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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的文学”到“人民的文艺”
——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2-08-19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 2022年4期
关键词:讲话文艺观念

张 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涉及文艺理论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它首次正式提出和建立“人民的文艺”的文学观念,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的文学”观念的深化发展,也是“人的文学”观念的重大突破和转向,从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舞台上,呈现出两种重要的人学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种文学观念主导和支配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它们此起彼伏,影响至今。从这个角度重新阅读和思考《讲话》,探索《讲话》所确立的“人民的文艺”文学观的主要特征和当下的发展状况,将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更多的学理思考和现实启迪。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所处的历史情境,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看待和理解文学时,尽管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但大多数都不是从文学自身角度,从文学的定义和学院派一般的文艺理论的视角展开的,而是从强调文学的经世功能出发,从文学影响的受众出发,着眼于文学的启蒙功能和培育“新民”,唤醒民众,以实现民族解放,推动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视角展开的。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把文学归入人学,从人学角度提出和倡导的各种把文学与人和人生问题联系起来的文学观念受到普遍的欢迎和广泛的认同,而“文学是人学”在中国语境中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理论命题,还承担着期望文学培育新人,推动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意识形态意蕴和价值指向。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艺”这两种影响最大的人学文学观念都深刻而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人的文学”,这个由周作人最早命名,很快受到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认同和建构起来的文学观念,采用了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为理论资源,强调文学以人为中心,表现人的生活情感和思想自由,追求和尊重个体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这实际上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价值诉求。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这一文学观念来反对中国传统的载道文学和“非人”文学,意图唤醒和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首先,这种文学观念对人的理解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周作人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它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五四知识分子看来,个人的独立、平等和自由是社会改良和进步发展的基础。正如郁达夫指出的,“五四文学的最大贡献,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现”。其次,基于强调新文学是对旧文学,尤其是贵族文学的反叛,五四知识分子把这“个人”主要理解为平民阶层,即普通的男女。“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显然“人的文学”观念基于平等的观念,不仅强调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而且重在强调中国社会中占据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因为只有对这大多数人的启蒙和唤醒,才能完成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历史使命。不过五四时期所指的“平民”,学界已指出实际上是指城市的市民阶级,尤其是指城市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尽管他们笔下的视野也扩展到广大底层的人民大众,但是由于所处的精英阶层地位,也使得五四新文学作品主要是站在知识分子的高度去审视的。因此所谓的“平民文学”实际上都是改头换面的知识分子文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大众文学。鲁迅就曾犀利地指出:“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所以,尽管五四新文化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念要求建立和发展真正的平民文学和大众文学,推动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发展,但是由于这一文学观念对人的理解总体上还是停留在抽象和普遍的层面上,事实上是很难达成这一目标的。

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和确立的“人民的文艺”观念,则是真正推动和达成了这一目标。这个在吸收和总结五四之后左翼革命文艺经验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建立起来的文学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所以《讲话》常常被认为和解读为战时的文艺政策和策略主张,但是只要认真细读《讲话》就可以看出,《讲话》虽然带有战时文艺政策的特点,但同时也是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未来创造和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文化和文艺形态所做的筹划和设计。《讲话》气势磅礴,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突破和调整了五四新文学确立的“人的文学”观念,为未来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从文学理论角度看,对照“人的文学”观,“人民的文艺”观念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更重视和突出文学的经世功能,尤其是革命和政治功能的发挥。应该说五四新文学的“人的文学”观念也重视和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也强调通过作品唤醒民众,启蒙民众,唤起自觉的国民和政治意识。不过“人的文学”观念对读者的影响停留在一般的阅读层面,而“人民的文艺”观念则更为直接,突出的是文艺对读者大众直接的革命动员和政治动员作用。在《讲话》第一部分引言的开端,毛泽东就把文艺纳入革命政治工作中,视为与军事战线并列的文化战线的一支必不可少的军队。他明确指出文艺的作用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表明“人民的文艺”观念特别看重文学的革命功能和政治功能,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成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是要影响和动员人民大众要参加革命、打击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讲话》,也是“人民的文艺”观的论述重点之一。《讲话》和“人民的文艺”观念把文学的政治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把文学与政治关系表述得最直接、最突出的文学观念,它直接点明“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讲话》和“人民的文艺”观念还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文化领导权作用。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自己的政党的利益,所以《讲话》和“人民的文艺”观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是党在文艺工作中的必然要求,为人民服务这一方向也正是党为当时和未来中国文化建设指明的发展方向。党的文化领导工作就是把革命文艺“组织起来”,更好地为人民革命事业服务。可以说,正是《讲话》和“人民的文艺”观念确立了党对文化的领导权,促进了人民文化权力的诞生,才使中国革命创造的新文化可以颠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权和拒绝来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领导权,为新中国开创一个以人民为核心的崭新意义上的新文化建设事业。

