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玉川

《星子县志》1985年送审稿和1987 年第四稿的“大事记”里，都有一则记述：

“1971 年3 月，‘首都医院’妇产科副主任连丽娟率北京医疗队来星子县，深入湖洲查螺，防治血吸虫病。”（此处记述有误，医疗队队长是高秀贤，连丽娟为副队长。）

文中的“首都医院”，就是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文化大革命”中改为此名。由于没有及时搜集相关史料，撰稿人在志书中没有记录医疗队工作的具体内容，所以《星子县志》在1990年出版前定稿时，这则记述被遗憾地删除了。

1949 年以后，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如逢地震、洪涝等大灾，国家都会派出医疗队前往灾区治病救人。星子县当时虽没有大灾，但这个县濒临鄱阳湖，沿湖乡镇血吸虫病流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北京医疗队来到星子县。

他们是1971 年3 月来的，于1972 年5 月返京。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医疗队不仅帮助当地防治血吸虫病，也治疗民间各种疑难杂症，有三位医疗队员还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北京医疗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给星子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当事人与知情者已年迈或者逝世，要寻觅当年医疗队的足迹，收集他们的往事，虽然为时太晚，但所获资料，即便是零星散落的碎片，也让人感慨、动容、难以忘怀。

2021 年4 月，94 岁的县卫生局前局长欧阳怀少，刚从九江住院归来，尽管行动不便，但一谈起当年的北京医疗队，立刻精神振奋，思维清晰，滔滔不绝。欧阳局长说：

北京医疗队是1971 年来星子，1972 年离开。我当时刚从“五七大军”上来不久，担任县卫生局革委会副主任（副局长），主持工作。一天，接上级通知，要我们到南昌江西宾馆去接北京医疗队，同他们一起坐火车到德安下车，再搭班车（汽车）来星子。他们一行二十多人，队长叫高秀贤，书记是肖启望，副队长叫连丽娟。医疗队有内科、外科、神经科、皮肤科等多方面的专家，记得有外科著名医生王述武，还有据说曾当过刘少奇同志保健医生的女医生，最小的队员叫周竺安（女）。

听医疗队的同志讲，他们离开北京前，周恩来总理曾接见他们，对他们讲过话。所以星子人都说他们是周总理派来的医疗队。（周恩来总理1961 年到过星子，了解这个县血吸虫病流行。）

我对北京医疗队的工作作风和医德印象很深。他们在星子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治愈了许多疑难病人。我们卫生局在此期间还多次组织县、乡医生听他们讲课。医疗队不管是夏日酷暑还是三九严寒，没有人因地方条件差工作难而休过假，更没有中途回北京探过亲，实在令人佩服！他们在公社（乡）工作时，有急诊病人无法到公社医院看病，他们就随公社医生一道上门去救治病人。全县各地听说北京的医生来了，纷纷赶到这几个公社来找医疗队医生看病，专家们都不厌其烦地予以接待。他们不收群众任何东西（有的病人病好后会送鸡蛋表示谢意），也不吃群众家的饭，我们卫生局也没有宴请过他们。有时，他们来县城开会，我们嘱咐食堂为他们多做了几道菜，饭后他们都要自己买菜票结算。虽然他们来自生活条件好的大都市，但到了我们这穷乡僻壤，每一位都能吃苦耐劳。我们南方，夏天比北京热多了，乡下蚊子又特别多，那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卫生局感到他们乘凉不便，只是给他们每人买了一把小竹椅……

欧阳怀少还告诉我们：北京医疗队来星子后，队伍分成两部分：一支在永红公社（今苏家垱乡）；一支在蛟塘公社，兼顾蓼南、新池等公社。

这几个公社（乡）属星子县的边远乡村，疆域相连，都紧邻鄱阳湖，星子人称之为“上乡”。“上乡”除了血吸虫病猖獗，乡间的道路也令人生畏：这里土壤为土层深厚的重壤土，“晴天一块铜，雨天一包脓”，一下雨就泥泞难行，苏家垱尤甚。雨天遍地泥浆，鞋子常常会被黏脱，人们出行只能像螃蟹一样在泥浆中跋涉。所以，对来自京城的医疗队专家们来说，雨天走路都是一道不小的难题。

