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3 世纪，西方人就开始关注中国法律。但是，将全本律例翻译并在西方出版，使西方人对中国法律有全面的认识，则是到19 世纪初才得以实现。其中，由英国人乔治·托马斯·斯当东（以下称小斯当东）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英译本，成为首部完整的中国法律原典译本。

《大清律例》

和乾隆皇帝用中文交谈

在元代，马可·波罗所撰的《马可·波罗行纪》已有许多有关中国法律状况的描述。

17 至18 世纪，很多耶稣会士（即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他们将在华见闻编纂成书，其中一些书籍涉及到中国的司法制度，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等。

据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都是通过阅读耶稣会士的著作得以了解中国法律的。但是，耶稣会士或是由于对中国法律体系及其传承缺乏了解，或是限于个人的理解问题，他们的表述有时不是很准确，甚至存在谬误。

1778 年，俄国汉学家列昂季耶夫选译了《大清律例》的部分内容在俄国出版，受到女皇叶卡特琳娜的重视。这是目前已知的西方人首次尝试将中国法律原典译为西方文字。

1781 年，德国人亚力克司·里纳德夫出版了《中国法律》一书，其中也选译了《大清律例》中一些与刑法有关的内容。但该著作只是选择性介绍，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改动较大，加之翻译中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未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西方人仍然看不到完整的中国法律原典。

1792 年9 月26 日，英国政府任命伯爵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伦纳德·斯当东（以下称老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在近一年的航程中，老斯当东之子小斯当东得以和船上的中国籍传教士学习汉语。他很有语言天赋，进步很快。

1793 年9 月14 日，小斯当东随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由于他会讲汉语，又是一位少年，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这一段特殊经历为他以后从事汉学研究以及开展对华活动奠定了基础。

西方人首次见到了完整的中国法典

1800 年，小斯当东在其父的安排下，被聘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此后，他陆续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0 余年。他来华后不久，发生了朴维顿事件。

1800 年2 月10 日夜，英国兵船朴维顿号的水手向中国渔民开枪，打伤1 人，造成另一名搭船的中国人落水死亡。清政府要求英方彻查此事，并交出凶手。英国方面则提出请求，希望英方官员出席庭审，这是后来领事裁判权（指一国公民在侨居国成为民事、刑事诉讼被告时，该国领事具有的按照本国法律，予以审判、定罪的权力）的开端。

同年3 月12 日，朴维顿号船长狄克斯携证人进入广州城。广东按察使、广州知府、南海县令、番禺县令会同审理此案，要求严惩凶手。但英方贿赂了清廷官员和当事人，加上小斯当东充当翻译，负责这一事件的交涉。最终，法庭作出了对英方有利的判决。

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席霍尔注意到，清政府审理这桩案件时，依据的是《大清律例》的有关条例。案件审理结束后，他向中方提出请求，希望清政府能够准许英国人获得一份中国印行的法律文本，以便他们了解和查询。

之后，清政府官员摘录了《大清律例》中的有关杀人伤人的6 个条文，印制了100 份交给英国人，目的是提醒英国人莫要在两国交往中再触犯法律。霍尔将印有这6 个条文的文本交给小斯当东，请他翻译成英文。这次翻译任务引起了小斯当东对于中国法律的浓厚兴趣。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法律，以便在中英之间出现冲突时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小斯当东设法找到了1799 年和1801 年两个不同版本的《大清律例》。在经过比较后，他开始着手翻译《大清律例》全本。

当时，不少英国人贬斥中国司法在审讯和处罚犯人时普遍使用肉体惩罚，是一种野蛮和落后的行为，不利于司法公正，但小斯当东不这样认为。

1810 年，小斯当东将《大清律例》翻译为英文并在伦敦出版，西方人才首次见到了完整的中国法典，对中国具体的法律条款有了直观的认识。

小斯当东在《大清律例》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毫无疑问，中国的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这些法规在很多地方是绝对没有辩护余地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法律的其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些缺陷……使之完全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局面，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开化的西方国家，也是值得效仿的。”

被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所利用

自《大清律例》英译本出版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法律进行了长达百年的研究，大致呈现两大特征：一是鸦片战争前，在中国沿海地区，外国的水手、商人和中国人时有冲突，甚至发生刑事案件。所以，西方人主要关注的是《大清律例》中有关刑事的规定。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不仅获得了在华领事裁判权，还获准在中国开办工厂、建立教堂传教，来华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个时期，西方人开始关注《大清律例》中有关民事的规定；二是鸦片战争前，西方学者对待《大清律例》的态度主要是批评性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学者逐步告别对《大清律例》的集中批评，开始介绍其中一些原则性的制度。到20 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又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法律制度，阐释中华文明的合理性。

以后世的角度来审视，当时《大清律例》的翻译，对于西方认识中国法律而言非常重要，它澄清了19 世纪以前西方对于中国法律形象的争论。

《大清律例》英译本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中外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对话，促进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对外传播。但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来看，它泄露了大量珍贵的法律资料，这些内容后来被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所利用，进而干涉中国司法，达到其海外扩张与殖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