则上还规定：团的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根据此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以下简称团临时中央局）成立，由施存统担任代理书记。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通告提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要求各地中共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团组织要“依新章从速进行”。当时，陈独秀经常参加团中央的会议。中共一大后，陆续派出一些重要干部去领导团的工作。

1921年11月，在 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委托下，中共广东支部在广东再次组建本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这一次团组织的重建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尤其注重团员思想宣传教育工作。越来越多的广州青年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积极投身革命。经过认真筹备，1922年3月14 日，广 东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东园原是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别墅，辛亥革命后被没收充公，国民政府将这里开辟为国际世界语协会广州分会。孙中山曾8 次在这里宣传革命。东园也是广东工、青、妇革命运动的发源地。这次大会重新建立了全省统一的青年团组织。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既是广东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也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领导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成立，以及团的临时章程的颁布，再加上中共一大前后广大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工人运动的推动，各地团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22年5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地方已有17 处之多：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唐沽、武昌、长沙、杭州、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州、安庆。团员总数有5000 多人，大多数是工人，次为学生。有些地区不具备建立中共党组织的条件，一般先建立青年团，然后在团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党组织。

1922年初，因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施存统被日本警视厅抓去，关了10 多天，被驱逐后回到上海，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人。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的规定和团组织迅速发展的需要，2月22 日，团临时中央局发出准备于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通知，并说明急于召开团一大的原因是“议决正式章程，组织正式中央机关，以联络统一全国SY（英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称）运动”。3月6 日，中共广东支部领导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谭平山写信给施存统，其中建议“大会的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3月底，刚满19岁的神秘旅客塞奇·达林秘密经哈尔滨到达上海，以青年共产国际远东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份会见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以及负责筹备召开团一大的张太雷、施存统等人，共同讨论了即将举行的团一大的议程及与大会有关的组织事宜。诸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唯独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如何保证与会代表的安全，如何保证大会顺利进行，如何确保不被“搅局”？北京不行、上海不行，选在哪儿开会合适？正在犯难之时，施存统收到了谭平山寄来的信。

此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刚刚取得胜利，广州工人运动正蓬勃发展。党、团中央迅速开会研究，审时度势，立即决定将团一大延迟到5月，在广州举行。显然，团一大在广州召开是由一系列历史因素所决定的，纵观当时的广州，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革命形势发展较好，政治环境宽松，革命团体活动不受限。而上海却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下，革命团体活动很容易被监视和破坏。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广州为会址。

团一大选择在广州召开也有节省会议经费的考量。因为各地出席团一大的代表，大多也是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下简称“一劳大”）的代表，而“一劳大”就在广州举行，为了减轻各地团组织的经济负担，降低会议成本，两会一并在广州召开是最佳的选择。即以“套会”的形式，先开完“一劳大”，接着开团一大。

外地的团一大代表到广州开会，并不是很顺利。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论是陆路还是水路，行程都有很大安全风险。张太雷一行在赴广州前，精心拟定了多种行程方案，制定了详细的路线，但还没出发，就遇上广东的陈炯明公开发动武装叛变。张太雷一行人不得不改变原定路线，重新拟定从陆路到达广州的路线；原来的一行人也完全分开，变成分散行动。几经周折，张太雷终于乘轮船经香港到达广州。

4月19 日， 青年 共 产国际远东执行委会全权代表塞奇·达林到达汕头，在这里完成了在上海议定的分工任务，分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了解这个城市的社会生活等工作。由于陈炯明公开反对孙中山，塞奇·达林本应与张太雷等汇合一同前往广州东园，但此时只能分开行动。26 日，塞奇·达林终与张太雷、蔡和森会师广州东园。

1922年5月5 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开幕。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六号在通讯中谈到：“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会议开幕当天是马克思诞辰104 周年纪念日，这就公开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塞奇·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解释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团代表大会赶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即强调了团的发展方向”。

全国有15 个地方团组织派出了团代表25 人，出席团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档案馆等有关方面经长期努力，确认了有文献记载的其中21 人：蔡和森、邓仲澥（邓中夏）、张椿年（张太雷）、许白昊、方国昌（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复燃、陈公博。此后中国共青团史、中国青年运动史书籍或相关研究文章，在谈及团一大代表时，往往都将此21 人名单列出，写为“等25 人”。直至苏联档案解禁，25 名代表名单才公诸于世，补上的4 人分别是叶纫芳、李峙山、梁桂华、谢英伯。

除了团代表，出席团一大的还有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纪念马克思诞辰104 周年大会的代表和来宾，有1500 多人参加了开幕式。团一大的第一项议程，是由张太雷在开幕仪式上致开幕词。张太雷在开幕词中号召与会者三呼“社会革命万岁”，并向1921年在湖南牺牲的团员致以哀悼。会上，张太雷提出了大会的标语口号：帮助劳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中国SY（英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称）第一次全国大会开幕会议记录的第一页

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发现，“另一方面将自身训练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这句话中最后3 个字原本是“先锋队”，后来会议记录者在“先锋”2 字上画了两个圈圈，最终改为“敢死队”。

