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许然

“有些工作刚刚才开展，上级就要求马上报材料。”

“一天开四五次会还不够，半夜两三点还要在群里发通知。”

“下班后紧急通知入户排查，一晚上不睡也难以完成任务。”

……

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近期采访了多名基层干部，他们讲述了自己被加码的经历。对于形形色色的加码，有基层干部直言，“机关加码基层，看似‘码’到成功。基层应对机关，搞得身心疲惫。”

开不完的会？“会开了责任也卸了”

从基层负担这个话题聊起，干部们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开会。明明是周末，却有开不完的会。周六上午开视频会，下午到区上开会，晚上在副区长办公室开小会。西南地区某镇党委书记尚敏告诉记者，“这一天，早上8点钟出门，晚上10点钟才到家。”

会议中的层层加码现象让一些基层干部大为恼火。明明各地都在提倡精简会议，但许多基层干部的现实感受并非如此。

“除了周末开会，工作日起码有一半的时间在开会。”尚敏说，一些政策要落地落实就得通过开会来传达，这个无可厚非，但现在的趋势是，“绝大部分区级部门都认为自己的会重要，要求乡镇党委书记必须参加，不参加就是不重视。”

尚敏向记者举例，有次他被通知参加一个区上业务部门的会议。他一走进会议室，十来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已经齐刷刷地坐好了。该部门的业务负责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大家似懂非懂的眼神依旧很迷茫。

“这个会不是该通知乡镇的具体经办人来参加吗，怎么把党委书记叫来了？”在搞清楚了事情原委后，该部门的负责人却又补了句，“来都来了，就麻烦书记们回去传达一下。具体的操作指南，会同步发给乡镇的具体经办人。”

除了量的加码，有些会的紧急程度也加码，时间冲突比较明显。作为某农业镇副镇长，徐彬分管农业、应急、信访稳定等工作。随着夏季来临，防汛救灾形势严峻，他说自己每天“不在开会，就在下乡”。

“晚上8点半在内网上通知第二天上午9点开会，既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补充渠道通知。等到早上到办公室看到消息，哪里还赶得上去开会？”徐彬说。

更有时候，两个上级部门的会议前后时间相差仅15分钟。早上9:00有个会在区委13楼，9:15另一个会在区委9楼。“两个会都要求同一个分管副镇长参加，可到底参加哪个会？办公室发通知的时候就不能跟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对此，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既然会这么多，时间要求又这么紧，为什么一些会不能变通一下，比如多采用视频会的形式？

曾在乡镇担任过办公室主任，后在某常住人口大镇担任党委书记的周建华说，现场开会更有氛围，而且开会有会标、签到表、桌牌、会议资料等，这既能体现相关部门落实工作得力，展示出会议的成效，还能保证过程的正当性。“视频会议哪里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部分上级单位可能认为，通知到了，会开了，责任也就下移了。”周建华认为，一些非必要的会一定要开，或者非必要现场开的会却一定要开成现场会议，就是一种形式上的加码，加重了基层的负担。这种形式主义一旦产生，又会衍生出新的形式主义。

某乡村振兴示范村的村党委书记跟记者吐槽，上周他们镇上组织全镇的村的一把手开会，会开了一个半小时，中途换了6次会标。本来相关事务只需要发个通知，却为了留痕和方便上级检查，让大家整整齐齐地坐好，配合拍照。

对于这种现象，某镇党政办主任也很无奈。她说，只有这样，才能表明镇上在推动这些工作。

“一把手工程”越来越多？“压力传导得到位”

除了各种被加码的会议，对于这些年基层事务的增多，周建华也有直观的感受。“1995年我参加工作时，一个乡镇办公室一年也就收文300多份，现在一年少说也有上万份了。”

这些具体事务，不仅有各项政策的落地落实，还包括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安排。“上级部门吼责任吼得很大声，现在动不动就把这些事上升到‘一把手工程’，让一把手必须加以重视。完不成考核，一把手就要负责。”

周建华认为，上级对下级严考核是理所应当的，一些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级部门将上级的考核标准提高，任务加多，项目拓宽。当任务传递到基层时，层层拔高的考核砝码和考核压力就集中到了下级单位一把手身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某市近些年愈加重视招商，招商引资成为了该市各级政府的重点工程。市上每月调度，每季度考核各区县，先进的发红旗，落后的亮黄旗，主要负责人还要被市领导约谈。

在此过程中，每个区县一把手要去认领招商任务，签下目标任务书，再把这些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到各个部门、乡镇。在区级部门中，一些认领到任务的残联、妇联等党群部门也只有服从安排，“领导直接安排的，我们敢让领导脸上无光？”

在一些乡镇更是怨声载道。“我们镇的地理资源差，去年为完成任务，耗费了大家很多的资源和精力。”该市的一名镇党委书记说，“今年还在加码，只有给所有的中层干部都安排上任务指标。”

部分接受采访的体制内人士认为，一些“一把手工程”可能会导致行政资源的浪费。上级为了体现工作的重要性，把压力传导给一把手，一把手又将压力层层分解、加码到基层。在该过程中，一些不具备执行能力的部门或者下级机关也被拉进来承担压力。这可能造成相关部门顾此失彼，不仅本职工作没干好，一把手安排的任务也很难完成。

