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远

曹寇，一个看上去粗制滥造的名字，张牙舞爪，匪气十足。至少，它决计不该属于一个拿笔的人。其人也确有江湖之风，爽直利落，毫不拖泥带水。约他采访，片刻即回二字“好的”，再问具体时间，答：“提前说就行，防止耽误酒局。”

曹寇好饮，有证可查。常年厮混的酒友，有的是写字的人，每支笔记下的觥筹交错，十之八九都有他在。据说他交过一个女朋友，同嗜酒，时常举杯对饮，有一回家中的酒喝没了，俩人便把做菜的料酒干了精光。诗人高星写过一首《曹寇结婚》，里面说这家伙跟现在的老婆还是在酒桌上认识的。

各种各样的酒局自然也被他写进了小说。在一篇题为《读经日》的短篇里，“我”连上了一个月的酒局，直喝得胸口隐隐刺痛，冒出一连串关于健康和死亡的想象：“虽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会死，但我可还没有想过自己会死。我进而想到自己死后的画面，我的亲人还活着，我喜欢的和讨厌的人都还活着，他们继续喝酒，在酒桌上回忆我，谈到所谓的‘有趣’之处，他们还笑了起来。这真是让人悲痛万分。”多么郑重严肃的话，多么荒腔走板的味儿。

最近，他把这些故事攒进了一本集子，书名来自其中一个短篇的名字，标准的曹寇出品的味道，叫做《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

曹寇的小说，大都这般模样。鸡零狗碎，漫不经心，裹着的尽是些莫名其妙又稀释不尽的漫漫无聊。

“曹寇的小说也许会让很多人感觉不舒服，完全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粗陋杂乱的东西受到蔑视。但是，他的小说中有一种可取的东西，一种在后历史时代对乡村生活的重新表现……它所展现的现实，那是一种没有历史感的现实，一种粗陋化的生活事相，一种物质碎片却涌动出生命欲望，一种不再能完整化的现实。”作为德高望重的评论家，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曾试图用高屋建瓴的语言诠释过曹寇的写作，并且创造出了“新无聊现实主义”这样一个专属概念。但显然，曹寇是不领这份情的。

“首先我没考虑我要写得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在曹寇这里，意义压根不构成一个问题，他干脆就没把自己当作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只讲“事儿”，故事有情节有高潮有意旨，“事儿”则只有片段和片刻，就是杂乱的、模糊的、暧昧的。曹寇说，他不想告诉别人什么，只想声音不大地说点什么，仅此而已。况且无聊就是他的生活境遇，一个无聊的人看谁都免不了觉得无聊，世界本来如此，宇宙尽头一直都是虚无：“对虚无的体认，基本是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趋向。《百年孤独》不是虚无吗？”

他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吊儿郎当，一副迷迷瞪瞪、浑浑噩噩的德性。他甚至懒得给这群角色取上几个分明的名字，要么千篇一律地叫着“王奎”“张亮”，要么煞有介事地唤作“朱白”“李瑞强”云云——完全搬自身边朋友们的真名或者笔名。对此，他依然理由充足：名字只是符号，没必要在上面做文章。

很多人其实都识破了曹寇那张虚张声势的草莽皮囊，当中以作家韩东的“伪恶”一说最为简练精辟：“伪恶与伪善相对，前者从王朔以降，到朱文、曹寇，这一路都是看上去骂骂咧咧不好好说话的，吊儿郎当。这个世界铺天盖地罪大恶极的就是伪善，这些人不愿意和伪善为伍，对于那些冠冕堂皇、正儿八经的东西，他们出于本能地要弄两下子。”

诗人杨黎也觉得，曹寇的“野”都是装出来的。“文如其人，这句话不一定正确，有些人说话彬彬有礼，但人很肮脏，有的人说话不拽，但写作的时候有姿态。实际上曹寇给我的感觉，是很有文化的，他喜欢古典诗歌，甚至喜欢书法。”作为酒友牌友兼文友，杨黎喜欢这个小十几岁的兄弟，喜欢到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次曹寇到北京來，他有意安排二人见面，结果被曹寇理解成了叔叔探望侄女。