欧阳局长的回忆自然只是片段，在蛟塘工作的医疗队行医的情况也难以寻觅。但医疗队专家们在永红的往事，则因当年公社电话员张筱清和她的先生董泉珍（时任公社卫生院医疗主管，相当于现在主管业务的副院长）大夫与我们在庐山的一次相识相交而被提及。不久，曾任县政协主席、当年永红公社副书记的欧阳森林先生又找到了1972 年5 月他们送别北京医疗队的一张合影，那些零星而珍贵的往事才得以为人所知。

合影中的第一排除了左六洪友才（公社书记）和左八黄友钧（公社副书记），其他十一人都是当年在永红的医疗队队员。半个世纪后，张筱清女士经过分辨与记忆，能说出姓名的有：左一鲜述舜、左四王直中、左五王述武、左七高秀贤、左十一王吉鲜，右一盛大姐（名字记不清）。这些人都是协和的名医、享誉一方的专家，多数人在网上能查到。在这张合影中，当年的公社话务员张筱清站在二排右四。

苏家垱在民国时期属“五都（乡）”，是星子县的“天涯海角”，除了行路难，自然条件也很差。星子民谣道：“五都好风景，出门就是岭，露水淹齐腰，巴茅割断颈。”20 世纪70 年代，乡里没有通往县城的公路，只有一条拖拉机行驶的土路。没有自来水，公社（乡）机关吃水靠人工从水塘里挑，苏家垱东部和南部与鄱阳湖相连，多湖汊港湾，民谣云：“九十九个汊，汊汊有人家，叫人听得见，走路要半天。”涨水时大水苍茫，交通极为不便，这里钉螺滋生，血吸虫病流行，好些个村庄因此病灭亡。

当时，永红公社卫生院的条件简陋，医护人员也少，革委会主任（院长）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贫下中农进驻医院”的大队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懂医术。为了配合北京医疗队的工作，星子县领导将县人民医院医生董泉珍调任公社卫生院革命委员会“医疗主管”。董泉珍是江西中医学院学制六年的医疗系“中西医结合试点班”首届毕业生，1968年11月被分配到星子县人民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医疗队来星子后，指导县、乡医院医务人员治疗血吸虫病，去鄱阳湖边疫水区灭钉螺，还指导医院门诊、住院及各科室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医疗队带来的现代医疗设施（如X光机、外科器械、化验检测器材、制剂设备等），使得县、乡医院能扩大理化检验项目，开展心电图培训，提高医疗诊治水平。医疗队的药剂师还指导县里医务工作者配制生理盐水与葡萄糖注射液，以及中草药口服液等。

1972 年3 月，欧阳森林调任永红公社副书记。两个月后，北京医疗队奉命回京，他因而有幸与在永红的医疗队员们合影，合影中他站在后排左六。欧阳森林回忆道：

1971 年医疗队来星子，我还在县保卫部工作，我老家翻身大队（行政村）有两位我熟悉的人，是北京医疗队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一位是第一生产队队长欧阳怀闰，当年三十出头，因头痛多年，曾到县、九江、南昌各级医院检查，都找不到病因。南昌一家医院告诉他是脑瘤引起的疼痛，建议他筹集两百元准备开刀。两百元对一个农民来说，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所以他迟迟没有治疗。正巧这年北京医疗队来了，他听说后，拿着南昌医院的诊断书与病历要我陪他找县医院领导，联系北京医疗队。我带他找到县医院领导与医生。他们看了他的病历与诊断书，同意为他的病请驻永红公社的王述武大夫来会诊。王大夫来后，见了欧阳怀闰，王大夫看了有关资料，告诉他南昌医院的诊断是对的，并表示愿意亲自为他做手术。几天后，王大夫在县医院为他切除了脑瘤，术后效果很好，他再也不闹头痛了。欧阳怀闰出院时买了一张红纸，跑到县保卫部找我，要我帮他写封感谢信送给医疗队，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五十年过去了，这件事在我的印象里特别深。

另一位是原大队书记万文杰。1971年冬，万文杰因脾脏破裂大吐血，被送到县医院抢救。县医院见病情危急，准备马上手术抢救。但因万文杰是省级劳模，又是星子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常委，还是星子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三结合”群众代表），时任县革委主任史某闻讯赶到医院，不同意马上开刀，要北京医疗队派人来参与决定。那天正下大雪，县革委办公室给永红公社打电话，传达史主任指示，责令公社想办法，连夜送王述武大夫来县医院抢救病人……王大夫半夜赶到，到后即赴病房，经过检查认为不能马上手术，应先用药止血、输血，待病人恢复元气，过几天再做手术。县医院遵从王大夫的话，为患者止血输血，几天后王大夫亲自给万文杰动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万文杰不久就恢复了健康。