另外，在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安排上，上级部门也常常要求一把手负责。“尤其是涉及安全问题，基本都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被要求签订承诺书，出了事就要担责。”

由于邻市发生了一起假期儿童安全事故，近期儿童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周建华说，最近上级政府要求排查当地的儿童安全隐患，但儿童安全问题也不能完全归结到属地管理责任上。

“我们天天都要组织干部去河边检查，劝退下河游泳的儿童和家长。可人家不听啊，我们一转头，他们又下河了。但如果孩子出了问题，我们这些属地管理人员就是首要责任人。”周建华说。

对此，曾在山区某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王军义也有类似感受。王军义回忆，区上一直把安全问题看得很重，一有暴雨蓝色预警，区上就直接给乡镇一把手打电话，要求转移相关群众，并拍照留痕发至工作群。

“本身是该做的事，但为了拍照留痕就让事情变了味。”王军义说，自己经常半夜叫上分管安全的副乡长和村干部一起来到相关群众家中，把群众叫醒，不停地给其做工作，让人从家里搬出来，“常常搞得大家不胜其烦，最后一点雨也没下。有村民说，‘你们到底是关心人呢，还是只是为了拍照、填表、完成任务’。”

王军义认为，压力层层传导是为了让一把手重视，这无可厚非。但一把手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凡事都上升到“一把手工程”，那也是不科学的。

数据指标节节高？“一根针要造出金箍棒”

从责任对象到数据指标，基层不乏加码现象。

“有时候在数据指标上加码，也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心工作。”上述农业镇副镇长徐彬告诉记者，比如近期在“退林还耕”这项中心工作中，镇上在第一阶段领到了600亩的整治任务。

这么多亩地如何进行分配呢？“当然不能平均分配，首先得看每个村违规占用的耕地亩数。其次，还得看各村村干部的领导力。”徐彬告诉记者，村干部能力强的、条件较好的村就在现有指标上多分配20%，能力、条件一般的村就多分配10%，能力差点的村就按照实际指标来。这样，即使能力较差的村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打了折扣，能力强和能力一般的村加码完成的任务也能补上。

“对我们这些条件一般、能力也一般的村来说，压力很大。”某村党支部书记表示，“不像一些条件较好的村优势资源多、项目资金多，我们村要搞清退、平整土地等，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能完成最低标准已经不容易了，还要超额完成任务，难度太大。”

这名村党支部书记表示，层层拔高指标，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一根针怎么造得出金箍棒来？”

有时为了创新，体现成效，一些工作也需要在数据指标上加码。在某户籍人口大镇分管党建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余梅表示，一些党建项目的创新，除了规定动作，还需要有自选动作。“比如，上级下指标要求完成5项，我们镇结合本地实际扩充到了8项。虽然完成得很辛苦，但这体现了我们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不过，在某街道党工委专职副书记杨乐看来，上级要体现工作成效，也需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比如，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最近上级部门要求每个乡镇、街道选派干部到村（社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本来相关政策只要求选派干部到重点村帮扶，但区级部门却要求所有村（社区）全覆盖。

“我们街道位于市中心，只有两三个涉农的重点村，大多为非农社区。本来只需要派两三名干部到涉农村，这下搞成了全覆盖，需要多派几倍的人手。可街道哪里有这么多年轻干部？年轻人大多被借调走了。”杨乐说。

就在基层忙于完成各类中心工作时，一些非中心工作也被纳入基层的目标任务考核中，甚至每个月还要对基层完成的指标量进行通报排名。

比如，此前某地在推广一款APP中急于求成，分配给各乡镇的注册数量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常住人口数量。眼看注册数量与目标任务还有不小的差距，余梅只好天天跟村干部一起到群众家里做工作。

“很多村民只有晚上才在家。有时候到了村里八九点钟，有些村民都睡了。我们还得把他们叫起来下载注册APP，而且是不常用的APP，搞得大家不胜其烦。”余梅说，注册任务与目标任务考核、资金分配挂钩，乡镇对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和责任状，只能照单接收。

“搞这种排名有什么用？不过是无效的内卷。”对于一些非必要的指标数据也被层层加码的现象，某县级部门公务员晓琳的感受颇深。最近，她所在的区县要求各个部门、乡镇转发当地的工作报道。每周要排名，纳入目标绩效考核，转发数量不达标的单位要被约谈。

为此，当地甚至开发了一款小程序。工作人员转发后，需要提交相关截图到小程序中，便于相关部门汇总统计。“每天都要在朋友圈、家人群、朋友群转发工作内容，即便是再简单的事，只要搞得形式化、程序化、机械化，大家都会厌烦。以前没强制要求时，还会点进去看看，现在反而不想看了。”

“一味追求纸面数据上的攀比，容易以数字论成效。”该地一名纪检干部认为，在贯彻落实政策时，如果各级单位罔顾客观实际，增加新的内容或提出新的要求，容易导致过犹不及，最终基层只能僵硬蛮干。（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