第二,首次在文艺中把人民群众提高到本位和主体性的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文艺活动中把人民大众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使以往丧失文化权的普通劳动者首次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以人民大众为本位,这是“人民的文艺”观念的核心观点,这与五四“人的文学”观念以个体为本位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如前所述,由于地位和视野局限,在事实上让五四知识分子很难真正贴近底层平民大众,了解人民大众的真实思想感情,所谓的平民文学实际上也就成了改头换面的知识分子文学。而“人民的文艺”观念则克服了这些弊端,首先它对人民大众的范围做了科学的划分,《讲话》主要是从阶级属性对人民大众做了明确的规定,“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首先就是为这四种人服务,尤其是为工农兵主体服务,这就克服了“人的文学”观对人的普遍、抽象规定的弊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要求的从现实的人出发去分析和认识人的问题;其次在促进文艺知识分子接近人民群众,改变文艺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思想感情隔膜的问题上,“人民的文艺”观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策略,即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真正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这一方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转变自己的思想情感,使自己成为工农大众的一员,才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由此可见,“人民的文艺”与“人的文学”是两种存在明显差别的文学观念,但两者也存在紧密的联系,在对人的问题的理解上,“人民的文艺”是对“人的文学”的深化和发展。

第三,建立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性和立场的文艺思想体系。“人民的文艺”观在涉及的文学各环节、各方面中,始终贯穿了确立人民群众为主体性地位和立场的中心观点。需要强调的是,“人民的文艺”观确立了人民大众在文艺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是具有丰富含义的,“主体性”不仅是指文艺作品要把人民大众、工农兵作为描写的中心形象,也不仅是指文艺作品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让人民群众成为接受的主体,而是要贯穿文艺活动的各个环节,并在作品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的设计和安排,乃至作品的伦理价值取向等各方面都要树立起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讲话》对这个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论述,试分析如下:

在创作论上,“人民的文艺”观主张反映论,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但是这个反映论不是指谁的生活都可以反映,“人民的文艺”观要求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即规定了工农兵的普通劳动者生活是文学反映的主要对象。“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的反映的产物。”既然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反映和创作态度就应该是赞扬而不是讥笑和揭露,甚至敌视,《讲话》指出人民也是有缺点的,有许多落后的思想,文艺作品应该描写他们如何与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斗争的过程,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人民的文艺”观主张创作主体最好也来自人民大众,但是在当时人民大众普遍没有受到教育,丧失文化权的情况下,文艺创作仍然需要依靠文艺知识分子,所以如前所述,“人民的文艺”观特别注重对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任务,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生活,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不仅在思想感情上,而且在语言和形式上都要认真学习群众。只有把立场和主体性转换到人民大众一边来,才能创作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作品,“人民的文艺”观对创作主体是有非常高和非常具体的要求的。

在作品论上,“人民的文艺”观指出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表明“人民的文艺”观念是尊重文艺自身规律的,承认创作和虚构等文学特点的,但更为侧重典型化创作方法,“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人民的文艺”观提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就是说要在作品中反映和描写出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的过程,这是人民主体性在文艺作品中最深层的体现。《讲话》和“人民的文艺”观认为,人民大众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就使身处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中国历史上一向被遮蔽的工农大众首次成为主导人类历史和政治阶级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不仅提高了人民大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而且也树立起新的人民伦理的价值取向。毛泽东在《讲话》中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描述对工农群众的感情从脏到干净的认识变化历程,颠覆了以往的伦理位置,树立起人民至上的伦理价值取向。对文艺作品,“人民的文艺”观还要求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些都表明,“人民的文艺”观是尊重文艺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是在要求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基础上,突出政治的标准。