第二年初春，我调到永红公社。公社有人将此事告诉我，讲得有声有色，非常生动。谈起当时公社领导一接到县里的电话，不敢怠慢，立即告诉医疗队，王大夫慨然应允，只是如何去成了大难题。当时大雪纷飞，道路又泥泞难行，而公社只有拖拉机，王大夫要去只能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室里，这样风险很大。领导找几位司机谈话，要他们送王大夫去县城，但没有一位敢答应。因为冰雪封路，开拖拉机送人，道路上又冻又滑，尤其害怕观音崖那段路最陡，万一失事……在这危急时刻，在场的王大夫站起来大声说:‘我不怕，你们还怕什么！’一位叫罗印火的司机听了这句话，终于坐不住了，答应送王大夫上县城。行前，为了防滑，人们在拖拉机轮胎上绑铁链条。罗印火让王大夫坐进驾驶室，接着开动拖拉机，在风雪之夜赶了到县医院，王大夫才及时抢救了万文杰。当时，拖拉机隆隆驶出公社大院，人们看着它消失在夜色中，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忐忑不安，生怕出事。直到他们已经安全到达县城的消息传来，众人悬着的心才终于全放了下来。

罗林生（左）与陈兰英大夫（中）在星子合影

后来我休假回家，遇见万文杰，将这件事讲给他听。他听后非常感激，特意要我带了十斤花生送给罗印火师傅，以表感谢。遗憾的是，为他做手术的王述武大夫，此时已随北京医疗队返回北京了。

1971 年冬天是个多雪的冬天，鄱阳湖地区方圆数百里大雪苍茫。当年协助医疗队的永红公社卫生院医疗主管、后来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董泉珍大夫，记起了一件自己亲身参与抢救危急病人的往事：

在王述武大夫风雪之夜乘坐拖拉机冒险进县城的那几天，都是大雪纷飞。一天傍晚，有几位农民用竹床当担架，冒雪将一位女病人抬到乡卫生院。医疗队的医生连忙迎上来，经过问诊和检查，原来患者是葡萄胎大出血，已经失血性休克。病情非常危急，需要输血抢救。葡萄胎出血一旦确诊，就必须尽早施行清宫手术。但是，患者已因大出血休克，必须首先输血治疗休克后才能考虑清宫，否则病人因不能耐受手术会有生命危险，而乡下医院没有血源，不敢清宫，病人危在旦夕。医疗队于是向驻县医疗队求援，医疗队妇产科专家连丽娟大夫带着献血员，乘坐救护车从县医院出发连夜赶往永红公社。一路上大雪纷纷，道路泥泞，从县城到永红公社，没有公路，只有土道，一遇稍高的土坡，救护车就车轮打滑难行。这样勉强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处高坡，救护车再也无法前行了，连丽娟大夫只能失望地返回县城。

得知救护车被阻的消息，苏家垱卫生院的医生们非常焦急，病人的病情正在进一步恶化，已不能再耽搁了！没有血源，又无法输血，如在病人休克中强行施行手术，会有很大风险……

这时，董泉珍提议说：可不可以用中药来提升她的血压？他是学中医的，想起中医名家古训：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

医疗队的专家们同意试试。

那时乡下没有取暖设施，为了御寒，人们烧起了几盆炭火。

于是，董医生采用古代名方“生脉散”（人参100 克，麦冬30克，五味子30 克），煎水后用药液鼻饲。幸运的是，一小时后患者血压上升至90～100/60，患者神志也渐渐恢复，病情趋于稳定。此时，医疗队的妇科专家开始为患者施行清宫手术。

这是一次特殊的手术，紧张而有序。手术中，连丽娟大夫在县医院通过电话指导操作，在蛟塘的医疗队的专家们也通过电话关注这一手术。县医院、蛟塘卫生院、永红卫生院三处电话那时都要经过公社的电话总机转，而总机接线员就是张筱清。50年后她回忆说：

