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 文

继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历史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崭新命题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其中第二条指出“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与十九大报告相比，“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增加的表述，以党的决议形式将其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观点，需要我们给予深入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不是现在才有，而是渊源有自。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及其科学内涵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进程的展开而逐步形成的。

回溯历史，“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可是只有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先进文化指引了一条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走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人间正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政党始终恪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并为此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以“强国梦”为主线的“现代化”追求才变得那样清晰可及。

纵观寰宇，“现代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普遍追求。可是，面对丛林规则大行其道的冷酷现实，对于具有超大规模人口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言，真正能够成功走出一条现代化道路的，迄今为止除了中国还没有出现第二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设想经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对于这个过程，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最早见于1954 年9 月召开的首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实践表明，从1964 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的12 年间，中国现代化水平虽然有不小进步，但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现代化水平仍然有不小的差距。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60 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小康”的概念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 年1月，邓小平在谈及科学研究和四个现代化、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时，提出要“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同年3 月21 日，他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作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 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他还指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邓小平在青岛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负责人时指出，“搞现代化就是要加快步伐，搞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展，有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000 美元，就很不错”。这里所说的“人均收入”指的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1979 年10 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我们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 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来描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多次在不同场合用“小康”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内涵。1980 年10 月，在讲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时，他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提的目标就是争取20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 至1000 美 元，进 入 小 康 社会”。1987 年4 月，在会见外宾时他明确提出“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设想。1987 年8 月29 日，即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1987 年10 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此作了更完备的归纳和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从邓小平一系列重要论述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式”，一是强调“适合中国情况”，即“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因此不能也不会照搬西方标准；二是将“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为一个接续奋进的过程，从温饱到小康再到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阶段性、波浪式的递进趋势。此后，无论是党的十五大提出新的“三步走”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我们党始终沿着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扣“小康社会”这一关键词，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纵深拓展。从这个角度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赓续。

“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表述不同，实质一致，且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升华，后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又有了新的丰富和拓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会得出新的时代结论，实际上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深化与拓展。

从总体布局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党的十九大为标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有了五个前置词，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实际对应的是建设“五大文明”，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而以“美丽中国”为建设目标的“生态文明”则是第一次被纳入。

从战略布局上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众所周知，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一个新的“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2020 年到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两步走”战略，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部署，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重大决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体现。

从比较视野上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相比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有14 亿多人口，比现有全部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要整体迈入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此，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克服更多的困难，也必然会产生更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有资料表明，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工业化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后美国逐渐领跑全世界时人口是上亿级的，中国的现代化是“10亿级”超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当今世界，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不到10亿人。可以预见，随着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一个十几亿量级的人口超大规模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不仅将再次缔造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而且将以自身的体量深刻改变世界现代化版图，在人类发展史上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公平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对于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追求。然而，在奉行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社会，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大行其道，结果必然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两极分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痼疾，事实上也是对二战以后新自由主义现代化范式的解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经济基础上保证了全体人民在能够充分参与生产劳动的同时也能够充分地享有发展成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确立，更是集中凸显了执政党恪守“群众利益无小事”，时时处处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从当初的“先富带后富”到如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从20 世纪逐步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宏伟目标，再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从自觉、主动地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到收入差距问题，贯穿的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彰显的是高扬公平正义旗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正式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个人全面发展”三大阶段。“人的依赖”指的是人对人的从属关系，“物的依赖”则是以商品拜物教为代表的各种“人为物役”，所有这两种社会形态里的“人”皆是丧失应有的主体性，而更不可能真正主宰自身命运。在社会形态上，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不仅是要释放更发达的生产力，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物质产品，而且要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彻底摆脱“人的依赖”特别是“物的依赖”的落后状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广阔道路。在充分继承优良传统和好的做法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协调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历史性成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和解”理论。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能够达到“两个和解”呢？这是因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必将为新的合理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其实这也正是“两个和解”理论提出的现实逻辑依据。实践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为标志，我国注重同步推进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死路，坚持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着眼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竭力为全人类作出积极贡献。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的庄严宣告，再到以“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为基本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坚定意志和决心。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著名的“蒙哥马利之问”时谈道，五十年后中国“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恪守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经济全球化的促进派，维护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的是日益繁荣强盛的中国不仅不是挑战，恰恰是世界的机遇，不仅不是什么“搅局者”，反而是这个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的最大稳定锚。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现代化”以及怎样实现“现代化”，大都是以西方为圭臬，于是，在一系列数字的背后，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开具的必然是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等以自由主义为旨归的药方。然而，二战以来，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惨痛经历，一次次地戳穿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狂妄和自私的面目，一再说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何等艰难而漫长。在此背景下，尽管面临东欧剧变带来世界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低谷的不利局面，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开创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坎坷波折，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两大奇迹”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密码的破解。

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内在统一。在现代化建设中，既要见物，又要见人，这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如何保持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动态平衡，是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大难题。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资本拜物教主宰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纵使把“自由”“民主”喊得震天响，作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民众到头来不过是大资本跑马场上的工具和看客而已。西式现代化如同西式民主、西式自由一样，正在一系列现实悖论面前褪去光环。与之相比，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群众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是革命、建设、改革的依靠对象和服务对象，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着眼点和落脚点，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根本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的发展，强调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重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习近平语）

不忘本来与吸收外来的良性互动。《决议》指出，“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针对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其实也是探索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方法论，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对“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关系的辩证处理。反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国际形势下，能否拥有自知之明进而审时度势，把时代特征与本国国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道路的确立，也深刻影响着随之而来的繁重复杂的建设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不仅“道路”“制度”“体制”等宏观层面如此，独立自主的原则还体现在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从“大国重器”的自主创新到“中国创造”的响亮提出，展现的是中国人自尊自强的民族性格，而坚决反对侵略扩张和对外掠夺则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源自血脉的和平基因。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是从运动、观念还是制度层面上看，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是一个重大创新。长期以来，对于“计划”与“市场”或者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可以说伴随了全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命题,也是西方经济学至今未能解答的历史之谜。在西方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看来，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不可克服的“悖论”，即经济上通过自由化赢得繁荣的同时，政治上的稳定难以同步实现，而政治社会的混乱也会反噬经济繁荣的成果。对此，取得“两大奇迹”的中国已经给予了最好反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从当初的“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的论断到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完善，从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文字变化的背后是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的是执政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升华，体现在制度层面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新时代的日趋成熟和完备。

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与共。“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近代以来的历史深刻表明，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命运从来都是与世界和人类息息相关的。1956 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85年，邓小平谈道，“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正如《决议》指出的，“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必然指向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所蕴含的“中国”与“世界”双重维度的深度交织。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为实现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必要载体和途径，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必然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注入了强大生命力、诠释了无可争辩的说服力。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就此也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正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的，尽管在历经千辛万苦、付出诸多代价的基础上，我们终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复杂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一向恃强凌弱的美西方蠢蠢欲动，对我百般刁难，不仅不是我们可以“躺平”的时候，反而是如果因为自身的认识不足、应对失措，我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进程完全有可能被外部力量再次阻断。如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开创并非别人恩赐的那样，坚持和拓展这一“人间正道”，确保最终赢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一厢情愿抑或摇尾乞怜就可以轻易得到的，必须为此付出更加艰苦卓绝的努力，时刻做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