在接受和批评论上,“人民的文艺”观把“人民大众”作为文艺接受主体提高到核心位置,整个《讲话》和“人民的文艺”观就是以我们的文艺是为谁服务的这个接受主体问题为核心建构起文艺理论框架的。《讲话》认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人民的文艺”观毫不讳言文艺的功利作用,重视和强调文艺具有惊醒人民群众,感奋和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的作用,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民的文艺”还注重在具体的接受活动中探讨提高与普及的问题,首先普及和提高的对象是工农兵,“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其次要用工农兵自己需要的,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普及,再在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再次是强调普及与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人民的文艺”观非常重视文艺批评,认为文学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并提出了衡量文艺作品的两个基本标准,即政治和艺术标准。“人民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但是应该强调和不可忽视的是,不能对政治标准第一的观点做片面的理解,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内容与形式、政治与艺术统一的基础前提下,对于没有艺术性、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人民的文艺”认为是没有力量,是要反对的。对于政治的理解,不是抽象的,“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也就是说要以人民利益作为衡量政治好坏的标准,没有抽象和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只要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历史进步的,按照历史标准来看,就是好的。

综上所述,“人民的文艺”观念通过《讲话》构建了一个丰富严谨的文艺理论体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至上的态度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涉及文艺活动各个环节和要素的富有创见的理论主张,并在其中始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逻辑力量。“人民的文艺”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创建起来的文学观念,它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核心思想,也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另一种人学文学观念,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民的文艺”观自提出以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它确立了一种新的人学文学观念,直接挑战和颠覆了五四以来“人的文学”观占据的主流和支配的地位,极大改变和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学生态格局。这一新的文学观念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化重心的下移,使人民群众也能参与到文化的建设与分享中,因此具有更坚实的正义基础,符合社会历史进步的发展趋势,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拥护;其次,在文学实践领域,通过影响和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人民的文艺”观开始创造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以塑造人民群众形象为中心的新的人民文学,真正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平民文学”的目标,极大推动和影响了群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使“人民的文艺”成为革命时代的中心主题,也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实现了对人民大众的革命启蒙和政治动员,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的文艺”观完全取代了“人的文学”观,成为我国主流甚至唯一的文学观念,成为党领导文艺事业,制定各种文艺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基础。“人民的文艺”观也继续发展,对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继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民的文艺”观念没有很好地从革命战争阶段顺利地朝和平建设阶段调整和发展,导致这一文学观念被不断曲解、误读,甚至朝片面、狭隘的方向发展。此外,对人的问题回避深入的研究,只做片面的、肤浅的和简单化的理解,仅突出人性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消解了其他人性特征。按照这样的原则塑造出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没有婚姻家庭,没有任何缺点,不食人间烟火,这其实是对人民和工农兵群众的歪曲和虚假编造。

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理论界对“共同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反思和讨论不断深入,“人的文学”观念重新以新启蒙的方式登上舞台,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艺”观念并存的阶段。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旋律仍然倡导“人民的文艺”观,继续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另一方面,随着文艺理论界的不断反思和总结,以及创作自由度的不断扩大,“人的文学”观念在文艺理论界重新盛行起来,新时期文学甚至被视为是五四新文学的接续,归属于一种新启蒙主义性质的文学。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对社会的介入,人的欲望的承认和通俗文艺的崛起,“人的文学”观念更是广泛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两种人学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当代文论界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需要重视和探索的一个理论和现实的问题。