因我那时是话务员，多次接通公社医院与县医院、蛟塘医院的电话。当时患者生命垂危，手术生死攸关，在县医院的连丽娟大夫电话最多，那天夜里我也很紧张……

清宫手术很顺利，出血停止了，病人获救了。医疗队专家们和永红卫生院的医护人员都很高兴，家属更是非常感激。虽然外面是寒冷的雪夜，但手术的成功如室内的暖烘烘的炭火，给人们带来了兴奋与温暖。

半个月后患者康复出院，董泉珍也倍感欣慰，因为这是一次中西医结合手术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医者仁心，医乃仁术。”北京医疗队高超的医术与热情的服务给他们带来良好声誉，从四面八方赶来求医问药，找医疗队救治的疑难病患者日多。有时人太多了，患者要在门外排队等候。

1969 年，新池公社（乡）几个沿湖村庄出现一种怪病：年轻姑娘会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过几个小时后患者又会恢复正常，却对自己刚才的哭笑毫不知情，随后这种症状又会反复出现。这种病先是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很快就感染在场的其他人，她们也跟她一样哭哭笑笑。几天之内，弄得整个村子的女孩子都这样莫名其妙地哭笑，这一带乡下便称之为“哭笑病”。这种令人恐怖的“哭笑病”不久也蔓延到邻近的公社，蓼南公社的村庄也发生了这种怪病，发作时病人会失去自控能力，家人没提防患者会误伤身体。一时间此病搞得人心惶惶、户户不安，都害怕自家的姑娘也发这种病，但又无计可施。县里、市里和省里的医生也来看过，都不知何因。有的猜测可能是由于这里人食棉籽油过多，发病系农药中毒所致（棉花生长期要打农药）。但这一带农村人们吃的都是棉籽油，再说那个时代食品缺乏，大米食油都定量，即使是棉籽油也不可能多食……后来北京医疗队来了，才找到了病因，解决了这一令人恐怖的局面。医疗队来后，队长高秀贤带人赶往新池、蓼南，走访患者所在的村子（高是神经科病的专家）。经过调查、诊断，认定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即西医所说的“癔病”，“一般指分离性障碍,又称分离（转换）障碍”,也称歇斯底里症，在缺乏有关知识的农村，年轻姑娘一旦得病，相互间容易“传染”。医疗队采取心里暗示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很快治好了这些年轻姑娘们的“哭笑病”，困惑这些村落两年多的“怪病”终于消失了，大大安抚了人心。

当时推行“贫下中农进驻管理学校与医院”，领导乡村学校与卫生院的是出身好的“贫宣队员”，蓼南卫生院的崔金滚就是其成员之一。医疗队专家刚到蓼南，崔金滚就因血吸虫病引发了脾脏破裂大出血，由于医疗队专家的到来，给这位“贫宣队员”开刀，救了他的性命。崔金滚全家非常感激，后来逢人便说：是周总理派来的北京医疗队救了他的命。

查金印曾在蓼南、新池两乡担任过领导，他说：北京医疗队感人的事太多了，可惜很多都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反映非常好。无论是在医院诊治，还是上门出诊，对所有来找他们的群众他们都非常和蔼，不厌其烦。

星子县是血吸虫疫区，很多像崔金滚这样的晚期病人。这些患者大都脾脏肿大，北京医疗队要给他们一一做脾脏切除手术，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他们还接待与治愈了许多疑难病人，像前文所说的新池、蓼南两乡的“癔病”。他们也给其他病患做手术，如当年永红公社副书记黄友钧的胃切除，黄夫人宫外孕大出血，公社信用社出纳产后子宫收缩不良大出血昏迷等，都是这些专家们出手救治的。

医疗队还在沿湖乡村做大规模的血吸虫病普查，医疗队队员和几个公社（乡）卫生院的医生们一起分片包干，挨家挨户上门去收粪便，工作量既大，且又脏又累。多年以后，提起这些事，当地的村民和卫生院的医护人员都非常感动。

为了培养当地医务人才，北京医疗队当时有一口号：“留下不走的医疗队”。

本地的医务工作者与北京医疗队在一起，跟着他们学习，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董泉珍回忆道：