（资料图片）曹寇。图/受访者提供

在杨黎看来，曹寇的性格是天生的写作者：“他这个人是个腼腆的人，喝点酒以后装着不腼腆（而已）。（写作者）应该进入内部才有他的滔滔不绝，而不是在外部就滔滔不绝。如果一个写作者走到哪都很自在，那我基本上怀疑他的写作。”

面对众口一词，真面目败露的曹寇有时不得不老实承认，自己确实从小就是一个不太活络的人，哪怕如流水的酒局，也不过是跟家人和有限的几个朋友，极少接触外人。结婚后他甚至搬回了老家——南京城外四面环江的八卦洲——的宅基地，不是什么游子归根，只是这里偏安一隅，住得也宽敞一点。

内向之人，往往触觉敏感，也就更容易窥见苍凉。曹寇的底色其实颇为灰暗，看似的放浪轻佻，不仅是一种掩饰，同时是一种极端反差原理的修辞。他笔下那些俯仰皆是的无聊，无不弥散着人生与人世的困窘、失落、空乏和忧伤，无力、无解也无止无休。“我这个人基本上是很悲观的。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写得很张狂，但我骨子里对这个世界对宇宙是极其敬畏的，姿态是极低的，匍匐在地。”

“布考斯基的态度基于深入骨髓的绝望，这种绝望既包括个体生命置身集体中的无力，也包括终极层面上人和宇宙的关系。”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他写下过这样一句话，说的是一个美国老诗人，可又怎么看怎么像在说他自己。

最近，曹寇把过往以王奎和张亮为主角的小说搜罗在一起，攒了个集子。校订的过程，也是他自写出这些文字后第一次阅读的过程。这绝不令人感到惊诧，毕竟时常回看自己作品这种行径太不潇洒，反而还有自恋的嫌疑。

“我确实写完了自己就不太看，但是写作过程中，每个句子我都写过后看一遍，然后写完了再从头看一遍，我要确保它达到某种我希望达到的效果。”这倒是有些出人意料。曹寇的写作极快，千字专栏不超过一小时，短篇可以日产，最高纪录一天工夫就写了三个短篇，不是那种慢工细活的人。何况他的行文尽皆口语，更给人一气呵成的观感。

事实上，曹寇对待写作的态度是尤为审慎的。“我对语言确实比较考究，包括标点符号我都尽量注意。”他的口语书写，并不等同于不事雕琢，而是追求一种真实和自然——“我们的情感、认知是不需要修饰的，可以通过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最终的目的在于探索出准确使用当下语言表达当下的有效方式。“我确实有这样的意识，这可能跟我学中文出身有关，也可能跟我以前当过中学老师有关。”曹寇说。

这是少有人知的一段往事，大约也少有人可以想象——曹寇竟然曾经是一位教师。当然，那会儿的他还叫赵昌西，不叫曹寇。

彼时的赵昌西在文学品位上，与如今的曹寇是一以贯之的，他曾被一篇作文里的句子感动了很久，那个句子这样写的：“父亲挽着裤管，赤着脚，穿着绿色的雨披，扛一袋雪白的化肥。”它出自一个学生的手笔，一个几乎所有科目都不及格的差生。

不过不要就此以为，赵昌西是什么有教无类、慧眼识才的好老师。他只是喜欢作文里有意思的句子。其他的，他不感兴趣，对他而言，那只是一份工作。尽管如此，赵昌西还是准备好了接受这一切。作为农民的儿子，“走正规渠道成为城里人的唯一途径就是‘考出去’”。他考出来了，命运已经发生改变，“那会儿单位已经有集资房了，也有人给介绍对象，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但是那会儿出现了网络。”24岁那年，赵昌西成了学校里第一个拥有586电脑的人，通过拨号上网，他发现了好些有意思的地方：一个叫“新小说论坛”的BBS，上面聚集着同样年轻和意气风发的李师江、张楚、盛可以;一个叫“他们论坛”，混迹于此的是韩东、顾前、朱文等一帮老家伙;一个叫“橡皮论坛”，乌青、吴又、张羞几个年轻人，颇有一见如故之感。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很多年纪跟我相仿的或者比我大比我小的人已经开始写作了，而且有的写得很像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可以暂停买房，暂停相亲，我可以试试看，我也来写。大概2001年的时候，我写出了第一篇小说。”