实际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这两种人学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就曾引起过当时学界的关注。袁可嘉在1947年发表的《“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就注意到并指出,从五四到1947年的新文学发展呈现出“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这两种潮流,这实际上就是指“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艺”这两种文学观念。袁可嘉对这两种文学观的基本精神做了精炼的概括,指出了两者的差异。他把“人的文学”观概括为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两种本位特征,把“人民的文艺”观也概括为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两种本位特征。难能可贵的是,袁可嘉不像当时许多学者那样认为这两种人学文学观不可调和,而是试图去研究两者契合和相融的一面。袁可嘉推崇文学的艺术本位,重视文学性,但他不反对人民本位,而是反对把“人民”抽空为抽象的政治概念,他最后的观点是希望以“人的文学”观来吸纳“人民的文艺”观的合理内容。但是,无论是“人的文学”观,还是“人民的文艺”观都是人学的文学观念,注重的是从文学与人或人民的关系来理解文学,这就已经超越了文学性的范围。而“人民的文艺”观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坚持对最广大人民,尤其是底层大众的关注,让文艺为广大人民,而不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这是“人民的文艺”观符合社会进步,具有正义价值和强大生命力的基础,也是“人民的文艺”观长盛不衰,深受人民大众拥护,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学观念的原因所在。所以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坚持“人民的文艺”观应该是我国文艺发展的正确选择,但是我们也不应完全排斥“人的文学”观的合理内容,而应该努力探寻两种人学文学观念的契合点,吸纳“人的文学”观的合理内容,来补充和促进“人民的文艺”观健康的发展。

事实上,新时期以来“人民的文艺”观已经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做出调整,尤其在人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人民”内涵和范围的不断调整。“人民的文艺”观最初提出时,对人民的内涵和范围是有明确规定的,《讲话》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讲话》划分人民的依据一是根据占民族最广大数量的原则;二是阶级性原则。强调阶级性的原则很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当时革命战争的情形,必须动员人民大众起来革命,夺取政权,而这四个阶级都是具有革命需求的,尤其是工农兵阶层,所以《讲话》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工农兵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战争转为和平建设年代,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曾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人民”概念做了调整,他指出“人民”包括“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显然,这里的人民概念已经突破了工农兵的范围,可惜的是“人民的文艺”观没有来得及很好地吸收这一内容,就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向,而向狭隘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党的文艺方针明确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人民”概念的理解,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1957年的观点,进一步淡化了阶级划分,把人民的内涵和范围扩大到“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由此,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范围和自由度得到空前扩大,一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可以成为文艺反映和抒写的对象,同时也成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可见“人民的文艺”观对“人民”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是不断调整和发展的,同时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需求也是需要不断调整和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包含了物质改善的需要,而且还包含了精神需要,尤其是文化水平和审美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所以“人民的文艺”观强调对人民的服务也应从早期侧重于普及转向目前不断提高的发展上。由此可见“人民的文艺”观是一种需要根据人民概念不断灵活调整的文学观念,它必须不断摆脱僵化和机械的思维方式,才能获得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第二,对集体和个体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人民的文艺”观和“人的文学”观的一大差别,从字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强调集体,一个强调个体。以往的“人民的文艺”观确实过于突出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相对忽视人的自然属性,也是其后来走向片面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关于个人与集体,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以辩证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关心的是现实中的人,即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的现实的人;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社会的人,是作为类的人。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把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致力于改变和推翻被压迫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的异化现象,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身。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了近代的人道主义的,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但是我们以往的“人民的文艺”观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新时期以来,通过文艺理论界的反思,“人民的文艺”观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理解逐渐走上正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两者关系做了更清楚的表述,他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所以“人民的文艺”观不应排斥个人,排斥人的自然属性的描写。绝不能单一地突出阶级性,忽视其他人性的表现。反过来,如果只突出个人,突出人的自然和生物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这样的文艺作品也很难达到对人性的深入揭示。阶级性和政治性往往更能深刻地表现出人性的社会内容,提高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许多文学作品,出于对前期突出阶级性和政治性的逆反,完全回避或排斥对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的书写,遵循“人的文学”观,突出人的自然属性和生物属性的描写,最后对人性的挖掘只能集中到人的下半身和欲望写作中。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缺乏文学力量,很大程度上也与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表现有密切关系。此外许多文学作品放弃了“人民的文艺”观倡导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核心理念,以个人英雄史观,以资本和权力逻辑取代这一理念,这也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总之,“人民的文艺”观要辩证地把握个人与集体,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才能无损于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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