王述武大夫指导我们卫生院袁医生做外科手术，如腹部外科脾切除、胃切除等；麻醉专家王吉鲜大夫则教我掌握硬膜外麻醉；在县医院，放射科大夫教我掌握操作X 光机器和拍片、洗片，帮助我对农村常见病影像的诊断，如骨折、胃肠穿孔和肠梗阻等急腹症及气胸、肺炎等。有一次我拿出独立操作的X 光片送给公社领导们看，并给他们讲解，他们非常高兴；县医院住院部有疑难病症时，医疗队邵孝鉷大夫等专家常常会应我和袁医生的邀请，来我们卫生院参加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的会诊、查房，指导我们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专家们也经常被邀请到县医院去会诊和做手术。耳鼻咽喉专家王直中大夫经常到县医院，指导五官科黄诗宜医生做耳鼻喉科手术；医疗队还在县里开设培训班，如心电图学习班、制药培训班等。永红卫生院学徒罗林生曾参加在县制药厂举办的学习班，学习制药，为期数月。医疗队的药剂专家陈兰英大夫给他们讲课，结业时陈大夫邀请罗林生和朝阳（今名泽泉）卫生院的学徒（忘姓名）一起合影。医疗队回北京后陈大夫将照片冲洗出来，分寄给了罗林生和那位小青年。

1973 年罗林生应征入伍，因为有在乡卫生院的基础，入伍后又被送去学了三年医，最后在县工商局退休。罗林生可能至今也不知道，那位曾经给他上课并与他们合影的女大夫，出身于名医世家，是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罗林生后来找出这张珍贵的合影，使我们得以认识了陈大夫。

在北京医疗队专家们的指导下，星子县城、乡的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医疗队的医术、医德深受当地医务工作者的敬重，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董泉珍说：“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精湛医术，给我树立了榜样，让我获益终身，我将铭记一生。”

2013年春王直中（左）与董泉珍在北京合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董泉珍1978年考入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工作。张筱清是作为“知青”下放到永红的，当年4 月到永红，比医疗队还晚一个月。她插队务农半年，11月调去公社当话务员。也许受医疗队的影响，后来她也进医学院学医，若干年后调往北京，与丈夫董泉珍一起在西苑医院工作。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苏家垱、蛟塘、蓼南等地工作的医疗队队员工作、生活都非常艰苦。现年89 岁的原蛟塘公社（乡）书记陶智洪，不无愧疚与遗憾地说：

他们那时太艰苦了，我们只是在医疗队到蛟塘和离开时，请他们吃过两次饭，过年过节他们也和别人一样，一人发一份票证。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得太差了。

医疗队所在的乡村，遇雨天路上的泥浆便会淹没脚踝，出行不摔跤已属幸运，外出归来一身泥水更是家常便饭。永红条件比其他公社尤为艰苦，医疗队队员们吃水、洗衣都在附近的水塘，他们中因而有人感染了血吸虫病。那时物资紧张，食品什么都要凭票，肉更少。他们偶尔也加餐改善生活，每逢加餐，麻醉师王吉鲜都会邀电话员张筱清去吃。张筱清记得，他们的红烧肉是采用上海做法，用红烧肉烧鸡蛋。张那时年轻，每当医疗队有空、她也有闲时，便去他们那里玩，去得多了，彼此变得很熟。那时乡下邮政不畅，信件来去慢，她如果回九江探亲，会帮他们带信到九江寄发。她记得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盛大姐是苏州人，帮她寄信的地址是：苏州花驳港岸……

那年春节，医疗队全体聚集在蛟塘过除夕（1972 年2 月14日），药剂专家陈兰英大夫因事耽误了，没有赶上与同伴们一起头天去蛟塘。除夕这天，她去与北京同事相聚，但天寒地冻，她又不识路，于是罗林生和医院另一位年轻人一起送她去蛟塘。永红到蛟塘有十华里，即使在晴天，这条乡间小道也不好走，更何况连日大雪，路滑难行。陈大夫已年近五十，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远路。他们一路走着，两个年轻人小心扶着陈大夫，路陡他们俩轮流背着她，一路上摔过很多跤。每逢摔跤时，他们俩首先会护住陈大夫，怕她摔伤。遇到难走的陡坡，他们索性护着她顺坡滚下，好在雪厚，陈大夫身上没粘多少泥。他们三个人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终于到了蛟塘。当罗林生和同伴返回永红时，已经天黑看不见路了。

医疗队在星子虽然只有十四个月，但这些专家们与星子的医务工作者和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开后他们彼此之间常有来往，县医院的医生有幸去协和医院进修。王直中是五官科专家，与星子县医院五官科医生黄诗宜成了朋友，黄诗宜后来有机会到协和进修……