论坛的会员按等级有着不同的称谓，初级的叫“草寇”，高级的叫“山大王”。初级会员赵昌西顺手用“草寇”改了个名字叫曹寇，充作自己所谓的笔名，然后顶着它煞有介事地写了两三年。他把作品发到论坛里，等待围观和评论，同时将西祠胡同作为保存作品的“仓库”，没成想也意外获得了一批拥趸。2004年，发在“新小说论坛”的《我和赵小兵》被《收获》的编辑叶开看中，自此，赵昌西的人生正式开始被曹寇接替了。

作为老师，赵昌西在学校里混得挺边缘;文学江湖中，曹寇依然不属于位居中心的名门正派，人家不怎么带他玩，他也不跟人家掺和。他酒桌牌桌上的朋友们，概莫如此。没有足够的动力让他们必须憋着劲儿地扬名立万，他们宁愿彼此“狼狈为奸”地虚度光阴，“默默无闻地写着自以为是的东西”，然后“一点一滴地死去”。

曹寇作品《这件事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群气味相投、自动聚拢的波西米亚，走在文坛的偏乡僻壤，倒也构成了一道风景或者一种现象。实际上他们各自的想法与步伐并不那么整齐划一，但如果一定要套用某种文学史的框架去给他们做些笨拙的归纳整理、概括总结，也不是完全没可能——比如“中间代”。

所谓“中间代”，是一批出生在1968年～1978年的作家。他们通常被视为失语的一代，就文学认可度而言，远远不及50后60后的前辈，按市场份额考量，又远远小于80后的晚辈，夹在二者之间的缝隙里，呈现出一条灰色的低谷。

作为无可争议的中间代之一，曹寇其实还蛮认可这个概念。“这确实是一个事实。”在他看来，这里面固然有时代的原因——“50后60后在市场来临之前消费了人们对纯文学的最后热情，80后的迅速蹿红则是一次呼应市场的新陈代谢”——却不能简单地只归咎于时代。从根本上说，“70后的写作从开始就是处于绝望中的。70后跟60后的生存环境区别并不是特别大，但写作的所有欲望和可能性已经被60后穷尽了。他们只能以60后为师为兄长，只是一个小弟的形象，这就导致了70后的写作基本上是比较懈怠的。他们没有真正地把自己拎出来，好像也缺乏这样的动力和自信。”

这是一种饶有意味的理解，并且似乎恰好回应着另一个尴尬的现实：即使这代人已集体跨过了40岁的门槛，还是会经常被称呼为“青年作家”。在积习已久的语境中，“老”和“小”有时不只关乎年龄，也由名气和地位决定，少年得志亦是“老前辈”，未有大成者則永远是追随其后的“小家伙”。

45岁的曹寇不知是否正在接受着这一理解所产生的催化作用。此前只写过一次长篇的他，已经决定在未来几年暂停中短篇的写作，全力以赴地炮制几个长篇出来。“既然你被文学圈认为是一个小说家，就还得弄一两个长篇出来，这属于文坛的陋习，咱也不能免俗。浅薄的虚荣心吧。”

显而易见的是，如今的曹寇确实发生着一些变化。“（以前）那种自信爆棚的感觉不复存在了，我现在不自信了，觉得写作是一件需要付出一些成本的事儿，不是信马由缰的一个事儿。以前只要有想写的念头坐下来就写，现在觉得可写可不写的就尽量不写了。”他也说不好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大概和自己这些年的阅读有关：“这些年真正触动到我的阅读是《六祖坛经》。我觉得自己是促狭的、局限的，我想看看更高于我的那些智慧，而且我相信这种智慧的存在。”

过去的半年时间，曹寇没动笔写过任何东西。即便他现在就是靠写作谋生。他的写作一直都是随机的，听从着自我状态的召唤。只是这几年他过上了相妻教子的生活，状态的培养皿里多了一份人到中年的甜蜜牵绊。这或许是又一个变化，也或许是变化的另一个原因。但所有的悄然变化中，有一个东西是不曾改变过的，以后也大抵不会改变：“我必须要写得很愉快才行，我要被自己逗乐。这是我的一个自我设置，只有这样我才能确保写下去。”

说这话时，曹寇依然是从赵昌西手里接过人生时的那副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