张太雷致辞之后，中共中央局领导人陈独秀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及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一大代表等16人发表了演讲。其中，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演，呼吁广大青年“发挥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塞奇·达林也在会上发表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开幕式从当天下午1 时一直开到5 时许，才在欢呼声中结束。会议记录记载：“演说者共十六人，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直至五时余，始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可见当时会议之热烈。

团一大会议共召开6 天，在东园的棚房里举行了8 次会议。据曾列席会议的谌小岑回忆：“开会时，会场中间挂着大红星，红星下面是主席台，其他人坐在两边，围绕着主席台，张太雷坐在第一排记录。会场上，代表坐一边，列席代表坐一边。”

团一大代表连日听取了施存统作的团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组织的情况报告，各地团代表谭平山（广东）、邓中夏（北京）、易礼容（长沙）、莫耀明（南京）等人所作的本地团组织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等决议案。其中，《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是由陈独秀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局书记起草团组织的文件，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自成立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大会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奋斗目标是“要建设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具体任务目标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即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团章规定：“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大会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一开始就坚决地站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站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一边，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会提出团组织要改善青年、农人、工人在教育、经济和待遇等方面的状况，致力于开展教育运动，并提出“义务教育”“教育平等”等条款。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第一次以文献形式表达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精神，表达了建立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意向。

5月10 日 晚 上， 大 会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举产生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君宇（高尚德）、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5 人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冯菊坡、林育南、张秋人3 人为团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大会最后在三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声中结束。从此，一个具有统一思想和组织，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成立了，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统一的核心。从这以后，作为中共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组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共的领导下带动广大青年，参加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团一大召开后，各地团组织加强了与团中央的联系。1922年5月28 日，广 东 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市素波巷召开会议，传达团一大精神，并决定对广东团组织进行改组和整顿，然而，该事项后因陈炯明叛乱而中断。直至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团组织才恢复正常活动。为贯彻团一大的精神，1922年6月17 日，社 会 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部长。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2年5月，团中央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军警、学生一致起来为解除压迫与剥夺而奋斗”。在当年的几次学生运动中，团员作为骨干和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

团一大召开后，《先驱》正式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发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加强团员思想教育、用马列主义武装全团的核心刊物。1922年5月15日，《先驱》第8 期出版专号，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进行了全面的报道，集中刊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等文件。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名称便由此而来。这次改名，与国际形势有直接关系。当时在欧洲，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名称，为了表示中国青年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因此把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郑重申明：我们决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进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面目，让他们在我们面前发抖。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

1936年11月，为 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共中央做出了改造共青团的决定：将全国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根据各地实际进行改造，使团员成为全国青年的模范。要吸收共青团员入党，没有入党的就成为党的积极分子。要广泛地教育宣传共产党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要彻底改变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要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培养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这次改造到1937年底顺利结束。

从1937年至1946年，共青团组织形态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抗日救国青年团体：在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有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武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1946年9月，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后的革命形势，决定第二次建立青年团组织。重建工作由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负责。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延安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中央青年委员会主要抓了3 项工作：开办团校，训练干部，为建团做干部准备；恢复《中国青年》杂志，为建团做思想和舆论准备；起草团章。同年9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团 校 开 班；12月20 日，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出刊。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刊名并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团校的创建和《中国青年》的复刊，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团组织，从思想上和干部储备上做了准备。到1948年底，试建青年团的工作在各解放区普遍展开，并获得很大成功。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号召在全国普遍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4月11 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今北京）召开，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在北平连续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195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表达了广大团员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把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当作自己崇高的理想。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新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直沿用到现在。

位于广州团一大纪念广场上的红砂岩雕塑

虽然共青团的名称几经改变，但该组织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奋斗，是共青团的初心使命。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跟党走，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贡献力量，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

广州东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当年举行团一大开幕式的简陋竹棚，已在岁月的尘烟中湮没。但历史不会忘记，在那个救国救亡的特殊年代，这里曾留下一代青年的满腔热血与梦想。2012年5月，广州市委、市政府在东园旧址附近修建的团一大纪念广场正式落成揭幕，作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和场所。走近团一大纪念广场，最引人注目的，是坐落在西广场的红砂岩雕塑。雕塑由两个基座和基座上方承托的一面团旗所组成，像一本打开的历史书，寓意谨记历史，弘扬光荣传统，将团一大精神代代相传。两个底座上分别镌刻着团一大召开的历史和入团宣誓词，以“青春汇洪流”“群英聚东园”“立纲铸伟业”“先驱连工农”为主题的4 幅巨幅浮雕画栩栩如生地再现当年场景，诉说着曾经的峥嵘岁月。如今，团一大纪念广场作为广州著名红色史迹，已成为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的重要场所，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922年5月10 日，团一大在广州东园闭幕，宣告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青年组织的建立。斗转星移，弹指瞬间。100年后的2022年5月10 日，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砥砺奋进、永久奋斗，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