医疗队离开数年后，永红、蛟塘、蓼南不少百姓如果遇上危难病，会自己到北京去找当年认识的协和医院医师，这些名医都会亲切地接待他们，帮助他们。已故蓼南公社书记易南生生病到北京诊治，协和医院的周竺安和一位姓武的药剂师就曾热情接待他、帮助他。

卫生局老局长欧阳怀少则忘不了那次北京之行，他回忆道：

医疗队返京几年后，上面给星子县分配了一辆血防专用车，要到天津提货。我便带着几个人赴天津接车，路过北京时顺便去协和医院看望当年的医疗队专家。恰巧遇上了王直中和周竺安等医生，几位专家非常热情，他们自凑饭菜票在食堂弄了一大桌菜招待我们。餐叙间，王直中大夫告诉说，你们县黄诗宜医生在他这里进修。还问我们有什么事要帮忙，尽管说！

那时物资供应紧张，我想空手去天津接车不太好，于是提出想请他们帮我们买两条好烟。第二天，王直中大夫便让正在协和进修的黄诗宜医生将烟送到了我们的住处，并说不要钱。

20世纪80年代，张筱清身体不太好，人很消瘦。她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但这家名院看病要挂个号都很困难，于是她找到了王述武大夫。王大夫见到她很高兴，问她来干什么？并想办法帮她挂了号。她调到北京工作后，有条件与当年的专家们接触，但北京毕竟太大，专家们又忙，她只是与住在清华大学的王吉鲜大夫交往较多，因她们住得近。可惜王吉鲜大夫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去世了，外科王述武大夫也已去世。退休后的王直中还到过董泉珍、张筱清夫妇在北京的家里做客，并合影留念。那是2013年的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三位朋友在鄱阳湖畔一别四十年后相聚。照片中的王直中大夫，虽年过古稀，依然精神矍铄……

当年北京医疗队留给星子人深刻的印象，随着历史风尘的沉积，渐渐变得模糊、遥远，乃至消失。但在前县卫生局局长欧阳怀少的记忆中，有一幕场景，五十年来一直那么清晰，令他无法忘怀。

1971 年冬，为了消灭血吸虫病，江西实施飞机灭螺。深秋水退，鄱阳湖露出了大片洲滩，这是血吸虫寄主钉螺的滋生地。那年深秋，人们在吴城外的洲滩上修建了临时的简易机场，供喷洒农药的飞机起降。飞机在辽阔的湖洲上低飞，喷洒灭螺药。过了一段时间，为了检验灭螺效果，医疗队队员们上洲察看。这时已是1972年年初，大雪弥天，洲滩上冰雪皑皑，一片苍茫。朔风呼啸扫过，无遮无拦，杳无人迹的荒洲寒冷彻骨，冷风吹到裸露的脸颊如同刀削。同样的低温，潮湿的南方比干燥的北方给人感觉要冷得多。最要命的是，当这些专家们工作结束后返回时，由于水流变化与积雪增厚，他们被滞留在蚌湖公社（乡）对岸，无法上岸。日暮天寒，在冰雪覆盖的荒洲上，专家们又冷又饿，处境危急。县卫生局闻讯，急调县血防站那艘“三忠号”小艇前往相救。“三忠号”劈波斩浪，急急赶到，才把这些专家接上小艇送上岸迎进屋里。屋里早已为他们烧好了几盆炭火，这些饥寒交迫、身子几乎冻僵的专家们一进屋，顿时感到温情与暖气扑面而来，有的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五十年后，当人们想象这一场景时，也许流泪的应该是家乡星子的父老乡亲。在那个讲阶级出身的特殊年代，这些京城著名医院的专家们，千里迢迢来到血吸虫病流行的穷乡僻壤，为百姓治病防病。他们中有的年事已高，身体羸弱，有的因出身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还有不少文弱女性……他们所来的星子县就在著名的风景胜地庐山脚下（长期以来庐山一直归星子县管辖），在星子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天天在庐山脚下忙碌、救死扶伤，却没有人游览过这天下名山。

……

五十年前的五月，北京医疗队在永红的专家们返京前与公社（乡）人员合影留念，这张有幸保存的照片帮助我们追寻那些珍贵的往事。尽管当年医疗队的人数与专家的姓名无法准确记录，但写下这些文字，聊以表达家乡人民对当年协和医院专家们的感激之情。